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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我们再次被安置到罗德岛州（RhodeIsland）上的纽波特（Newport），我完全着迷于冲浪。在之前的几次旅行中，我喜欢上了这项运动，那会我们被安置在夏威夷，当时我虽然还小，但激情澎湃的戏浪已成为我的最爱。除了待在水中已没有任何其他重要的事。无论何时，冲浪都是一件美好的事，我为此而跷课。有的孩子喜欢逃英语课，我却一次跷一周的课，并且情绪一来就跷课。
逃学，也是一门艺术。我将冲浪板和潜水服藏到宿舍后的树丛里，搭车到海滨。我计算着时间，冲完浪，我换上校服，再将冲浪板和潜水服藏回原处。回到家，我的同学们差不多刚好从校车上下来。我的父母不知道我没去上学。如果他们问我，为什么我的头发是湿的，我就告诉他们刚刚上完体育课我冲了个澡。
这是我喜欢的生活，但是也未能持续多久。训导主任将我的父母叫去，告诉他们我经常逃学。一个无可救药的跷课生被直接放到了D等差生行列。我父亲倒是反应迅速。一天下午，我回到家发现餐厅的墙板上，5个军校的目录一字排开。爸爸让我看一遍，然后从中选一个。当时我15岁，还是一个穿着鬼精灵冲浪衣的纨绔子弟，并且如果我说，一群穿着纳粹制服的白痴，肯定会挨骂。我指着最近的目录说：“这个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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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手指的是一个灰色的目录，“S。M。A。”三个字非常显眼。我不甚了解，但是我随便挑选的这个是全国最古老、最严厉的军事预备学校：史丹顿军事学院（StauntonMilitaryAcademy）。
我爸爸仅仅笑了笑。
两周后，我站在谢南多厄山谷中沥青检阅场上画的一双巨大脚印上。我是100名新军校学员中的一员，被称作“耗子”，正在接受史丹顿军事学院的欢迎。一个高年级的学员冲着我惊声尖叫，在他尖叫的刹那我几乎能看到他的扁桃体。我记得他呼吸急促，如果不喷出一团唾液他看起来好像不能说话。我穿着一件宽松的阿罗哈衬衫，长发及肩。幸运的是，我将那件“鬼精灵”衫留在了家里。我记得，当时我被称作共党分子、阴阳人、狗娘养的嬉皮冲浪者，与我的“新兵蛋子”战友一同奔向学院的理发店。
我在史丹顿军事学院度过了两年时光。像每个曾经去过那里的学员一样，我记着，那是一个让你每天都恨，但在余下时光中怀念不已的地方。那里学术过硬，军法如山。作为一个“耗子”，这里几乎没有自由时光。我们组成一个新兵营，每天3次向食堂急行军。随之相伴的是在检阅场上的表现，表现优异者先吃，然后才轮到“懒鬼”们。而后吃往往意味着要挨饿。当食堂的饭菜吃光了，他们就会拿“粉蛋”当早餐、午饭和晚餐。
吃饭的时候，每隔一次，我们就会被高年级的“纪律标兵”折磨。我们的房间会遭受每周三次出其不意的检查。不鼓励“开小灶”，学校禁止我们私藏行李或平民衣服。我们的私人物品、制服和武器都要接受例行检查。无论阴晴，每天下午我们都进行训练，每个周末都进行着装检阅。违反纪律者要备案，并且被送往“落后小组”这通常意味着带着来复枪和背包围着学校跑，铲雪或者扫树叶。
史丹顿是一所老校，浸润在优良的传统中。其建校的历史可追溯到美国内战时期。史丹顿的教授之一，梅杰·托马斯·胡万（MajorThomasHowie），在诺曼底登陆后率领联军突破了圣洛防线，并获得了国会荣誉勋章。在史丹顿的校友中，参议员、上将元帅、将军、战斗楷模、国会议员和世界500强的CEO，数不胜数。在这些人当中，人们可能喜欢约翰·迪安（JohnDean）和巴里·戈登瓦特（BarryGoldwater）。史丹顿绝对不是那种为了迎合学生而降低身段的学校，在这里，要么你适应，要么你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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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在这所高校每个人都携枪，我们却没遇到过学校暴力事件，但是偶尔会有人自杀。当我是一个学员的时候虽然没有亲眼目睹哪个校友做掉自己，但是我看到了几个神经崩溃、不能自控的孩子。用学员的行话说，这叫“早点解脱”。一年会发生了几次。有人又哭又闹，但是还是被当日值班的长官强行带走，从宿舍带到医务室和学校护理室。第二天，这个不幸的学员的房间就会被清理干净。没人再多谈这件事。就像我说的，史丹顿是一个严格的地方。
这个学校也奖励上进者。如果一个学员上了主任的花名册，而且得到了A或B的佳绩，他就可以得到特权，不必参加日常的自修课。而一两个小时的自由时间是非常珍贵的。这段难得的闲散时光可以用来花在学员食堂、吸烟或者闲逛。学员们理应出示由他们的父母签署的购烟许可，才能买烟，但是我从来没有听说有人要看那玩意。结果，每个人都会抽烟。另外一种逃脱军事牢笼的方法是出去参加大学运动会。运动员可以下午去练习，并且在运动场上没有扯蛋的军事理论。远离军事训练场的客场比赛备受学员们欢迎，因为那样可以名正言顺地远离行军和擦拭武器。
在史丹顿，我所学到的远比怎样清理来复枪、训练小队和擦亮皮鞋，要多得多。你可能认为，不要送年轻人去军校，因为他们可能会被磨掉棱角。但是，我的很多兄弟学员都具有多方面的天赋。有人可能会问，这个学校同样将1200名顶级问题少年放到一起，是明智的吗？在我们连队就有弗吉尼亚州第一富豪的富家子弟、水门事件的谋划者的儿子、拉丁美洲独裁者的后代、电影明星的混蛋私生子。我们也分享故意破坏他人财产、毒品交易等方面的经历。
