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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军仍在《时刻准备着》，《艺术人生》转眼间就兵败如山倒。整整一年时间里，我一再犹豫是否要把《艺术人生》放在采访之列，如果全国人民都喜欢《艺术人生》，我为什么不满意呢？但我还是不能说服自己接受它，这个制作水准令我非常景仰但是内容和趣味让我很不认可的节目。它在各种艺术手段的支持下，做的是愚昧人们情感和认知的事情，而一个愚昧大众的节目，无论制作多么精良都不是好节目，请原谅我不用商业的标准去评判它，因为它是中央台的节目。
那么，新闻频道呢？《东方时空》十年铸造的人文精神，文化品质到今天几乎荡然无存，仅仅在《社会记录》里依稀可见。《面对面》“非典”时期昙花一现，但当没有真正的新闻人物可以去挖掘，质疑就只剩下个不合时宜的外壳。崔永元是个主持天才，可以称得上“德艺双馨”，可是他病得厉害，是什么让他如此无奈？
十套的《百家讲坛》很火，是在消费历史，电视剧也很火，也是在消费历史，从中国电视剧到中国电影，成功的作品大多是在简单地消费历史。甚至它的视角都没有站在现代。我们在对历史的审视和自诩中麻木自己现实生活中脆弱的神经，好在中国有五千年历史，总能挖出一些惊喜。
还有一些什么呢？一到十三套细细数来，到底是什么在支撑着央视的河山？
只剩下一些制作尚算精良的低端产品在撑着版面，没有亮点，没有温度。人们想表明自己有身份有品味的时候都开始这样说：我不看电视。电视人听了这句话应该集体汗颜。
转过头去看湖南卫视，这是中国定位最清晰的一家电视媒体，文化和定位非常明确：平民性和娱乐化。它拼尽全力在领跑中国的娱乐电视。
后面还有一个可怕的网络追兵，没有谁能够预言网络将会怎样改变、颠覆甚至是瓦解电视。
央视也许并不必谋求一枝独秀，只有众木成林，共同把蛋糕做大，电视产业、文化产业才能真正地发展与繁荣。央视所要谋求的地位应该是在信息和文化方面，而不是娱乐。国家台不应该负责娱乐，娱乐是市场和商业的事情，文化和信息才是政府的事情。
潘礼平：为人民服务（1）
娱乐化就是人性化
梦霞：从你的电视经历和个性来说，其实《晚间新闻》的风格，也就是潘礼平的风格？
潘礼平：应该说打上了深深的个性烙印。《晚间新闻》就像一个很有亲和力的人，他的亲和力不是某一个因素构成的，是综合因素，是对大众的亲和力，并不是对某一个层面观众的亲和力，无论是你传播的内容、知识，看事情的角度，节目倡导的思想、精神内涵等等，是要各个层次的观众都能从中找到需要、得到满足的。就是小学六年级的学生，他也要有看这个栏目的理由。
梦霞：什么样的东西才是六年级的小学生喜欢，大学教授也喜欢，能把各种人最大程度留住的呢？
潘礼平：那就是新闻的人性化，就是抓住人的共性做文章，就是节目的每一个层面、环节都能根据最广大观众的共性来追求，这里的共性可以理解为共同兴趣。可以说全国唯一能够吸引小孩还能吸引教授的新闻栏目，就是我们这个《晚间新闻》。
《晚间新闻》的反馈是最广的，也包括很多领导和他们的家属。为什么吸引各种层次的人呢？因为无论是领导还是什么人，最终他还原成一个人的时候，都会喜欢有趣的、新奇的、优美的、有情的、惊险的、开心的、滑稽的、益智的、实用的、出气的、解恨的等等。这是人的天性，你只要抓住了各种人的共同天性，从小孩到总统都会喜欢的。
为什么2000年美国《纽约时报》到湖南电视台来，唯一点名道姓要采访的就是《晚间新闻》呢？因为美国的娱乐节目比我们发达得多，但是新闻节目他们永远不会这样做，他们更热衷于揭露各种内幕，所以他们对独一无二的《晚间新闻》很感兴趣，硬要跟着我们一起去采访有趣的新闻。
梦霞：你有一个观点认为“电视就是一个人”，《晚间新闻》就是“一个有亲和力的人”。
潘礼平：我说电视的本质是一个人，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么多电视台在空中大战，就好像很多的推销员在推销，“你要买我的脸盆啊”，都是在吆喝，在争夺顾客、招揽生意，越是有亲和力、有风度、幽默、花样很多、动作新奇的推销员就越能吸引顾客，这个人所表现出来的这种魅力、这种吸引力，就是电视应该去吸收、借鉴的东西。我目前想到的能够解释《晚间新闻》的，就是它已经成为这样一个“人”了：善良、开明、生动、幽默、真实、真诚、爱玩花样、有点思想、有点亲和力、有那么一点魅力。
看《晚间新闻》和看其他的新闻有很大的不同，一般新闻是提供信息、提供资讯，而《晚间新闻》还有一个“享受”的功能，即由于内容的大杂烩和风格的杂交化使节目呈现出苦辣酸甜咸各种味道，使你的喜怒哀乐随着节目层层递进，一路看下来得到五味杂陈的各种“享受”。
一般来说做娱乐的就是做娱乐，做新闻的就是做新闻，我们是嫁接得比较好的，这样传播的效果更好，我实际上把娱乐的优势和新闻的优势结合起来了，娱乐节目比不上我的内容，我的内容更吸引人、更真实；新闻节目比不上我的娱乐性，我的更有可看性，这里面应该说路子比较宽。
梦霞：有人认为，地方电视台的新闻改革有两个代表，一个是民生新闻的代表《南京零距离》，一个是新闻娱乐化的代表湖南的《晚间新闻》，你本人又是怎么来看待新闻娱乐化的？
