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芯片“做什么”的争论还在继续，光是选产品的论证就持续了一年多。当时负责论证的是技术中心的副主任，在他通过之后再报给夏晓东和集团其他决策者。
战嘉瑾说：“那时候国内集成电路很热，大家都在谈论，都觉得那是一个很好的方向，所以海信这边的争论受整个国内大环境的影响很大。”
反对的声音也很大。
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反对都有着相同的理由：风险太大、能力不够。
到了2001年底，反对的声音终于弱下去，以至消退了，上海那边的装修和采购也已完成收尾，战嘉瑾他们也有了新的办公场地了。
“论证的过程非常漫长，也非常痛苦。”4年后，战嘉瑾说，“我们论证了很多产品。当时国内迷恋微控制器，那是一种低端的、技术含量低的集成电路，但大家都很看好。还有一些企业做‘逆向设计’，就是把别人做的芯片拆开，拍照之后根据照片的显示进行设计，这样做投入小风险也小，国内很多同行都这么干。”
海信也在争论到底是“逆向设计”还是“正向设计”。
“逆向设计”获得成功的可能性对他们来说是100％，几乎毫无资本和失败的风险，而“正向设计”则意味着一切都是零，现在从零开始，未来有可能以零结束。未来有多远，风险就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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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上海去（2）
战嘉瑾说，这是一个“从前往后走”还是“从后往前走”的悖论。“从前往后走”，就是你假设自己走到了前方，如果路没走通，又回到了原点，时间、金钱的损失、精神的重创和理想的破灭，这都是冒险的成本。
“从后往前走”，事实上意味着你永远跟在别人屁股后面，永远赶不上别人。别人吃的是米饭，拉出来的是大便；你吃的是大便，拉出来的是土。别人是领路人，你是沿着别人的路走；别人将你带到悬崖上、陷阱边，看着你掉下去、摔死了，你自己还不知道。
青岛和上海。
调研、报告、讨论、争吵。
调研、报告、讨论、争吵。
调研、报告、讨论、争吵……
“部门建立了，人员也在逐渐招聘中，但方向在哪里？从什么地方切入？我们很迷茫。2000年正是全球半导体行业最低迷的时候，有人说那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可很多人瞪大双眼，也找不到黎明的第一道曙光出现在哪个方向。连业界的领导者都很迷茫，不知何去何从，只忙着裁员节流、出售某些业务部门。就是在如此凄惨的大环境下，海信决定进军集成电路行业；更何况我们还是一些初出茅庐、没有任何基础的新手？一时间，外界甚至企业内部充满质疑声。没有人能够断言我们能否取得成功，只能在黑暗中探索。”战嘉瑾回忆起来依然印象深刻。
没有方向，没有参考，一切未知的东西，他们都没有。
又到处都是方向，到处都是参考，乱花渐欲迷人眼。
战嘉瑾他们从2000年以来，主要进行集成电路自主设计的可行性研究，以及产品的开发。当时他们已经相继调研和探索了十多个产品项目，包括电视遥控器芯片、空调遥控器芯片、通用8位微处理器，他们甚至还调研了手机、数字电视解码和全球定位GPS芯片等。
在无数次调研、报告、讨论、争吵后，在研究了十多个芯片的方向和多方论证后，2001年底，战嘉瑾他们终于确定下来，告诉周厚健和夏晓东：
◆确定“正向设计”的方向。
◆做数字视频处理芯片。
他们告诉海信的决策层，“逆向设计”只适合于低端产品，只有“正向设计”才代表未来。海信做芯片要考虑到整机的优势，不能离开海信电视机制造的后端支持。他们还建议决策层参考市场需求，迎合液晶和等离子概念。“竞争不像其他产品那样激烈，”战嘉瑾说，“技术比较先进，前景也比较好。”
“一方面，微控制器的本身价值低，市场开发度高，可以以很便宜的价格购买，我们感觉做下去不会有长远发展。我们希望自己研发项目的起点要高，项目一旦完成，就可以参与技术的高层次竞争。以后与世界跨国企业之间的技术合作，也必定是中国企业拥有核心技术后，才能与合作者平等地坐到谈判桌上。另一方面，海信30年的经营主业一直是电视机，电视机正面临更新换代的机会，平板电视机、数字电视机将是未来的主导。”
起点高、竞争不激烈、技术先进和前景好的前提是投入大、风险大，未来不可预知。
周厚健和夏晓东不是没有犹豫，否则争论不会持续那么长时间。如果他们热血沸腾、大脑冲动，没准儿海信早就去搞芯片开发了，没准儿他们早就获得成功了呢！当然，没准儿他们也会败得一塌糊涂。谁知道呢？
但周厚健是稳健的，一如他的名字；海信是稳健的，一如它的领袖。他们的稳健，已经被外界诟病为“近乎保守”的稳健了。
周厚健和夏晓东管不了那么多，他知道这不是儿戏，而是在为海信找到一条活路，容不得他们去轻举妄动、恣肆无忌。
所以，“信芯”开发成功之后，周厚健有一次感慨地说：
