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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脸上，也闪着一种热切的光。
“你去过广场了？”李伟下意识推开了我，问。
“怎么啦？”
他又拉回我说：“没什么，以后别去啦。”
“为什么？”我有些奇怪。
“每次群众运动的背后，都有政治家的黑手在操纵，我们老百姓根本不知道那些内幕和其中真正的目的，老百姓只是他们的工具和炮灰，只是被牺牲的对象。”
我想起广场上昏暗的夜空中，那些闪着热切眼光的年轻的脸，再次感到了李伟的“冷”，但是我想，他作过近三年的大学团委书记，这以前又一直是学生干部，他的话，一定是有道理的。
他见我沉默，抚摸着我的头发说：“我们现在在外面，一个陌生的世界，一无所有，随时都有被人吃掉的危险，我们要迅速地壮大自己，赚到很多的钱，这才是抓得着的能把握住的东西，其它的都太空、太假，我们管不了。听话，啊。”
“你那工程怎么样了？”
我忽然发问。这近三个月来，他每天为望海工程忙进忙出，奔波操劳，却很少提到它的具体情况，有时我偶尔问到，他也是含糊其辞说一句：“挺好。”他不想多谈我也就不便多问。
“不是想的那么顺，不过你放心，我们会处理好的。”
他已经三个月没往家拿回一分钱了，我怎么能放心，我看到了他眼中的一丝忧郁。
102
王锋打电话来，说中午请我吃饭。我们去了老地方，吃那五块钱一份的红烧肉，三元一份牛腩炒粉，边吃边聊。
他问我：“你又去广场了吗？”
“没有。”
“那场面是不是太伟大，太激动人心了？”
“是。”
“我觉得中国真的有希望了，这种现行的政治制度，人事制度不改革，中国人只会被越统越死，越来越没有活力，没有创造性，越来越落后，最后，只能像印第安人那样亡国灭种，任人宰杀。”
他有些激动，眼睛里闪着的也是那种热切兴奋的光，这使原本平凡的一张脸，顿时生动起来。
“我在四川大学从大学到研究生，年年都是优秀生，学生会主席，可是家里没背景，被分到一个偏僻的山区矿区的中专当教师，而那个矿区，早已废了，早都挖不出矿石的，这些工人还天天报到上班，做那些无用的工作，领工资，活着一点意义也没有，对社会一点用处也没有，活着的一天天，就等于是在等死。可就是这样的企业，还被评为省优企业，还设职工中专，我们每天教那些职工子弟，学怎么挖矿，选矿石，化验测试。你说是不是笑话？我实在无法忍受这样浪费生命，就办停薪留职出来了。”
再见，不要永别（46）
这是王锋的故事。
我们认识一年多，他第一次对我讲了这么多话，这个少言少语的阿锋，谁能想到他竟在心底埋藏了那么多的理想和热情。
在我认识的来海南的人中，有不少人是为了不想再过那种年复一年，月复一月，日复一日，日日相同，一日等于二十年、三十年，甚至一辈子，像死水一般，没有希望、没有创造，没有鲜活内容的日子。他们想活得有点意义，有点创造。对旧有的单位环境，他们选择的只有逃走。
王锋也是这逃亡的一员。
我对他们充满了钦佩之情。
我被王锋的热情感染着，李伟的话几次到了我嘴边，也强忍了回去。我怀着一种侥幸的心理：也许这次人民自发的运动，会不一样吧！
一个礼拜过去了，没再听到他的电话。我打电话过去，他公司的人说，他坐火车上北京声援北京学生去了。
我的担忧又多了起来。
103
阿莲的丈夫黄健，永远都是那副西装革履，一尘不染，神采奕奕、风度翩翩的艺术家模样，进进出出的时候，他手里提着的，不再是那个大提琴盒，而是一个精致的鼓鼓囊囊的真皮公文包。他总是脚步匆匆，一副忙碌的样子。星期天，晚上聚餐时，他说：“李伟，听说你和阿康接了单大买卖。”
