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的主要注意力还集中于向西方学习资本主义，只是偶尔才涉及社会主义；那么，在这时，中国已经产生了一批赞成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社会主义已经形成为一股具有相当大的社会影响的思想潮流了。
不过，开始时，人们对社会主义还只是一种朦胧的向往。瞿秋白回忆说：当时，“社会主义的讨论，常常引起我们无限的兴味。然而究竟如俄国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青年思想似的，模糊影响，隔着纱窗看晓雾，社会主义流派，社会主义意义，都是纷乱，不十分清晰的。正如久壅的水闸，一旦开放，旁流杂出，虽然喷沫鸣溅，究不曾自定出流的方向”。《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1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57页。人们一时还分不清科学社会主义和其他社会主义流派的界限，一时还确定不了自己的信仰。无政府主义、革命的工团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以及新村主义、泛劳动主义等等观点在各种报刊上纷然杂陈。中国的先进分子只是经过反复的比较、推求，才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科学社会主义。
在中国大地上率先举起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旗帜的，是李大钊。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李大钊独具慧眼，首先指出这个革命将开辟历史的新纪元。在1918年7月发表的《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一文中，他认为“二十世纪初叶以后之文明，必将起绝大之变动，其萌芽即茁发于今日俄国革命血潮之中，一如十八世纪末叶之法兰西亦未可知”。在同年11月、12月发表的《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两文中，他再次强调，“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预言“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在1919年9月、11月所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他明确地把马克思主义称为“改造世界原动的学说”，说明“马氏的社会主义理论，可大分为三部”，并且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和阶级斗争理论作了比较系统的论述，指出“他这三部理论，都有不可分的关系，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系起来”。与以往的一些人对马克思学说所作的片断的、不确切的表述不同，在李大钊的这篇文章中，马克思主义已经具有相当完整的形态，并且得到了基本正确的阐释。这表明，李大钊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