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呢！如今这年头，中国人谁还敢开买卖？赚了钱也得让洋兵抢了去。”
“饭店是干什么的？是不是饭庄子，就像‘聚丰堂’、‘东兴楼’一样？”
“不一样，这饭店不光有宴席，还能住店。”
原来，这就是傍扎和佩拉蒂新迁来的店，地点就在现在东方广场的东边（原东单菜市场的西边）。1949年以后，这里一度是北京日报的社址。新店开张，两位老板就想给自己的酒馆取个既响亮又动听的名字。这不但是图个新鲜，更因为他们要开办的是一家食宿功能齐备的新式饭店。可是取个什么名字呢？他们真是绞尽了脑汁。德国皇帝的尊姓、法国王后的尊名、欧洲的名山、美洲的名川、花卉的芳名如“勿忘我”、“郁金香”，女人的爱称如“玛丽”、“碧姬”；动物的大名如“袋鼠”、“狐狸”等都考虑过了，可就是想不出一个令人满意的名字。
这天，傍扎和佩拉蒂又在为店名心烦。后来，两人干脆走进餐厅，想借葡萄酒来刺激一下腻住了的脑子。这天，客人不多，只有两桌。其中一桌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他们一边吃，一边在争论着中国的富国强兵之道。另一桌的客人凑巧都是傍扎和佩拉蒂的朋友。他们听说两位老板为店名绞尽了脑汁，就关心地询问了起来，并且说，他们都准备了贵重的贺礼，但不知道礼单上怎么题写两位老板新开张的宝号。
傍扎和佩拉蒂叙述了一番他们的苦恼，也讲了一番那些搅得他们头昏脑胀的店名。傍扎叹口气说：“这些名字简直就像炸得太老的牛排，咬又咬不动，丢掉又可惜。”
“的确没有任何吸引人的地方，更没有任何新鲜感。活像一堆穿旧了的皮靴。”客人们也都说。
席间有一位锦衣绣袍、举止儒雅的中国人说：“依鄙人之见，不妨叫‘巴黎大饭店’。巴黎城美、花美、人亦美，有‘花都’之称，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要是在北京开一家‘巴黎大饭店’，中外人士慕名而来者，必然踊跃。不知二位意下如何？”
金字镌刻的“北京饭店”（2）
开始，还有人说这名字不错，可是马上又被另一位客人否了。他说：“诸位先生，你们可能忘了，巴黎已经有一家举世闻名的‘巴黎大饭店’了。”
傍扎拍拍前额说：“是的、是的，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它建于1880年，比我们到中国的时间还早20年。”
佩拉蒂也说：“非常对，它是1880年建立的。它非常豪华，非常大，在欧洲几乎没有人不知道它。”
有位外国客人说：“都说中国很大，可是中国太落后了，连现代一些的饭店都没有。这真是遗憾。”
闻听此言，邻桌一位穿长袍、蓄长髯的先生忽然感慨起来，他激动地大声说：“诸君听到了吗？莫说大清国没有新式工厂、新式军队，就连新式饭店也没有。巴黎有‘巴黎饭店’，北京可有‘北京饭店’？”
此言一出，两个法国老板受到了启发。傍扎叫道：“对，巴黎有‘巴黎饭店’，为什么北京不可以有‘北京饭店’？我们就叫‘北京饭店’吧！”
佩拉蒂也说：“太好了，这真是个好主意。‘北京饭店’这个名字非常好！它能够给人丰富的想象，让人想到红墙黄瓦、雕梁画栋的宫殿，绿树成荫的街道，穿长袍马褂的男人，还有穿旗袍的苗条女人。是一个充满了东方情调的名字。”
那些客人也都说这个名字好。巴黎是西方的大都市，在西方文明的发展史上起过重大的作用；北京是东方的古都，也是世界文明史上的一颗明珠。何况在西方人的心目中，“北京”充满了神秘的东方色彩，是中国皇帝的所在地，有着皇家气派。
