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一幅怎样可怕的画面？
不惟电视机芯片的现状令人沮丧，整个中国芯片产业境况也同样令人沮丧。
2003年，中国芯片进口累计4167亿美元，贸易逆差340亿美元，超过当年全国进出口255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值。
近两年，芯片贸易逆差年均增幅超过60％。芯片已超过飞机成为美国对华第一大出口商品。据商务部统计，仅仅2004年上半年我国芯片进口262亿美元。预计到2010年，中国芯片需求量将达700亿块。
一个设计、生产芯片的弱国。
一个使用、消费芯片的强国。
一个身强力壮的巨人。
一个依靠别人提供心脏和血液活着的侏儒。
已经不再是我们向何处去。
已经是我们该如何活下去。
想活下去就要寻找出路，但出路在哪里？
有人说，我们不是有很多芯片生产商吗？
事实是，我们只有芯片生产商，他们只是按照别人的方案在生产芯片。他们同样是为别人代工赚苦力钱，他们同样只能获取产业链底层的利润——比最底层的制造商略高的利润。
这是一条生物链，跨国公司是狼，它们吃的是肉；中国的芯片生产商是秃鹫，吃的是腐尸；中国的家电制造商抢的是骨头。没有抢到骨头的，只能跟在后面吃土，连土都吃不到的时候，它们的命运就是——等死。
我们不想等死。
我们想活下去。
出路在哪里？
一条条路都是绝路、死路。
一条条路都通向悬崖和陷阱。
芯片制造的核心技术、关键设备、关键原材料等长期依靠进口，但西方国家施行出口限制，我国在芯片技术、设备上不得不受制于人，局面始终未有改观。
国内芯片设计公司规模偏小、技术落后，缺乏自主知识产权。2004年，全国芯片设计公司前10强的产值之和仅为54亿美元，尚不及美国排名第十的设计公司Conexant65亿美元的年产值。
国内芯片制造企业几乎都是代工厂，自主创新能力薄弱，拥有自主产品和自主品牌的公司凤毛麟角、寥若晨星。
1999年9月21日凌晨1时47分，台湾省南投县发生76级大地震，造成巨大的财产损失和大量人员伤亡。
“9·21台湾大地震”也是芯片产业的一场地震。台湾芯片制造商占据世界市场份额的5％，地震发生后，尽管在台湾的主要半导体厂商的生产线没有遭到破坏，但停电使芯片生产停顿下来。
当时一位韩国分析家称，至少在短期内，“9·21台湾大地震”很可能会使世界芯片价格上扬。64兆dram芯片将会超过15美元。
地震也造成了中国彩电制造商的“芯片荒”，不得不等待大的芯片厂商的排期计划。仰人鼻息，寄人篱下。中国企业不掌握芯片技术、受制于人的境况可见一斑。
随着芯片集成度的提高，芯片在电子整机中的价值已不断提高；芯片的价值已成为信息制造业产品的核心支撑。有人曾比喻：在信息产业发展中，软件是大脑，集成电路是心脏。
有业内人士评论，目前中国在大脑和心脏方面的核心技术水平至少与国外相差10…15年或者说两到三代。所以，尽管中国电子信息产业规模在不断扩大，但却是大而不强的“亚健康”状态。中国目前只能称得上是一个世界加工厂；是典型的“中国制造”而非“中国创造”。这一被动格局产生的原因正是电子信息制造业的“空芯”难题所致！
芯片技术是整机的技术水平标志，体现着关键的知识产权和主要的附加值。失去了芯片设计和芯片制造，产品的竞争力将大打折扣，更无从谈及紧跟行业发展潮流进行功能开发。
不掌握芯片技术，整机产业实际上变成了加工业或组装业，在市场竞争中是不可能掌握主动权的。中国在消费类电子产业方面，由于自主芯片技术的缺失严重影响了产品的竞争力，原始创新的自主专利核心技术与集成电路和应用整机之间的紧密结合也难以实现。中国企业在赚取市场利润同时，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外国企业靠核心芯片技术坐享其成。
芯片对整机产业及其终端的发展也起着重要作用。目前，我国电子信息产业产品同质化严重，使中国企业在国内外市场中日益陷入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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奢侈的芯片（3）
国内，恶性价格战屡屡爆发，中国企业本就微薄的利润无谓消耗；国际市场上，从DVD、手机、数码相机，到轿车、摩托车甚至打火机，国外掌握核心技术的企业动辄将知识产权大棒挥向中国企业。造成这种内忧外患局面的主要原因就是我国企业在核心芯片技术上没有根本性的突破。
中国的电子信息产业已经看到了横亘于面前的巨石，他们焦虑、恐惧，试图冲破它找到突破口。
虽说有不畏牺牲的壮士们的努力使中国的芯片产业有了很大进步，但他们紧追慢赶却依然没摸上国际先进水平的屁股，大部分核心芯片集成电路仍然依赖进口，整个电子信息产业仍然抢骨头、吃土、等死。
他们已经尽了全力，却无法改变市场份额低、企业规模小、工艺技术水平低、设计人员少的残酷现实。
他们已经竭尽全力。
他们无可奈何。
FSA（无晶圆厂半导体协会）曾经统计，2003年全球IC设计业产值242亿美元；增长162％，其中美国占78％，中国台湾地区占18％，中国大陆仅占24％。
