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此，鞍钢宪法在国营企业中的“宪法”地位已经确定，鞍钢宪法的内容也已经通过中共中央工业部文件的形式，被概括为“两参一改三结合”。
毛泽东推出的鞍钢宪法是站在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工业企业发展模式的角度，论述了我国工业企业的指导原则、领导体制和管理原则；随之出台的《工业七十条（草案）》则是一部系统的企业管理章程，它虽然也讲了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问题，但它的主要内容是计划管理、技术管理、劳动管理、财务管理等企业管理方面的具体问题。从这一点出发，可以得出后者是前者的“具体化和制度化”的结论。
4。 组织形式随任务而变化
根据现代组织设计理论，组织是由文化、结构、程序所构成的一个三脚凳，拿掉其中一只脚，整个凳子就倒了。所谓组织结构，就是组织中正式确定的、使组织任务得以分解、组合与协调的职权框架体系，即横向的部门联系与纵向的层次关系。组织规模、组织性质不同，组织结构也不同。
第三章 思想建设铸造组织之魂（18）
钻石之所以比石墨坚硬，比石墨值钱，关键是其结构不同。同样，组织结构也是决定组织效率的前提。建立结构的目的是为了控制，当我们使用层级制度这个记号时，通常指监督和控制结构。
按照组织在任务分解、组合及协调方面的构造特点的不同，可以将组织结构划分为两种模式，一种是机械式组织，一种是适应性组织。
机械式组织模式追求的是高稳定的运行效率，采用窄管理幅度、多层次的高耸式组织结构，组织结构相应较为僵化。适应性组织建立的是一种有机的组织模式，追求的是动态适应性的运行效率，它取代了过去的官僚组织，简化了过度复杂的管理形式，组织结构相应较为松散、灵活性强。
适应性组织的思维方式有三个特征：
①以客户为中心：即每个人都关注如何将关键的产品和服务传送给组织外部的群体和组织。其中包括组织内部的其他部门以及组织外的群体，例如管理团队、供应商、合作伙伴或用户。
②以过程为中心：在适应性组织中，过程变得更加关键。这并不是说目标就不如以前那么重要了，而仅仅意味着过程相对而言更重要些。它要求积极地管理和改进实施过程，为过程中的相邻要素服务。
③权责性：个人应该对组织的成果负责，而不是组织对个人的成果负责。在适应性组织当中，个人将为集体组织的业绩表现承担责任。“这不是我的工作”将被“这是我们的工作”取而代之。
在适应性组织的行为方式上，还要求能灵敏、快速地做出反应，要主动展开行动，而不是等待别人来催促。这就意味着要不断地主动寻求各种机会来改善组织，而不是迫于他人的要求。
比如，在建党初期，国共第一次合作，中国共产党采取的组织形式主要是党小组形式，在举行每次的共产党代表大会时，都是由各地的党小组派出代表参加，具体的表决程序主要就是举手表决，少数服从多数。这是一种形同于家庭式表决的组织形式，是民主表决制的最先起源。这种表决没有现代大型国家和政府组织选举制度的繁琐，其表决形式也相对简单，能够快速地形成表决意见和决议。
秋收起义时，毛泽东首次明确提出了建立工农政权的思想。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后，就建立了湘赣边界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茶陵县工农政府。中共六大提出“推翻军阀国民党政府，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府”。此后，人们把这种代表工农兵利益的新政权都叫做苏维埃政权。这种政权实质上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人、农民为主，包括小资产阶级在内的反帝反封建的工农民主专政。
1935年中共瓦窑堡会议为适应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要求，决定将“工农共和国”改为“人民共和国”。1936年8月，又提出“民主共和国”的主张。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后，中共宣布取消苏维埃共和国的称号，把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改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从而使过去革命根据地的工农民主专政的政权变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
自1937年至1945年的抗日战争时期，抗日民主根据地改为特别行政区政府，是实行“三三制”的联合政府。
抗战后期，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建立包括国民党在内的各党各派的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国体是人民民主专政，政体是以民主集中制为原则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最高行政机关为国务院（1954年前为政务院），地方政府为各级人民政府，从而最终建立了完善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组织结构体系。
中国共产党不同阶段的组织结构体系和政权组织形式，其实正对应着现代企业不同发展阶段的组织结构和管理模式。
