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特殊措施不仅保护了法国农业免受世界市场价格波动的冲击，而且也为它的发展提供了庞大的欧洲市场。西方世界的普遍繁荣也促进了法国传统的高附加值商品（服装、鞋子、葡萄酒和珠宝）的出口，现在飞机和汽车也成了它的主要出口货物。在1949年和1969年之间，法国的汽车生产增加到10倍，铝增加到6倍，拖拉机和水泥增加到4倍，钢铁增加到倍。即使工业化水平不高，相对说来法国也一直是富裕的；到70年代，它就更加富裕了，而且看起来更加现代化了。
不过，法国的增长决不像它的莱茵河邻国那样广泛地依靠工业，蓬皮杜总统要很快超过西德的理想也毫无实现的迹象。除了电气、汽车和航天工业这几个明显的例外，法国的大多数工厂规模小、投资少，而它们的产品价格却比德国高。尽管它推行了农业“合理化”改革，大量的小农经济仍然存在，而且实际上还受到了共同市场补贴政策的庇护。然而，对法国农业的压力，加上工业现代化（包括关闭旧的钢铁厂等）所带来的社会紧张，引发了工人阶级的不满，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就是1968年爆发的“五月风暴”。由于本国燃料供应的短缺，法国严重依赖进口石油，并且（尽管它有雄心勃勃的核能计划）其国际收支受到世界石油价格波动的严重影响。它同西德的贸易赤字直线上升，而且又需要经常使法郎对马克贬值；但这同美元法郎比价的经常上下波动比较起来，也许是保持法国经济地位的较可靠的办法。甚至在经济持续增长的时期，法国的经济也面临某种危险，一旦经济动荡不安，许多稳健的资本家便携带着全家的积蓄逃到瑞士。
两极世界的稳定与变革（33）
但是，法国对世界事务的影响，总是远远超过人们对这么一个仅占世界国民生产总值4％的国家的期望值，而且不仅在戴高乐任总统时期是如此。也许这应归因于法国那种国民文化中十足的自信精神，而且这同英美影响的下降、苏联对世界吸引力的日渐微弱以及德国谨慎从事的时代相巧合。如果西欧真要有一个领袖和代言人，那么法国将胜过孤立主义的英国和被征服的德国而成为当然的候选人。进而言之，法国历届政府很快就认识到，通过说服共同市场遵循一条特殊的路线——在农业关税、高技术、海外援助、联合国内的合作、对阿以冲突的政策等方面——以有效地利用巴黎倡导的、现已成为世界上最大贸易集团的欧洲共同市场这一有利地位，就能大大加强自己本不甚强的力量，提高自己的影响。而一旦时机成熟，以上任何一点又都难以阻止它采取单边的行动。
上述4个较大的欧洲国家的财富和生产在这几十年的增长，加上邻国弱小这一事实，并不能保证在它们之间实现永久的和睦。早期对日益紧密的政治和制度一体化的期望损害了共同市场成员国中仍然强烈的民族主义，这首先在戴高乐的法国，尔后是那些姗姗来迟的、怀着戒备之心参加欧洲共同体的国家（英国、丹麦、希腊）身上表现出来。他们之间的经济分歧，尤其是在高额农业补贴计划上的矛盾常常使共同体在布鲁塞尔和斯特拉斯堡的会议日程陷入瘫痪。由于中立的爱尔兰参加了共同体，因而也就不可能形成一个共同的防御政策；这一使命不得不留给北约（法国现已退出北约的指挥机构）去完成。20世纪70年代石油价格上涨的冲击对欧洲的打击特别沉重，似乎一下子打消了人们早期的乐观主义。尽管惊恐四起，共同体官员们也做了大量的计划工作，但是要制订出一套发展高技术的政策以对付日本和美国的挑战，仍然步履艰难。然而，不论有多少困难曲折，欧洲经济共同体的经济发展的现实规模已意味着，今日国际形势已完全不同于1945年或1948年了。欧洲经济共同体已成为世界最大的货物进出口地区（尽管相当一部分属于欧洲内部贸易），到1983年，它已拥有世界最多的货币和黄金储备；它生产的汽车（占世界产量的34％），无论比日本（占24％）还是比美国（占23％）都多，它生产的水泥也多于美日，它的粗钢产量仅次于苏联。1983年10国共同体的人口总数远远超过美国，而与苏联基本相同——各有亿，它的国民生产总值及其在世界工业生产中所占的比重也大于苏联，甚至比整个经互惠国家的总额都多。如果说欧洲共同体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尚不成熟，那么它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与1956年相比却强大得多。
几乎与此完全相反的，可说是苏联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的演变。如上所述，在这几十年中，苏联不仅保持了它的强大陆军，而且实现了对美国的战略核均势，建立起一支远洋海军，并将其影响扩张到世界的每个角落。然而，想在全球范围内同美国分庭抗礼的持久的竞赛努力，与其在经济领域取得的成就很不相称。颇具讽刺意味的是（马克思强调生产基础在决定社会进程中的作用），将自己标榜为世界上正统的共产主义国家的苏联，却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日渐遭受经济困难的折磨。
这并没否定苏联及其所支配的东欧盟国自斯大林末期以来所取得的显著经济成就。从许多方面来看，苏联和东欧在这几十年里所发生的变化，比起西欧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尽管这可能主要取决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它们的起点很低：贫穷和落后。不论怎样，根据大致的统计数字来看，苏联所取得的成就还是十分显著的。它的钢产量在1945年只有1 230万吨，1960年则达到6 530万吨，1980年又跃至14 800万吨（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产钢国）；发电量在同期内也从4 320万瓦/小时，上升到29 200万瓦/小时和129 400万瓦/小时；汽车产量也从万辆跃至万辆和220万辆；而且这个成就单子还可以无限地开列下去。它的整个工业产量在1950年代平均每年增长10％以上。假定1953年的增长指数为100，那么到1964年这个数字就达到了421，这是令人瞩目的成就。这同苏联的人造卫星上天、太空探索和军事装备上的惊人成就一样，都显示了苏联人的卓越才能。到赫鲁晓夫下台时，苏联的经济比斯大林统治时期要繁荣得多、基础雄厚得多，而且其绝对量一直稳步增长。