在那一年，中国大陆有414家芯片设计企业创造了那可怜的24％的增长。这414家公司中，80％以上的企业年产值都不过1000万元人民币；超过1亿元人民币的仅有10家，同样占总数的24％。这真是一个令人难过的巧合数字。
当国际上芯片生产线大都采用8英寸硅片、03微米工艺技术的时候，美国、日本一些先进的芯片生产线已开始采用12英寸硅片、018微米工艺技术。
那么国内呢？5－6英寸硅片、08－1微米工艺技术依然是主流。
简单的拿来主义是目前中国企业获取先进技术的主要途径，但跨国公司投资中国，往往把过时、老化的技术转移到中国。虽然很残酷，却可以理解：你愿意将自己的先进技术给人，然后给自己培养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吗？
依靠跨国公司无法生存，那么，靠自己呢？
同样令人沮丧——2003年，全球共有芯片设计人员55万人，其中美国45万人，中国大陆仅有15万人。
继续焦虑、恐惧。
继而沮丧、绝望。
出路在哪里？
活命的路在哪里？
为什么中国必须发展芯片业？
可否这样理解：中国芯片业现状意味着风险同时也意味着巨大的商机？
一位名叫战嘉瑾的“带头大哥”（1）
青岛。2005年5月25日。
上午11：16，当位于黄岛海信信息产业园的海信电视机生产车间的屏幕上出现“计划产量2000台”、“实际产量2000台”的字样时，战嘉瑾并没有像自己曾经设想的那么轻松。在掠过了一丝兴奋和快慰之后，一种新的、更强大的焦虑又向他侵袭过来。
这是他和他的团队开发出来的“信芯”批量应用于整机生产的时刻，对于他和他的团队，对于中国电视机制造业来说，这个时间点都具有不可替代的象征意义。
他为了这个时刻等待了4年，4年前他不知道从零做起的自己到底会得到一切还是会失去一切，甚至一无所有。现在，他得到了无穷的可能性，也得到了更大的期盼和压力。他知道，上海那边的年轻人在期待青岛总部给予他们意想不到的激励，以刺激他们开发升级芯片的热情；青岛则期待着上海的年轻人能够迅速地开发出更高技术难度的芯片，向跨国芯片巨头施加更大的压力。
这是一种对未来的期许，也是一种心态的博弈，而战嘉瑾正处于博弈的中心。他的身份具有双重性，一面是海信的基层管理者，另一面又是芯片开发队伍“11罗汉”中的“带头大哥”。
头疼。他唏嘘感慨。
他的确得到了很多，海信已经给予了他“优秀技术专家”，有人还倡议海信推举他为青岛、山东乃至整个中国的“杰出青年”。
他的确杰出，否则他也不会赢得如此灿烂绚丽的未来可能，但是什么力量将他推向了命运宠儿的位置？
每个人的人生中都充满无穷的偶然性，那是必然中的偶然，却又是偶然中的必然。人生如此，企业的“人生”也是如此，所以我在《海信史》中那么铺陈渲染了海信历史上一个又一个充满偶然性的“关键时刻”。
现在我们确信，一个偶然的决定改变了战嘉瑾的命运，使他有机会屹立于时代的潮头，被塑造为一个传奇般的英雄人物。
是的，不曾有人想到，在一场惊蛰的戏剧中，他炸响了第一声春雷，使海信成为那只最早从泥土中爬出来的小虫。也许他没有太多的机会成为伟大的科学家，但现在，他改变了一个时代和一个行业的发展格局。
战嘉瑾，山东龙口人。
这位1971年生的年轻人大学毕业之后来到了青岛市江西路11号。他抵达的时候，那里还是海信集团的总部，未来市场胶着中的白热竞争尚未形成，门口依然是一片车水马龙的热闹景象。但是刚刚掌握“权力棒”的周厚健将这个园子改造为中国家电业的智库中心，他狂热的举动使不少人慷慨激昂。
在江西路11号，毕业于天津大学电子工程系的战嘉瑾获得了一份开发电视机的工作。这似乎与他的本行接近，但最初的几年里，他一直在做一些常规性的工作，譬如画画电路图，调试一下样机，组装一些实验机。那时候海信正在开发自己的2137型电视机，他于是也有机会在其中充当一个小角色。
“前两年一直是学习”，他说。事实上，他并未获得机会去开发一款新型的电视机，却有机会为自己赢得一个更鲜艳的未来。
1997年，海信建立了自己的数字电视研究所。那一年是海信史上的关键一年，刚刚经历过一场残酷的价格战，杀戮后的战场亟待胜利者和幸存者们收拾。海信在那一年并购了大量企业以增加产能，周厚健的野心勃勃终于展现在公众面前。
但海信从来就不是一个明星，它不习惯于在镁光灯下表演。周厚健也不善于面对镜头和话筒讲一些冠冕堂皇的假话、空话、废话和套话。他还年轻，他只有40岁，想干点轰轰烈烈、惊天动地的事情，想为自己的人生留下点什么。
战嘉瑾开始有机会进行整机的研究，这份工作他一直干了三年。当年海信自主开发的100HZ机芯是他承担的第一个大项目，尽管颇费周折，但他最终获得了成功，赢得了荣誉和尊重。
在海信史上，那也是一个关键的年头。整个企业在发生惊天动地的变化，其中一个，便是要“加强技术中心建设”。
在海信集团那年的经济工作会议上，周厚健总裁说：“技术中心要在引进和培养人才上开拓思路，在机制上要有新突破，要完善激励和淘汰机制。另外新品开发要与经营业绩挂钩，技术中心要与各子公司衔接好并形成经济关系。”
来自最高层的动员和自上而下的贯彻，最终促使海信技术中心在1997年在内部机构设置、制度保证、项目规划、人才机制等方面进行了重大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