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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哈金斯又逐年分析了有拉扎德投资银行合伙人担任董事的并购业务和没有合伙人担任董事的并购业务，并得出了拉扎德投资银行在前一类并购业务中获得的佣金占佣金总额的比例—该比例在1965年为85％，1966年为63％，1967年为29％，1968年为58％，1969年截至劳动节为42％。哈金斯然后又问道：“你有没有发现，在这些公司中享有董事席位可增加贵公司的业务呢？”
“不，先生。”费利克斯回应道，他仍然坚持自己原来的观点，“我只是发现公司客户迟早会邀请我们的合伙人到他们的董事会任职，而且事实情况也是如此。我们无法强迫董事会接受我们的观点。如果我们与某家公司有了业务往来，而且我们也提供了相应的服务，那么在未来某个时期，这家公司就会邀请我们到它的董事会任职，这样我们和公司的联系就会更为紧密。”
“你认为获得董事席位是投资银行与客户之间发生业务关联后的自然发展结果，就像婚介与客户的关系一样，是这样吗？”哈金斯这样问道。
费利克斯显然被“婚介”这样的类比激怒了，于是他回答道：“我们并不认为自己是婚介。就我们所提供的服务而言，这是一类非常私人化的服务。”（拉扎德是婚介这个概念还将再次浮现）。在听证后的第五周，费利克斯向小组委员会呈交了一份关于客户在1964年到1969年劳动节进行的特定交易的清单，在这些交易中，拉扎德投资银行并没有获得任何酬金，但拉扎德投资银行在交易公司拥有董事席位。这份清单包括了ITT公司在1968年和1969年进行的10桩没有聘用拉扎德投资银行的交易，其中包括与喜来登和黄色出租车公司的交易。而且清单还显示，费利克斯所在董事会的其他董事在此期间否定了其中的五桩交易，使得拉扎德投资银行无法参与这些交易。
小组委员会于是将注意力转到了拉扎德投资银行的套利业务上。当时这种同时买卖并购相关公司证券，以期从公司证券价差中获利的套利策略还鲜为人知。费利克斯向小组委员会大声宣读了一份关于套利的极其清楚简练的总结。“尽管这需要极强的专业性，但是套利的概念在很早以前就已经形成，而且有了实施先例。它本质是指具有相应收益的短期高风险投资之间的一种对冲。”他解释道，“现代市场上的一个典型例子就是在并购交易中的套利，假设两家公开交易公司业已公布交换的价值。由于一支股票会按特定的比例与另一支股票进行交换，那么从理论上说，两类股票的价值必须相等，但是种种原因导致了这两者在价值上的差异。”费利克斯接着解释道，这些原因包括“证券市场和货币市场的突然变动”、“并购协议中的各种担保和其他‘遗漏点’”、“政府反对”以及“股东反对”等。然后他说：“套利者愿意承担风险，在交易顺利完成时，他会从当前的市场价值及最终实现的市场价值之间的价差中获利。”塞勒仍要求费利克斯对套利进行“完美”定义，而小组委员会的总顾问刚深入分析了拉扎德投资银行合伙人是否从所指导的各项并购交易中获取了不正当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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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6节：1 大 佬（46）
“贵公司是否设立了相关规定，禁止交易拉扎德投资银行提供并购服务的公司的股票，或交易一方为拉扎德投资银行担任董事的公司的股票？”哈金斯问道。
“是的，先生。”费利克斯回答，“我们对套利部门设有两条规定。第一条规定从我们进入套利业务以来就开始实施，第一条规定还只有三到四年的历史。根据第二条规定，我们不得对公司合伙人担任董事职务的交易所涉及的股票进行套利。从去年年末、今年年初开始，我们将这条规定扩展到了虽然拉扎德投资银行的银行家不担任其董事但是以某种形式提供顾问服务的公司。此外，我们在全公司实施了禁止根据任何内幕信息进行证券交易的多项规定。”
当小组委员会主席要求费利克斯对拉扎德投资银行的自控措施加以详细解释时，费利克斯这样说道：
首先，我们没有任何必要看跌那些我们占有董事席位的公司的证券，而且这在价值取向上也自相矛盾。其次，将拉扎德投资银行提供顾问服务的公司排除在套利交易的对象之外时，我们是非常担心的，主席先生，因为我们进行的套利交易越来越多，因此内部也存在这类安全问题。虽然我们一直尽力保证拉扎德投资银行的行为不存在瑕疵，而且我们也在内部实行信息管制，仅向必要的人透露相关信息；虽然我们这样做可能降低了套利部门的利润，但是将这类交易排除后，我们会更加安心。
以下是关于内部交易的第一次问答记录，当时伊利诺伊州的议员罗伯特·麦克罗瑞问费利克斯，如果一名并购银行家在并购交易公布前让客户购买并购对象的股票，他会做何感想？
“这是违法的。”费利克斯说道。
“到底如何违法了呢？”麦克罗瑞接着问道。
“让我们来假设一下您说的这种情形。如果我们应邀担任一家公司的顾问，就该公司对另一家公司的并购提供指导。然后在交易被公布前，我们对客户建议说 ‘购买这支股票’，这种情况就是误用内部信息的例子。”费利克斯接着说道，“我所强调的套利，只有在……”