大家越说越高兴，就这样，傍扎和佩拉蒂决定把自己的新店命名为“北京饭店”。他们还决定，开业典礼一定要搞得热热闹闹，要按中国的规矩办，以便显示他们已经是“中国通”了。按中国的规矩，迁址的店重新开业本应当叫“重张”。不过，既然现在名为“北京饭店”了，那就是新生的一个饭店，就应当叫“新张”或“开张”，而不叫“重张”。
不用说，为筹备开业，邵宝元更是忙。当金字招牌刚刚做好时，傍扎和佩拉蒂都曾经问他：“邵，‘北京饭店’这四个字，会因为时间的消逝，被北京有名的风沙磨得褪色吗？”
邵宝元一时不知怎么回答才好，想了一想说：“不会吧。”
他说这话其实一点把握也没有，他只是宽慰老板，也是宽慰自己，因为饭店不倒，他的饭碗才有保证。
傍扎和佩拉蒂点点头，其实他们对邵宝元的话也是将信将疑，甚至不信比信的成分更多些。可是他们比邵宝元更需要宽慰自己。
无论是傍扎、佩拉蒂还是邵宝元或是那些贺客，那时根本没有想到，也不会想到：“北京饭店”这四个字从此将深深地渗入中国的历史中。
开张盛典热闹非凡，人声鼎沸，鼓乐齐鸣，在一片噼噼啪啪的鞭炮声和人们的欢呼声中，由一位特别邀请来的名人把盖在金匾上的红绸揭去，顿时四个金光闪闪的大字“北京饭店”展现在人们面前。傍扎和佩拉蒂为了展现他们已经是不折不扣的“中国通”，今天特意穿上了中国的长袍马褂，胸前戴着红花，满面红光地向前来祝贺的客人频频行礼，和有的客人握手，对有的客人打千，朝有的客人作揖，向有的客人鞠躬，与有的客人拥抱，间或还得吻女宾的纤手。
总之，根据来宾的不同国籍、不同身份、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中外古今的礼节都得用到，把两位洋老板忙得不亦乐乎，甚至累得汗流浃背，可是这一点也不能减去他们的兴奋与欢乐。
金字镌刻的“北京饭店”（3）
贺客们向主人致过贺忱之后，就走进那高悬彩带、彩球和“北京饭店”匾额的大门，去赴庆贺新张的宴会。他们看到的虽然是一个中国式的院落，却是一个崭新的饭店：前院是三合房的布局，房子是新漆过的；东厢房是酒柜，有洋酒，也有中国酒；西厢房是摆着沙发的客厅，北上房是餐厅，院中还有一口井，因为当时北京还没有自来水，这口井自然给饭店和客人带来不少便利。饭店用气灯照明，那时北京没有电，这也属当时最“现代化”的设备了。饭店的后院开了二十多间客房，洁净轩畅，闹中取静，幽雅恬适。它的布置是中西合璧的，四梁八柱的中国式房屋里摆的许多用品，如沙发、软床等却是西式的。据说，这“中西合璧”式的装修风格由北京饭店开风气之先，在清末民初竟成了北京装饰高档旅馆和宅第的一种“时尚”。这时的北京饭店，单人间每天三块，双人间五块。一日三餐，饭店都有供应，早餐七角，午餐一块五，晚餐一块七。这个价格对外国人来说，不算贵，因此开业以后，几乎日日客满。
中国人认为成功的三要素是“天时，地利，人和”。
傍扎和佩拉蒂占有天时之顺，他们经营苏州胡同南边的小酒馆和“北京饭店”时，正是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期间，联军在北京的驻军曾达到十万之众，再加上到中国传教的、经商的、进行文化交流的，那外国人就更多了。而北京饭店在那时就能够为外国人提供食宿服务，正迎合了外国人的急需，因此是占天时之顺。
