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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其馨还是没有回答，她挂上了电话。可是，半分钟后，她又打过来，只说了一句话：“关璐，还是对不起。”
我抱着话筒流眼泪，心里是说不出的疲倦。明明早已铸成的事实，我为什么还要不甘心？还要去自讨没趣？我试图要伤害张其馨，结果只是更严重地伤害了自己；她有程明浩对她好，我没有。
应该放手了。
一九九八年平安夜，我和杜政平参加完一个聚会回来，一人一罐啤酒坐在公寓楼门前的台阶上看星星。远处树上彩色灯泡扎成的大蝴蝶结在森然清冷的夜色里灿烂夺目。那时候，郑滢早已去了加州，杜政平成了我在学校里最亲近的人。
“这里的星星特别亮。”我说。
“大概是地势高，空气污染比较少的关系吧。”
“它们看上去那么近，其实却老远老远，”我有点感伤，“我们来唱歌吧。”
我起了个头，我们一起唱《且行且珍惜》：
……
迎着风向前行我们已经一起走到这里
偶尔想起过去点点滴滴如春风化作雨润湿眼底
憎相会爱别离人生怎可能尽如人意
缘字终难猜透才进心里却已然离去
……
杜政平的声音很好听，我们合唱得天衣无缝。
一首歌唱完，他把手放在我的手上，我想把手抽出来，他压得很紧。
“关璐，我还是喜欢你，”他一本正经地盯着我，“怎么办？”
那一刻，我被他感动了。我把头轻轻靠在他肩膀上：我好像也没有什么理由不喜欢他啊。他转过头来吻我。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晚上十一点和十二点之间的某个时刻，我和杜政平开始谈恋爱。我想，他是个好人，我要努力地去爱他。
后来，我才明白，真爱一个人是不需要“努力”的。在付出爱情的那一刻，便已是“覆水难收”。
二十世纪的最后一年开始得相当愉快，计算机系给了我奖学金，开学没几天，又收到郑滢从旧金山寄来的礼物——一瓶香奈儿五号香水，那是我拥有的第一瓶香水。很久以前，我跟她说过有了钱要去买一瓶香奈尔五号，没想到她一直记得。
我立刻打电话去问她是捡了钱包还是傍了大款。
她格格笑着告诉我她联系到一家软件公司去实习，做软件测试，一小时二十美元，每周二十小时，算下来一个月扣税还能有接近一千四百块钱。
“我觉得自己好有钱，”郑滢会豪爽地去花还没挣到手的钱，“对了，我们公司今年业务多，需要很多实习生。昨天我去报到，人家还问我有没有同学可以推荐，就做一个暑假也行。要不要帮你推荐？”
“我到时候可能要修课。”
“机会很不错啊。”她极力建议。
我犹豫了一下，说：“我不想去旧金山。”
“哇，出息不小，”郑滢叫起来，“人家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你够彻底，连井也一起怕！”
“我就是不喜欢那个地方。”
“随便你，随便你。”郑滢无可奈何。
杜政平今年的生日，我送给他一条黑底嵌灰色和酒红色暗纹的领带。那是我在一家男装专卖店橱窗里看见的，模特儿身上穿的浅淡银灰色衬衫配那条领带，简直无懈可击。他高兴得像个孩子。
放春假时，我们去纽约玩。在洛克菲勒中心楼下的一家礼品店，杜政平给我买了一个“情绪戒指”。说明书上说它会随人的情绪转变颜色：人高兴的时候，它变成橘黄色；难过的时候，它变成紫色；伤心的时候，它又会变成深灰色。我并不相信，但还是觉得很好玩。我把它套到左手中指上，紧了一些，换无名指，居然正正好好。可是，我想了想，还是把它套回中指。
那天下午，我们去登帝国大厦。
“帝国大厦现在也不算纽约最高的建筑了。”他有点不以为然，他想先去看金融区。
“帝国大厦顶上被人称为‘离天堂最近的地方’。”我拉着他去。
我们坐电梯到帝国大厦顶上，景色很美，风也非常大。我们拍了一些照片，就随着人流下来。纪念品商店的一角，有人拿着相机给走过的游客拍照，照片贴在楼下，喜欢的话可以买下来。
我没有什么准备就被杜政平拉着去拍了一张，觉得很不满意。到楼下一看，果然头发被风吹得很乱，表情也不自然，背包背在前胸，像只袋鼠。
我说：“难看死了。”
“我觉得不错啊。”杜政平倒是感觉良好，“唉，我们把这张照片买下来吧？”
“什么？拍这么蹩脚还要十二块九毛九，不要不要！”我很坚决地否定了。就在这时，隔着喧嚷的人群，在另一面墙壁上的一张相片里，我看见了一双眼睛。
那双眼睛，属于一个我认识的人。
我以为自己已经把他忘记，其实，我并没有。
在这个千里之外的陌生城市，在离天堂最近的地方，我们竟然以这种方式重逢了。
我定定地和相片里的程明浩对望，他的眼睛里有一点东西在闪烁，刚开始，我分辨不出那是什么，但它却像闪电一样刺痛我的眼睛，也毫不含糊地刺痛我的心。
突然，我醒悟过来，他眼睛里面闪烁着一种忧伤。电光火石间，我的脑子像被人狠狠踩了一脚，留下一个清晰的印记：我并不知道他眼底的忧伤从何而来，却莫名其妙地觉得，它好像和我有关。