“这是不是违反了证券法规？” 麦克罗瑞插嘴问道。
“是的，先生。”费利克斯接着说，“但是套利交易只有在交易的各项条款公布以后才能进行，由于所有的信息都已经公开，因此套利交易是不可能涉及到内部信息的。但是议员先生，根据我对法律的理解，您先前描述的那种情形是完全违反法律的。”
塞勒紧接着加入了问话。“让我来问你这样一个问题。”他说，“你对自己设置了这样的限制，那么您在华尔街的其他对手是不是也遵守这些限制呢？”
“我不知道，主席先生。”费利克斯回答道，“我们不和对手谈这个问题。”
“你不知道吗？”塞勒接着问道。
“不知道。”费利克斯回答。
“他们知道你们对自己设定的限制，不是吗？”塞勒这样问道。
“不，先生。”费利克斯回答，“他们应该不知道。”
“这并不是秘密，不是吗？”塞勒觉得比较奇怪。
“主席先生，我们经营公司的方法并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楚的—我们还是非常注意保护公司商业秘密的。”费利克斯回答道，这时的情形显得非常滑稽。
“你们采取了非常合理的做法，”委员会主席总结道，“将这样的真理散播到大众中去不是对你们相当有利吗？”
“主席先生，如果这样的话，我个人认为人们会觉得我们比较自以为是。”费利克斯回答。
“他们可能会认为你们是一群傻瓜。”塞勒接口道。
“可能吧。”费利克斯说。
在这种友善的戏谑后，小组委员会又开始讨论拉扎德投资银行所扮演的付费战略顾问的角色。塞勒问道：“你能不能粗略地告诉我们，在纽约市有多少家与拉扎德投资银行有类似规模和影响、提供并购服务的银行—如果没有更好的词汇，我会使用‘婚介’这个词—抑或是婚介呢？”
“主席先生，我更希望您使用道德标杆这个词来描述我们。”费利克斯回应道，“在本领域的所有知名投行中，我认为共有10到15家是大型企业。”费利克斯以后也会经常提到这个他自创的投资银行家道德操守—这显然是虚伪透顶的—就在2004年7月，也就是他在小组委员会面前作证的35年后，费利克斯在《纽约时报》的一篇采访中这样说道：“在进入这个行业时你必须有一套道德标准，你不可能拖到以后再去学这些标准。如果人们的行为方式不道德，那么我不能指责华尔街，我只能指责那些行为不道德的个人，他们本应知道如何正确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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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7节：1 大 佬（47）
在1966年到1969年期间，投资银行的收费飞速上涨，这也表明华尔街并购业务的形势一片大好。但到了1970年，情况则大不相同。全面的危机在华尔街蓄势待发，经纪公司在急速增长的股票交易中疲于奔命，他们根本没有足够的人手来处理堆积如山的文书工作。虽然这个问题在计算机时代显得微不足道，但是这些工作在当时是极其枯燥乏味的，即使是当时最有先见之明的公司也难逃这个问题的困扰。纽约证券交易所很快就发现自己面临着一个巨大的问题。为了应对公司破产的危机并尽量去拯救这些公司，证券交易所组建了纽约证券交易所监督委员会，俗称危机委员会。交易所在1970年6月任命费利克斯担任该委员会的负责人，他在1968年5月就已经担任了证券交易所理事。委员会的五位成员中，有一位是当时的理事会主席伯纳德·拉斯克。这些智者非常担心一家大型企业的倒台可能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从而摧毁公众对市场的信心，进而可能破坏美国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
这个问题（研究华尔街的史学家们戏称为“后台危机”）的症结在于，由于大型证券公司的交易量在1967年急剧飙升，这导致那些资本化不足的私有合伙企业根本无法应对交易量“意外巨幅提升”所带来的大量文书工作。很多公司后勤人手的增加速度过慢。而且不幸的是，当公司最终匆忙地聘用了这些人员后，那些有才能的人又受到了不良影响。许多公司都在堆积如山的未处理文件中忙得天昏地暗。到了1969年年末，据纽约证券交易所执行官李·阿宁所述：“文书工作的问题已经得以解决。”但是，危机却刚刚开始，就在各家经纪公司增加人手来处理大量的文书工作时，业务量突然直线下降了。
当时人们普遍认为，资本主义在1970年面临了自1929年以来最严峻的考验。“我们通过650家道琼斯指数企业来观察世界形势，佩恩中央铁路公司破产、信用危机、柬埔寨问题、肯特市问题—我们不清楚一切将去向何方，当时的世界形势相当严峻。”费利克斯这样告诉《纽约时报》。到了1970年盛夏，担任危机委员会负责人的费利克斯必须应对一场全面的危机：老牌的知名经纪公司海顿斯通即将面临瓦解，而约瑟夫·P·肯尼迪正依赖这家公司为第二个儿子的总统之路积累财富。海顿斯通在全美拥有62家办事处，但是它的后台系统却混乱不堪。更糟糕的是，该公司即将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