潘礼平：其实我觉得《晚间新闻》根本不是娱乐化，如果是“娱乐化”很多内容应该不适合做，严肃的、感人的、思想内涵比较丰富的，怎么会适合娱乐化呢？《晚间新闻》很多东西都是很认真的，寓教于乐的。“娱乐”只是很皮毛的东西，只能说这档新闻更加注重可看性。
在我看来，我们所有的追求都是人性化，不是娱乐化。
梦霞：很多时候看到《晚间新闻》，都会让人觉得挺感动的。
潘礼平：我们讲最生活化的语言，“做个有良心的人”就是最普通的语言，老百姓就喜欢这么讲，这也是我的世界观。我强烈主张平等，帮助那些弱小的人，你可以锦上添花，但我喜欢雪中送炭。
越到后来我们节目里就越是讲两句话：“做一个有良心的人。多做雪中送炭的事。”我想把这两句话作为晚间新闻的座右铭，或者内在的精神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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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秋镝：中国人并不缺乏善心（1）
中国人并不缺乏善心，而是缺少唤醒
梦霞：今年七、八月份还有另外一个更为火爆的电视节目，那就是“超女”，这两个节目在活动上用了很多相同的手段，有没有人拿“圆梦行动”和“超女”进行过比较？
姜秋镝：有人说是公益PK商业，高雅PK低俗，我们也不说哪个低俗哪个高雅。今年七八月份的时候人们的确看到了这样的景象，一边孩子可能是拿着募捐箱，说请您帮助一下贫困的大学生吧，他们需要上学，他们需要知识，知识能够改变命运，另外一边孩子就说请你给谁谁谁投一张票吧，发一个短信吧。这样两种景象放在一起，可以看到完全不同的两种价值观。我想央视作为国家媒体应该倡导社会的主流价值观。
做完“圆梦行动”，觉得心里充满了阳光，充满了温暖，觉得世界上还是好人多。就我们这样一个小小的节目，就有那么多人捐款来帮助那些孩子。新加坡《联合早报》采访“圆梦行动”后写了一个评论，说善心在这个国家依然发出微弱的光芒，我说我不同意这句话，我们这个小小的栏目做了五十多期节目，而且很多层次的东西很多活动还没能做起来，就有这么大的传播效应，可见中国人并不缺乏善心，而是缺少唤醒。而唤醒公众的功能恰恰应该是媒体承担的。令我们欣慰的是，“圆梦行动”整个系列节目最后的收视率并不差，节目很好地诠释了绿色收视率的理念。
其实我们当初也没有想到。今年三四月份我们在策划这个节目的时候也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就是募集捐款一个亿，资助差不多两万个孩子。结果自己也吃了一惊，哦，还能这样啊，我们后来在节目里做了一个小版块，“圆梦快报”，每天连续报捐款数字，每天都报，很多人都特别关注这个数字，过一亿的时候，《新闻联播》也播了。
这次活动我认为是媒体和公众之间做了非常高效的互动，观众看了节目非常希望帮助他们，节目播出后很多人问我们要碟，说要给我儿子、女儿看，他是希望这个东西能够触动他们的孩子。
节目的影响力做出来了，捐款人的层面非常广泛，上至党和国家领导人，下到拿低保的普通老百姓。人大副委员长王兆国夫妇以两个老共青团员的名义，捐了福建灾区的两个孩子。兄妹两个都考上大学，只能去一个，夫妇二人争吵不休，后来决定让儿子去，不让女儿去了，这样一个节目，王兆国夫妇看了以后非常感动，就给青基会打电话，说要捐这两个孩子，在捐款的信封上亲笔写下了两个孩子的名字。
###副总理帮助“圆梦行动”进行劝募，她让美国柯达公司捐了二十万美元，全部给了我们做启动仪式的广西都安县。
还有一位不留姓名的老将军，广西的孩子来北京他到车站去接，但是不让我们的记者去拍。企业家、白领捐款的也特别多，李东生捐了一百多万，很多企业把这个节目作为教育员工的一个活动。
更多的是普通老百姓，我们每一个电话都做记录的，有些就记着“听不清，一听就知道是在街上用公用电话打的。他本身就是打工的，他就想捐个几百块钱，他捐不起一个孩子，他说捐几百块钱行不行？”
还有敬老院的阿姨，自己的生活都不能照顾了还要捐款。还有监狱的犯人，上海青浦监狱的犯人凑了八千八百块钱，捐了两个孩子，监狱把这个事作为教育犯人重生的一个很好的项目。我们去采访犯人，他们说，相信我们，捐的全是干干净净的钱。安徽一个班的小孩寄过来一个捐款箱，上面写着每一个人的名字，里边都是一毛两毛的毛票。收到这个捐款箱的时候，我就想，熬了那么多的夜、受了那么多的罪，全都值了，觉得自己特别欣慰，觉得生活是有价值的。
姚明是我们的形象大使，他在参加启动仪式的时候，我们同时请了两个孩子，兄弟俩，来自甘肃。他们老家特别贫困，喝水靠雨水，我们做的节目就叫《驴背上的兄弟》，因为这两兄弟用一条驴帮人到很远的地方去驮水回来卖，好大的一桶水五毛钱，这样来挣钱上学。今年他们全考上大学了，一个是大连海事学院，一个是北京物资学院。金榜题名，很高兴啊，但是不要说两个兄弟，家里连一个人都供不起，爸爸在外打工，妈妈有病，怎么办？愁得不行，来参加我们的启动仪式，第一次出门，第一次坐火车，第一次到北京，第一次到人民大会堂，第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