“不容易，我说的不容易不仅仅是技术上获得突破，从事件的整个过程来看也很不容易，坚持了这么长时间。我觉得这个事件上，最应该赞扬的是这些研发人员。大家说‘是用生命换来的’可能有些夸张，实际上，他们把30岁左右这5年人生的黄金时间用于海信芯片开发，应该说是太珍贵了。对他们来讲付出的代价很大，但对企业的意义也很大。关键是5年前开始搞这个东西，他们不知道未来是成功还是失败，很可能做了5年是个失败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讲，虽然在业务能力上会有提高，但工作业绩上5年下来是个零……如果我5年前搞一个东西，当时就说这个成果要花5年的时间才能完成，这个不难，因为有清晰的目标前景。关键是5年前大家展望的结果可能是零，所以能坚持下来非常困难。”
在2005年春天的海信年度经济工作会议上，周厚健褒奖那些他认为“最不容易、最不简单、最应该赞扬”的开发人员时说：“我发自内心地敬佩他们。”
到上海去（3）
而在2001年，他们是不是也值得褒奖？
战嘉瑾和夏晓东最后的勇气是不是也值得敬佩呢？
没有人知道他们内心的犹豫到底持续了多久，但在那一年年底，海信的芯片项目正式立项。
海信官方的说法是：鉴于以上种种考虑，到2001年年底，海信集团上下一致同意：海信芯片设计的切入点是“数字图像、视频处理”方向；而此时，海信集成电路的设计流程也在摸索中初步建立。
战嘉瑾他们终于过关了。
他们是在上海听到的这个消息，虽然隔着漫长的陆地和海岸线，却那么令人激动和亲切。
战上海（1）
周厚健不可能知道战嘉瑾他们在上海到底付出了什么。除了难熬的梅雨季外，除了装修、“办消防”和采购设备等一大堆烦琐的事情外，他们所付出的每一丝、每一毫的努力。周厚健他们在青岛，当然还有他们其他的事情。
那一年是海信的加速年，《南方周末》在那一年有一篇报道，题目就叫《海信加速》。
事实上，海信一直在动。它原本悄无声息地运行，但2000年从日历上掀过之后，它弄得动静越来越大，到了最后开始隆隆作响。与此同时，周厚健和于淑珉，两个扩音喇叭般的调门越来越高，看得出岁月对他们足够仁慈，使他们厚积薄发有足够力气，喊出振奋人心的口号。
“8年时间，这个企业已经带上了很多我个人的特点，比如保守，这会成为企业发展的桎梏。”2000年年底，在江西路11号，周厚健感慨地说。半年后，当海信与荣事达公司在2001年6月19日宣布战略结盟时，于淑珉则颇有深意地说：“无论你愿不愿接受，洗牌已经开始。”
那一天是战嘉瑾他们抵达上海的第二天。
那一天的行动，是进入白色家电领域仅4年的海信集团雄心勃勃的一部分，也是周厚健在音乐广场静坐沉思、于淑珉在东海路胡思乱想的结果。《南方周末》把这种雄心勃勃的结果称为“加速计划”。它说：
这家一贯以“保守的财务”著称的企业在2001年开始突然发力，一系列规模巨大的土建和设备投资已经迅速完成，其信息产业集团即将于今年7月挂牌成立，CDMA项目将在年内投入运营，而与荣事达的结盟仅是其向全系列家电产品扩张的第一步。
海信突围的模式，总会给新闻界提供话题。关于那年夏天与荣事达的结盟，于淑珉后来说：“我们的原则是平等互利、优势互补、资源共享、战略双赢，不是谁吃谁，更不是吃‘休克鱼’。”
事实上，与荣事达的合作并不十分成功。半年过后，有一天海信发现，“联盟”生产的冰箱价格高得离谱。他们核算成本，然后叹息。接下来便有人怀疑，荣事达同时在为海信的竞争对手生产，而贴有“荣事达”标志的冰箱，价格要远低于海信。
尽管周厚健并不相信这种传言，但他还是要寻找其他合作伙伴。他从不在一棵树上吊死，所以在与荣事达“结盟”一年后，海信“吞并”了北京雪花。
周厚健野心勃勃，却又含蓄地表达意愿说：“实际上，每一个企业都不想落后，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企业都希望自己做行业的领头羊，即使是第二名，相对于第一还是落后，我们的目标是在3年时间内，通过我们的努力，能够排在行业的前列。”
就在战嘉瑾他们抵达上海的那个夏天，突然发力形成的系列土建和设备投资已经完成。海信的制造部门要搬进一个投资数十亿建成的信息产业园，总部则要搬进紧挨着海岸线的海信大厦，CDMA项目年底的时候投入运营，周厚健颇为豪迈地宣告“３C格局已经初步具备”。
但他并不满意，有一次他告诉身边的人：“速度还不够快，尤其是在IT和通讯领域，因此海信要加速。”他用一个有利于宣传的词汇——“加速”，替代了一个悲壮的“突围”。他试图通过产业重整来完成他的“加速计划”。
事实上，战嘉瑾他们在上海的行动也是海信“加速计划”的一部分。与“加速计划”的其他部分不同，上海的一切都要从零开始，一切又都可能以零结束。
战嘉瑾他们不希望以零结束，这迫使他们付出更多的心血。他们还年轻，在这个没有英雄却又枭雄纷争的时代里，他们要为自己圆一个“英雄梦”。现在，正是一个他们建功立业的绝好机会。
就在青岛与上海调研、报告、讨论、争吵“做什么”的时候，战嘉瑾他们开始确定自己的开发流程。这不再是一个“做什么”的问题，而是一个“怎么做”的问题了。
与“做什么”相比，“怎么做”是一个“斯芬克斯之迷”，不光是海信，整个中国企业在电视芯片设计方面都毫无技术积累，更谈不上成熟的设计理念和开发流程。
一切真的要从零开始了。
“因为一切都要从头开始，集团领导并没有给我们设定必须达到的目标，也没有给我们太多压力。我还记得当时周厚健董事长说芯片是海信核心技术研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