懿宦羲氖谌耍绻强煽诳衫衷拗幕埃械膚indows打开界面的时候，里面都是可口可乐的标记，而用户将不需要再为此买单。
梦霞：新媒体整合的世界似乎变成了一个以商业为唯一原则的世界，你喜不喜欢这样的世界呢？
梁冬：我觉得也很好，在这种情况下，传统媒体就变得越发珍贵了，如果有人坚持下来了，它坚持不向商业妥协，它会变得非常有价值。
事物就是按照这样的规律发展，有一个阶段我们会选择如何用物质去推动意识形态；但也有可能我们会觉得它不符合我们的目标了，我们又会去选择纯意识形态和价值判断的东西。这两种情况都是存在的，但是我相信前者一定是主流，后者一定是非主流。但是非主流不代表没有影响力，现在有些报纸发行量不一定很大，但是影响力很大，它代表的是影响力。
所以我们对电视的看法不要停留在电视本身的形态上，这个东西之所以是这样，不是导演要做成这样，是因为不得不做成这样，是因为整个产业要求你必须得做成这样。导演必须要考虑内容怎样做得又简短又直接、可以互动而又有趣，以配合手机的需要，你不这样做别人这样做别人就成功了，你就失败。于是做电视就很清楚，不需要为此而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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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静：我是一个结构比较完整的人（1）
小鸡捉老鹰
梦霞：听说你做记者时还有一个笑话，采访县长的时候睡着了，有这样的事吗？
李静：有，不是县长，是一个乡镇企业家。那次采访是北京的中午，夏天，特困。我都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梦霞：你做了四年记者都没培养起来对新闻的兴趣吗？
李静：我想我还是更喜欢文艺吧。当时我是在北京台做《北京您早》，跟元元、徐韬我们都在一起。我们节目当时差不多是跟《东方时空》同时开出来，因为当时要跟《东方时空》竞争，所以就选择拍曝光类新闻。我当时是跑公安口的，所以就经常跑案发现场，你要面对形形色色的人，应付各种各样的情况，就非常锻炼人。其实现在做娱乐节目我倒是非常感谢做记者那几年，你对人对事的敏感度，你把握的尺度，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我觉得都要感谢那几年做记者的经历。
梦霞：所以说一个好的记者不一定是一个好的主持人，但是一个好的谈话节目主持人首先应该是一个好记者。
李静：没错。现在好多人从院校出来直接做娱乐节目主持人，就是缺了记者这一课。只会跟明星说话，不会跟“人”说话。我觉得我最好的一课就是做记者那几年，我记得崔永元也说过，他最大的积累就是他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做记者。还有就是我的性格里面有一种东西，我喜欢刺激，特别喜欢冒险。有很多人会觉得多危险呀，但是我就觉得特别有使命感，那时候晚上睡觉都不脱衣服，因为随时就要出发，那种使命感让我觉得特别好。
梦霞：既然你对做记者也很有兴趣，为什么又会走了另外一条路？
李静：我觉得自己骨子里还是跟文艺更有关系吧。我一直是在学音乐，其实做记者是改行了，后来就还是想做跟音乐、跟文艺有关的东西。
梦霞：你大学学的是音乐，怎么会做了主持人呢？
李静：大学毕业后我分在张家口电视台，开始的时候做编辑，后来领导觉得这小孩长得还行，就让我做主持人。这时候我突然就发现我哪儿都不对了，我整天挨批，因为我比较特立独行，然后电视台又是那种作风，要求特别统一，我的那种方式他们都接受不了。
你比如说，当时在电视上说话都得高着声说：“大家好。”因为我学过音乐，我知道那个声音难听，他们非让我那么说我就非不肯，当时大家就觉得咱们一直都这样啊，你为什么不这样呢？很多东西他们不需要改变。不肯的时候我就争执，还有很多方面是这样。
我就觉得太可笑了，我当时二十多岁，也年轻嘛，我就觉得所有的东西都那么不对，都应该再重新创作一遍。我内心非常苦恼，所以后来考上电影学院我就走了。
梦霞：北京电影学院又给了你什么样的影响？
李静：最大的一个改变就是我非常欣赏自己了。到电影学院后我们每天都有电影分析课，看了大量国外的电影，看了以后老师还给分析，这时候我就豁然开朗了。因为在电影中强调的是人性，人性是多重和宽容的。你比如说，人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甚至是脾气特别古怪的人都让你觉得那么真实。我就明白，哦，原来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个性，不用大家都做一样的人，我就觉得特别美好。所以说就是电影让我看到了真正的人性的东西。
包括我特别喜欢看的伯格曼的电影，它很痛苦、很挣扎，但是它很人性。所以在电影学院的经历对我做电视启发特别大，对我的思维角度，对我对真实性的理解都提供了特别好的依据。
梦霞：学习电影对你做电视具体有些什么帮助呢？
李静：电视是一个快餐的东西，它其实是特别浅层的，因为它的表达手段就决定了你必须是特别浅层的表达。但是电影是完全不同的，它的表达是非常深刻的，同时又是非常自我的。