但在史丹顿，我确实学到了很多之后在海豹突击队能用到的能力，比如开锁、热线打火发动汽车、伪造一个完美的新泽西驾照，甚至可以用它来买啤酒，那是年满21岁才被允许的行为。
在很多方面，史丹顿都像17战俘营——那个德国纳粹用来关押倾向于逃跑的盟军军官并作为“逃跑证据”的战俘营。因为专注于这一行，我们的看守员创造了“逃跑中心”。像无畏的战俘一样，我们在围墙上打洞，脱掉制服，换上藏在某个秘密地方的便服，冒着被开除的危险，偷偷摸摸地溜到镇上去喝啤酒。不像德国战俘营的逃亡者，我们的逃跑遵循圆形路线，并且我们总能在起床号吹响之前回到宿舍的双层床上。
史丹顿还教会了我另外一种极其重要的能力：怎样装门面，讲排场。我学会了擦亮鞋，保持制服笔挺并且会说“是的，长官”。在史丹顿，学员们学会了白天操练，脚尖呈一条直线，晚上嚎叫。
不能说我享受在史丹顿的那段时光，但是我需要它。我的成绩从倒数的D类上升到A类和B类。在田径和足球方面，我崭露头角。毕业那天，我被派往美国海军学院（USNavalAcademy），并赢得了全额后备军官奖学金。那个嬉皮冲浪者变成了一个爱国者。
我都做了些什么？可能因为冲浪方便，我选择了加利福尼亚的一所大学。我婉言拒绝了安纳波利斯的邀请和那份后备军官奖学金。我已经有了足够的军事经历，或许这只是我的片面想法。我的父亲自然很失望，但我从来没有因为婉拒安纳波利斯而受责骂。他从来没有提过，我感谢父亲在这件事对我的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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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丹顿毕业，上大学就变成了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史丹顿已经教会了我如何预算自己的时间，怎样学习。在加州州立大学北岭分校，我是一名大学生运动员、大学联谊会的干部并且找了一份全职工作，与此同时我的成绩也直线下降。我主修临床心理学，期望毕业后做一名心理学博士，并且到郊区去实习。
事情并不尽如人意。
我陷入爱情的漩涡中。我心跳加速，一门心思地爱上了回纽波特途中遇到的一个女人——丽莎·维特恩（LisaWheaton）。她是另外一所军校教授的女儿。大概在我被送往史丹顿的时候，丽莎的爸爸，一位上校工程师，被送至德国。我们开始不间断地写信，并且当她回到美国，加入马塞诸瑟的蒙特·霍利约克（MountHolyoke）大学的时候，我变成了一位空中达人。我们大学三年级的大部分时光都是一起在英国度过的。丽莎加入伦敦大学，我去了巴思（Bath）大学。每个周末我们都会去看望对方，并且在一起度过了美好的爱情之旅——穿越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4米4花4书4库4 ；http：//www。7mihua。com
当我们回到美国的时候，在我们的大学第四年，热情开始冷却。不仅是我，她也一样。我刚要开始毕业生活的时候，一切已经结束了。我们的分手是一段极为痛苦的挣扎，并且双方都表现得极有礼貌。我们彼此深爱着对方，却抽身而出。我以一种最善意的方式，坦诚地告诉你，我失望至极。
在这场自私的悲剧中，最终我憔悴至极。我不再对任何事情感兴趣，不再想心理学博士学位，也不再想成为一位心理学家。我万念俱灰。
我弄丢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我随波逐流，孤苦伶仃。
后来有一天，我走过校园，突然顿悟。我会耗尽20来岁的美好时光，走在通往图书馆的路上。另外3年的学校生活，一篇毕业论文，一段实习生活然后我会花费我生命中剩余的大部分时间去说服“白富美”不要害怕蜘蛛。
其实，活着的意义不止于此。在越南服役期间，我爸爸得到了7颗星没错，是7颗。那时我还是一个孩子，我清楚地记得，站在码头上等待他的驱逐舰归来的场景，犹如一场狂欢节。在乐队的演奏声中，上百名妻子和孩子们簇拥在码头上，挥动着旗帜，拽着气球。所有的人都在等待着自己的爱人或父亲从大洋彼岸归来。
在踏板放下的刹那，我们都冲到了甲板上。我们兄妹4人和母亲一起给了父亲一个大大的拥抱。他总是带着极具异域情调的礼物回来，给妈妈的泰国丝巾和轧光细棉布，给男孩带的手工柚木口袋小刀尽管他从来不过多地谈论越南，但他会将孩子们放在膝盖上，用家里的地球仪告诉我们他去过的地方。他告诉我们：看见北极熊在北冰洋里游泳、非洲海岸的落日、暹罗湾洋面上的水蛇。他曾经去过的那些地名对我充满了魔力：三宝颜（Zamboanga）、金兰湾（CamRahnBay）、爱奥尼亚海（TheIonianSea）、麦哲伦海峡（TheStraitsofMagel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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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过，对我而言，加入海军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实际上，可能比我说的更为严重。我父亲的家族在美国已有三代。除了我的曾祖父是1900年从瑞士移民来的之外，我家族的每个男人都作为军官在海军服役。我的爷爷是二战期间太平洋战场上的一位海军情报官员。我爸爸是一位职业海军军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