然而有两个严重缺陷使这些成就黯然失色。第一点就是苏联经济增长率长期稳步下降。从1959年以来，它的工业生产增长率从每年的两位数向下降落，越降越低，以至于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每年只增加3％～4％，而且仍在下降。回顾历史即可看到，这是一种十分自然的发展，因为越来越明显的是，早期的、突出的增长主要是靠劳力和资本的大量消耗实现的。随着现有劳动力供应的完全使用（而且还要同武装部队、农业进行争夺），增长的速度也就只有下降了。就资本投资来讲，苏联主要是将大量资本倾注在与重工业和国防有关的生产上，而且又往往过分强调数量的增长，忽视了质量的提高，从而使其他众多的经济部门投资不足。虽然苏联的人均生活水平在赫鲁晓夫及其继任者统治下有了提高，但是，在个人消费被人为地控制得很低，以保证将其资源用于重工业和军事方面这样一种经济环境中，消费者的需求（正像在西方一样）无法刺激经济的增长。也许首要的问题仍然是以下两点：即长期影响苏联农业僵化的体制和恶劣的气候。因此，不论苦恼的计划人员和部长们为此倾注了多少心血，对农业的投资多么慷慨大方，苏联农业净产量的增长率还是从20世纪50年代的平均降到60年代的3％和70年代的。考虑到农业在苏联经济中的地位以及它的人口在1950年以后的30年中增加了8 400万，它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方面的总的增长要远远低于其工业生产的增长，而后者本身又有点像“强制性”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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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极世界的稳定与变革（34）
第二个严重缺陷是可以充分估计到的、苏联经济的相对停滞。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早期，鉴于苏联在世界工业生产和世界贸易增长中所占的比重，赫鲁晓夫宣称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模式是优越的，并将有朝一日“埋葬资本主义”，看起来还有些道理。但是从那以后，形势变得越来越使克里姆林宫感到担心。欧洲共同体在工业上的“半个巨人”西德的带动下突飞猛进，其富裕程度和生产力水平已远远超过苏联。小小的岛国日本也发展得如此迅速，在国民生产总值上超过苏联也仅仅是一个时间问题。美国尽管其工业相对衰落，但在总产量和财富方面仍遥遥领先。苏联及其东欧兄弟国家在人均生活水平上并没有消除同西欧的差距；对此，生活在马克思主义经济下的人们未免有些羡慕。由于不利的竞争地位，苏联和它的卫星国面对日益更新的计算机、人工智能和电讯技术，只能望洋兴叹。而苏联的农业从生产率上来看也仍然同以往一样衰弱不堪：1980年，一个美国农业工人生产出的粮食足够满足65个人的需要，而它的苏联同伴生产出的粮食却只能养活8口人。这反过来又使苏联处于不得不越来越多地进口大量粮食的困境之中。
苏联本身的许多经济困难都能从它的卫星国的问题中反映出来——它们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早期也都取得了较高的增长率，尽管同西方的水平相比仍有相当距离；也能从其卫星国强调中央计划、重工业和农业集体化这一相似的发展方针中反映出来。虽然东欧国家之间在繁荣和发展的程度上存在很大差异（而且仍在出现），但它们总的趋势都是早期突飞猛进，尔后日渐衰退，这使马克思主义的计划者们面临艰难的选择。苏联可以通过开垦荒地来增加农田，尽管北方冬季的生态环境和南方的荒漠限制了这种努力的可能性（这很容易使人想起赫鲁晓夫当年满怀信心开垦的“处女地”很快变成沙尘暴发源地）。同样，广泛地开采自然资源来解决比如石油储量与使用量不相称这类问题，也冒有效率低下的风险，因为只要矿井进入冻土区，提炼成本马上就会上升。它也可以将更多的资金投入工业和技术，但这只能以下列两种危险作代价：要么从国防中抽出人力物力资源——但是，不论领导怎么更换，国防一直是苏联第一重点；要么从消费品生产中放血——但是在通讯条件的改善使西方的繁荣在东方人的眼中更加明显的情况下，这种调整的微小变化都是很不受欢迎的（特别是在东欧国家）。最后，苏联及其兄弟共产党政权可能推行一系列改革，不仅要经常地铲除贪污、打击官僚主义，而且还要改革其体制，提供个人刺激，引入现实的价格机制，允许个体农业的发展，鼓励公开讨论和开发新技术方面的企业家精神，等等，就像匈牙利在20世纪70年代所巧妙实践的那样。但实施这种改革战略的困难，正如捷克1968年的经验表明的那样，“自由化”措施将把控制森严的共产党政权本身置于被怀疑的危险境地，因而在十分谨慎的勃列日涅夫时代引起了党的意识形态专家和军界的不满。由此可见，要扭转经济的相对衰落必须谨慎从事，而这反过来又使得显著的成功不大可能。
也许唯一能使克里姆林宫感到安慰的是，它的主要对手美国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