电视好像就是一种讲述。电视里你讲的都是一个事，一个社会现象，而电影是诗意的，是有层次的，它是有很多表现手段来支撑的，是跟电视的表达完全不一样的。我学了那么多年电影，我把我的那种感受加到电视里去以后，我发现也会不一样，你看《超级访问》的时候可能就会觉得有一种东西特别感动，其实那就是很电影化的东西。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李静：我是一个结构比较完整的人（2）
比如，我最早在谈话节目里面用音效。我2000年开始做《超级访问》，当时的谈话节目也就那么几档，《实话实说》是用了一个乐队，但我们最早尝试嘉宾和主持人谈话的时候背景衬着音乐，还有效果声，还有字幕。1999年我做第一档节目《小鸡捉老鹰》的时候就用字幕，那时还根本没人用。
梦霞：你当时是怎么想的？加字幕还得花钱，你可是自己投资啊，别人都没用你为什么要用呢？
李静：当年为了这个字幕我们就一点钱都没有了。因为我当时无意间听到一个朋友跟我说，增加字幕的收视率比不增加字幕的收视率能高出五十个百分点。后来我就想，如果有语态不清、表情不够生动的地方，字幕都可以弥补，咱就甭说可以增加五十个百分点，增加二十个百分点，就是只增加观众的集中力，咱也要加啊。
当时为了加字幕特别费劲，我们还雇了外面一个专门打字的把字打出来，特别麻烦。但是我说必须要上，而且要铺音乐，还要加效果声。他们就说，哎呀这太乱了吧？谈话节目怎么这样做啊？可是，我当时就觉得人家都没有这样做才好，都这样做了我不就没什么了吗？而且我自己知道这样做是对的。
因为我们在学电影的时候是要讲元素的，电影里面是一定要加音乐的，我们在分析好莱坞电影的时候，老师让闭上眼睛听有多少种声音出现，风声、雨声、音乐声、人声，都是要写出来的。音乐也是一种语言，情绪性的对白你只有加了音乐才能出效果，才能让人特别感动。基本上其他谈话节目在特别长的时间里都没有音效的支持，大概是两年之后，大部分节目才都加音乐了。
梦霞：做《超级访问》之前，你在中央台也做过主持人，不过好像并没有被太多人知道，这段经历是怎样的？
李静：坦白地讲，其实1996年之前我都没有很认真地做电视这个事，我老觉得我的职业是另外的东西，是音乐。因为我弹了太多年的琴，我是河北师大音乐系毕业的。我只是觉得这职业蛮好玩的，挣钱也不少，我当时可能只用了三分之一的力量来做，其实是在混，虽然混得还是蛮认真的，就是至少领导交给你的事情你认真完成，但是没有动脑子在做。
但是，当你年纪慢慢大起来的时候，你会觉得，既然我选择了电视，我干吗要混下去啊？你看我现在连个好栏目也没有，等混到三十岁以后连差栏目都没人用我了，怎么办啊？
我这个人不是个一直都非常认真的人，我之前就是玩儿，我是极其贪玩的一个人。但是，哎，忽然觉得不对了。
当然今天来看，其实我玩儿的那几年也是特别好的一件事。就是在那五年里头，人生中特别奇怪的人我都见了。因为每天玩都会认识新的人，然后再跟新的人一块儿去玩，吃饭呀、旅游呀、唱歌呀，我觉得这是我极其宝贵的财富，这叫社会经验、人生体验。包括现在的小说《作女》、《贻笑大方》什么的，里面很多人物，包括很多电视剧里写的漂在北京的一帮人，就是我们这样的。我们当年就是这样都找不着北的一群人，我们真的是覆盖了社会的方方面面。忽然有一天，我发现这些东西都可以用在主持上了，什么人你都见过了，你就特从容，那种感觉真的特别棒。
你不能说就只是跟单位里的人在一起。你上学时是三好学生，大学毕业来一单位，还一直是先进工作者，那可能社会经验就是空白。你面前来了一个嘉宾，你可能都会很吃惊，他怎么是这样啊？对啊，你都没见过，你都没经历过，你都不知道，你就觉得他特怪，那你问他的肯定都是傻话。这就是人生经验。
主持人没有生活经历挺难做的，奥普拉就是因为有那样的生活经历，所以她才那么厉害，我特别相信这一点。
很难讲我到底是因为学了什么、经历了什么、在节目里放进去了什么我才做成了这个。可能是这些东西都混在一起，慢慢积累，然后，你坐到这儿以后，就可以把那些东西都搁进来，你就觉得这样也对了，那样也对了，就算是感觉对了吧。
梦霞：在《超级访问》之前，你的状态是一直在寻觅吗？想寻找一个适合自己的节目却发现真的很难？
李静：没找到啊，所以我就自己做了《超级访问》。坦白说，在做《超级访问》的时候我也没能那么清晰地确定说我就适合这个了。我就是冥冥之中跟着感觉走。如果当时我碰到一个像我现在这样有过很多年电视经验的人，他可以告诉我说：哎，李静，你就适合做什么做什么，就像一个演员碰到一个好的导演，能有一个导演把他给用对了，可能就会好很多。
梦霞：可是你大概很难指望谁来充当这种角色，这样的人实在太少了，这其实也不是一个个人问题，而是一个行业标准问题，一个电视整体发展水平问题。
李静：是啊。为什么张艺谋的演员永远能一夜成名，跟张艺谋齐名的导演也很多啊。就是说有判断力的人太少了，最起码在电视行业是这样。之所以诞生了大量制片人兼主持人，就是他要自己塑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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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军：娱乐是一碗心灵鸡汤（1）
我和刘仪伟；曾经最沉默的两张嘴
梦霞：你喜欢看什么样的节目啊？
戴军：我一般半夜十二点以后看电视。原来我喜欢看中央四套的《中国新闻》，我挺喜欢看鲁健的，还有萨贝宁那个法制节目，王志那个我也挺喜欢的。但有时候王志不让人说话，他很强势，他会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