怎么会和我有关呢？我终于回过神来，焦急地环顾四周，他应该就在这附近，我要找到他。我要他告诉我那点和我有关的忧伤是什么。既然和我有关，那么，我就有权利知道。在离天堂最近的地方，人，是不是都会坦诚一点？
“你在看什么？”杜政平拍拍我的肩膀，“不想买的话就走吧。”
我猛地回过头，“我们把它买下来！”
“你刚才不是还说……”他目瞪口呆。
“我说买就买嘛！”我不耐烦地推他，“快点啊！”
他或许觉得我喜怒无常，但当时我心里惟一的念头就是不要程明浩看见我和杜政平的合影，一定不要。我懊悔拍那张照片。
一路上我都在左顾右盼，却怎么也找不到那个高高的身影。他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杜政平问我：“你怎么了？”问了好几次。
我只是摇头。我知道自己不应该这样，可就是不愿理他。刚才程明浩眼睛里面的忧伤，像两根钉子一样牢牢地扎进我的心里，让我的心很痛。他到哪里去了呢？
我不要他忧伤。即使早就明白他并不爱我，我也不要他忧伤。
我们在三十二街一家中国餐馆吃饭。结完账，老板送来两块签语饼干。杜政平打起精神，拿起一块，笑着说，“我最喜欢拆签语饼干了。”
他打开那块饼干，里面居然空空如也——没有“签”。
“怎么搞的？扫兴！”他有点沮丧，“看看你的吧。”
他拆开我面前那块，拿出纸条看了看，很高兴地把它递给我，“写得很准呢。”
我拿过那张纸条，上面写的是：“你爱的人，正在不远的地方看着你。”
我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哆嗦。
我从没相信过签语饼干，觉得它们都是讲一些模棱两可、似是而非的话来讨人高兴。可是，这块饼干里看似普通的吉利话，却是气势汹汹地在逼问我的心事，非逼到我缴械投降。我爱的人，正在不远的地方看着我，那个人，究竟是谁？他，又在哪里？
我看看手上的情绪戒指，吓了一跳，它果然变成了灰色——我在伤心！
等我把那张纸条细细叠好，放进上衣口袋，我已经明白了，“签”上所指的那个人，是程明浩。为什么？因为，我希望他是程明浩。自己的心，比上苍、比什么情绪戒指更有说服力。
他也在这个城市的某个角落，我们或许隔了一条街，或许已经擦肩走过，或许曾在同样的地方投过目光、留过脚印。
以后几天，无论去哪里，我都会不由自主地往人海里寻找，可是，没有找到。纽约，毕竟是个很大很大的城市。任何人掉到里面，都是石沉大海。我和程明浩，好像离得很近，又仿佛隔着天涯海角。
在回程的飞机上，我一觉醒来，发现杜政平靠在我肩膀上睡着了，神态单纯而平静。我很难过：他那么信任我，我却要变心了。可是，也不能说我变心，从一开始，我爱的就是程明浩，我的心，没有变过。无论如何，已经欠他很多，我不能再欠下去，否则，一定还不起。虽然程明浩并不属于我，我也不属于杜政平。
飞机飞到新墨西哥上空，我把杜政平摇醒，对他说：“对不起，我们分手吧。”
等杜政平终于弄明白我不是开玩笑，脸色发白，“我什么地方做得不好吗？”
“没有，你很好，真的很好。”我不得不承认，杜政平在很多地方无可挑剔，“是我不好。”
他转过头去看机窗外暗沉沉的天空，过了好一会儿，又问我：“你是不是喜欢上了别人？”他的嗓音有点颤抖。
我无言以对。
“他是谁？”杜政平不停地把座椅扶手上的烟灰缸打开又合上。
我不回答，他又问一遍，然后苦笑着说：“就算输，你也该让我知道输在谁手里。”
我横下心，老老实实地告诉他，“程明浩。”
“程明浩？”他的表情非常惊讶，“你们什么时候开始的？”
“我们没有开始，”我心酸地说：“他不喜欢我，他喜欢另外一个女孩子。所以，请你不要为难他，因为他不知道。”
我把情绪戒指取下来，还给他。
“两块九毛九的东西你也要还？”
“还是还给你比较好一点。”我坚持。他默默地接过戒指，放进上衣口袋，轻轻地说：“没想到会变成这样。”
我的眼泪流下来。我不值得他这么对我。
那天晚上，我给郑滢打电话，告诉她我希望夏天能到她的公司做实习生。
“你不是死活不肯来的吗？”她觉得很奇怪。
“我想通了啊。”我尽量轻松地说。
“你和杜政平吵架了吗？”
“我和他分手了。”
“为了程明浩吗？”郑滢最可爱也是最可怕的地方就是说话永远直截了当、一语中的。
我不说话。
“明白了。”郑滢沉吟一下，“明天把简历寄给我。”
郑滢的公司的确一副求才若渴的样子，过了一天就有一位软件开发部门的主管给我打来电话，我们谈了一个小时，当场拍板，夏季去他们公司实习三个月，每小时二十五美元。
挂上电话，我拿出计算器，把一小时二十五块钱乘以八再乘以二十再乘以三，居然有一万多美元，不由飘飘然起来。我觉得自己已经跨出了实现“美国梦”的第一步。
我告诉郑滢今年夏天会去旧金山和她作伴，“我都不敢相信自己有本事挣这么多钱，而且，还能见识世界五百强的公司。”
郑滢笑起来，“还有，见识世界五百强的男人。记得带点漂亮衣服来，我们公司里帅哥不少，值得认真勾引。”郑滢最近春风得意，因为她找到了新男朋友，是她那个测试部门里的同事，目前担任两个项目的项目经理。细说从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