按照企业生命周期理论，企业的发展可以分为初创期、发展期、成熟期等几个阶段，每个发展阶段的组织结构和管理模式也都是不同的。
对于不同发展阶段应该用的组织结构和管理模式，许多的企业并没有做过专门的分析和研究。他们或是借鉴行业内的通行做法，或是在确立一种组织结构或管理模式后，就长期贯彻下去，极少考虑过要有所改变。
第三章 思想建设铸造组织之魂（19）
殊不知，一种组织结构或管理模式在当前的企业发展阶段也许很合适，但是当企业逐渐发展壮大后，当下合适的组织结构或管理模式恰恰有可能成为企业下一阶段发展的桎梏。同样的环境下，采取相同的组织结构和管理模式，有的企业能够成功，而有的企业却归于失败，很大程度上就是未能探讨企业自身的成长过程。
张瑞敏就说过一句话，叫做“我们从不回头欣赏自己的脚印”。我们可不可以这样来诠释这句话呢？企业的不同发展阶段都有其战略重点和任务，如果不知变通，老沉迷于过去的经验和成就，实际上就等于是原地踏步，也就失去了继续进步的根基。面对变化了的市场，以及企业不同发展阶段中出现的新情况，如果不对管理模式和运营方式加以变革，无论其过去如何辉煌，企业也有可能被无情的淘汰。
这种淘汰还往往不是源自于外部，恰恰是其自身。所以说，不关注企业发展不同阶段的组织结构和管理模式，不知变通，就有可能自取灭亡。
中国缺少做大和做强的企业，要谋求百年基业，要向世界500强冲击，中国的企业就必须要研究自身的成长阶段，只有把握企业在成长各阶段的发展规律，才能更好地运用管理学的各项理论工具，避免照抄照搬，这样的企业也才能避免病急乱投医，就如学习最新潮的管理方法一样，如果引进不当，就像病急乱投医，加快企业组织肌体的败亡，使企业组织陷于不利境地。
共产党的组织结构的不断改善和创新，也启示我们：
当企业处于不同发展阶段时，应当研究不同成长阶段的组织结构和管理模式，只有建立起动态适用性组织，并注意研究适用性组织发展过程中的不同特点，才能更好地做大做强企业。
5。 组织程序不能忽视
共产党组织结构的特点是“统分结合，动态平衡”，这正是一种动态适应性组织模式，它不但集中体现为不同时期的组织结构都能适用每个时期的需要，形成了一种动态平衡的组织结构体系，而且体现为一种集权与分权相结合的动态平衡过程。
集权是指决策权在组织系统中较高层次的一定程度的集中；与此相对应，分权是指决策权在组织系统中较低管理层次的一定程度的分散。
绝对的集权意味着组织中的全部权力集中在一个人手中，这在现代组织中明显是不可能的。而绝对的分权意味着全部权力分散在各个执行、操作者手中，没有任何集中的权力，因此管理也就成了多余，一个统一的组织也不复存在。在现实社会的组织，可能是集权的成分多一点，也可能是分权的成分多一点。因此，集权与分权都是面对特定的环境来分配的，没有绝对好坏之分，组织都应该针对特定的环境和战略来设定组织的集权与分权程度。
统一命令是组织工作的一条重要原则，组织内部的分工越细、越深入，统一命令原则于保证组织目标实现的作用越重要。只有实行这条原则，才能防止政出多门、遇事互相扯皮、推诿，才能保证有效地统一和协调各方面的力量、各单位的活动。
在通常情况下，越级指挥的现象给组织带来的危害是极大的，它不仅破坏了命令的统一的原则，而且会引发越级请求的行为。长此下去，会造成中层管理人员在工作中的犹豫不决，并增强他们的依赖性，诱使他们逃避工作，逃避责任。最后会导致中层管理层、乃至整个行政管理系统的瘫痪。
为了防止上述现象的出现，以组织设计中要根据一个下级只能服从一个上级领导的原则，将管理的各个职务形成一条连续的等级链，明确规定链中每个职务之间的责任、权力关系，禁止越级指挥和越权指挥；在组织实践中，在管理的体制上，要实行各级行政首长负责制，减少甚至不设多级行政主管的副职，以防止副职越权，从而干扰正职的工作，以保证统一命令原则的贯彻。
6。 通过文化、制度和训练提高战斗力
在中国，谈到管理，很多人言必称海尔、联想、万科，这些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创造了我们这个时代繁荣的企业领袖们，如海尔的张瑞敏、联想的柳传志、万科的王石、华为的任正非、科龙的潘宁、广厦集团的孙广信、华远的任志强、宅急送的陈平等等，都是军人出身。据统计，截止到2004年底，以营业额计，在中国排名前500位的企业中，具有军人背景的总裁、副总裁就有200多人。
第三章 思想建设铸造组织之魂（20）
实际上，多数管理史学家都认可这样的观点：管理正是起源于军事和战争。由于战争的需要，军事领袖或政治领袖需要通过科学的组织和有效的管理将有限的资源充分地运用起来，他们设定军事目标、制定计划、组织资源、运用策略、展开进攻、获取胜利，这一切都贯穿了管理的基本原则、方法和基本的管理理论。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为什么中国人民解放军能成为一支铁军？中国人民解放军在组织建设方面有什么特殊之处？
在人们心目中，与军队和军人密切联系的概念主要是奉献牺牲、忠诚敬业、团队精神、纪律和服从等。实际上，在成为军人前，他们可能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民、学生或者工人，甚至街头的小混混，有着同普通人一样的平凡意识和行为。为什么在进入军队，经过军队的训练和教育之后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呢？
通过对军队管理内容和管理过程的分析，我们发现，实现这种变化离不开三个要素：文化、制度和训练。这三者中，文化是基础，制度是保障，训练是手段。
从中国人民解放军提高战斗力的训练内容来看，他们主要从思想教育、日常行为规范标准化、军事业务能力三个方面提高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