傍扎和佩拉蒂也据有地利之便。根据列强和清政府达成的不平等条约，使馆区范围扩大，要在使馆区周围设置“隔离带”，把中国人和使馆区隔开，这么一来。东单头条往西的一片民房和建筑就要拆掉。傍扎和佩拉蒂选的新址正好在拆除民房以后的马路边，也就是在现今东长安街的路北，靠近东单牌楼。那里很快成了一个为使馆区服务的商业区，因此，在百业凋敝的北京，那一带却成了一花独秀的繁荣地区，同时也成了外国人寻欢作乐的地方，被商家认为是个财源。饭店的东邻有一座小洋楼，那是一家外国女人开的洋妓院。“北京饭店”开在这里不可谓不占地利之便。那时，这个“北京饭店”的单人间每天为银元三块，双人间五块，早餐七角，午饭一块五角，晚餐一块七毛五。住房吃饭当天结算。
傍扎和佩拉蒂也善于经营。比如，为了方便外国人在北京游玩，饭店组织了人力车夫在饭店门口为客人服务。这些车夫都穿着北京饭店的“号坎”，一是表示这些车夫都是由饭店严格挑选的，二来为的是客人丢了东西便于对着“号坎”上的号码寻找。三来也是为了避免车夫们为“争座儿”而打架。他们个个都是身强力壮的棒小伙子，而且模样透着精神，一如老舍先生笔下的“祥子”，同时还要会说几句京味儿十足的“洋话”。因为住店的客人大都是外国人，不会“洋话”无法沟通；这些“洋人”动不动就要去香山、颐和园、潭柘寺，路程长、道也不好走，年纪大的车夫绝对顶不住。饭店还对车钱作了规定，客人不会被敲竹杠。北京饭店管理有方，由此可见一斑。
傍扎和佩拉蒂善于经营，并且占有天时、地利之便，然而可惜的是，他们没有做到“人和”。
北京饭店开业没有多久，钱就赚了不少。钱多了，两个法国老板反而产生了裂痕，后来发展到即使在邵宝元等人的面前也毫不隐晦，他们经常口沫四溅、瞪着眼睛吵架。外国人的个头大，脾气大，嗓门也大，吵得连房顶都打颤。邵宝元和其他的中国伙计劝也不好，不劝也不好，左右为难。
中国有句俗话，“古今多少英雄汉，纷纷落马美人关”。这话也可演绎成“中外多少英雄汉，纷纷落马金钱关”。
钱，可以成为弥合裂隙的粘补剂，又可以成为制造分歧和仇恨的元凶，为分利、分财产而兄弟反目，亲友结仇的事，古今中外都不鲜见。他们是因为经营思想不同而争执吗？也有可能。“道不同不相与谋”，许多朋友曾经同赴患难，最终却因为“道”不相同而分道扬镳的事，直到现在也是屡见不鲜。傍扎和佩拉蒂发生争执的真正原因，史无记载，不便乱猜。
有一天，傍扎喜滋滋地把雇员们都找来，他告诉大家：“那个家伙滚蛋了！”
中国雇员们愣了一下，这才明白他说的“那个家伙”是指的佩拉蒂。
接着傍扎又指指身边的一位身材细高，脸色苍白、双眼有些凸出的外国人说，“这位尊贵的先生是从意大利来的，他叫贝郎特，从今以后他是我们的股东之一。你们要听从他的吩咐，就像听从我的一样。”
邵宝元后来才知道，佩拉蒂因为实在无法和傍扎合作下去，独自跑到长辛店另谋发展去了。
虽然两位法国人没有能够合作下去，但是他们建成了北京第一家新式饭店，并且创下了“北京饭店”这个店名，旅游业和饭店管理业的专家们认为：“1901年北京饭店的开业标志着北京有了第一家新式饭店，随后，‘六国饭店’（1907）、‘三星饭店’、‘宝珠饭店’、‘长安春饭店’（1912）、‘东方饭店’（1918）、‘中央饭店’（1922）以及‘西山饭店’、‘华东饭店’、‘德国饭店’、‘威尔根饭店’等相继开业。可见，北京饭店的开业，不仅标志着北京有了第一家新式饭店，而且大大地推动了北京旅游业和饭店业的发展。
莫名的暴利和梦中的大厦（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