李伟说“是，一千六百万。”
黄健说：“好，不错，你们算走对路了，在海口，目前最赚钱的就是搞房地产，炒股票。”
阿康接话说：“不是房地产，我们只负责建房。”
黄健说：“甭管叫什么，反正沾着房产两个字，绝对挣大钱，还是你们有本事，来，咱们今日有缘喝上几杯，庆祝庆祝？”
“老兄，不必了，我们已经庆贺过了。”
“哦，这么快，不过今晚酒还是得喝，”
“为什么？”
“我也不拉大提琴了，改行搞房地产了。”
“你搞房地产？”
阿康问，我们都有些奇怪地望了黄健一眼。
“他给别人打工，不是自己搞。”
阿莲见大家都有些疑问，就开口说话了。
“一个男人，老拉小提琴，赚俩小钱，连媳妇都养不了，还得到处看人脸色，没什么出息。海口，自那次###讲话后，政策越来越宽松，内地各省市，中央各部委、直属机构大企业，都到这来建办事处，开分公司，香港、台湾、新加坡、韩国、日本中南亚的资金现在都一股脑地往这涌，到处都在建宾馆，建大厦，建别墅。如果现在谁能批到一块地，那怕郊区县，搞到一个批件，就发大财了。最少也赚个几百万，弄好了也许一两千万，那时，我们还愁什么。”
黄健说的这些，我们都知道，可是到哪去找这样一块地，凭什么给我们呢？
我们几个人都有些疑惑地看着他。
“搞金融、炒股、炒期货也赚大钱，可是，我们不懂没办法，但搞房地产，搞地皮，谁都能干，这不需要技术，只要关系就行。我现在跟着小跑，等摸清门道，我就自己干了。”
黄健一改以往要保持艺术家精神的形象和烟酒不沾的原则，自己倒啤酒，干了一杯又一杯。没想到文质彬彬的他，放开了，这么能喝。
“别人要有地皮，自己不就干了，为什么要给你？”
李伟有些不解地问。
“这你就不懂了，能有权批地皮的都是当官的，当官的他吃的是官饭，他自己不能出面来做，如果你认识他，他又信任你，把这块地低价给你，你返给他好处，大家利益均沾，等于你代他做。本来值5万一亩的地价，他批给你5千一亩，批你一百亩一千亩，这一倒手，你啥也不用干，想想，你能挣多少钱？”
再见，不要永别（47）
有这事？有这么容易挣的钱？
看我们还是疑疑惑惑的样子，黄健有些得意地说：“现在大家都这么干，多少人都已经发了，你们要不相信，到外面去问问。”
阿康说：“这事我知道，可咱们是外地人，去哪儿认识这些当官的，再说，就是认识了，他又怎么能信任你？”
“哎！这才是问题的关键，也是看各人本事的地方。”黄健说。
阿香又从外面小卖店，拎来六瓶啤酒，加了两个菜，今天是她和阿三作东。
她已经学会化妆了，眉修得细细弯弯，眼脸上抹着淡淡的眼影，圆圆的脸上还抹着淡淡的腮红，使她白皙的脸上透着一抹红晕，煞是新鲜动人，比她前段时间只知道把嘴唇涂得鲜红鲜红，强多了。另外，她的神情也似乎活泼了许多，听人说话时，一只手托着下巴，斜斜地看向你，满有风情的样子，这一切都是阿莲的功劳。
黄健和李伟碰了一杯，说：“李伟，听说你爸是沈阳武警某某医院的院长，相当于师长？”
“你怎么知道？”李伟有些奇怪地问。
“哎呀，老弟这你就别管了，中国人，谁不知道谁呀，咱们住了都快一年了。能不能让你爸介绍一两个人，咱们认识认识，余下的事，我全包了，有了这关系，啥钱都有了。你知道，武警在海南很有实力，哪一级当官的都买他们的帐。”
李伟听提到他爸，我注意到他的脸“涮”就沉了下来，和我上次建议的时候一样。
“我来海口，就是不想靠我父亲，我靠我自己，能混成什么是什么。”
李伟的话，硬得像石头一样，毫无转寰的余地。
黄健听他这样说，像没事一样，“嗤”地一声笑了，说：“喂，老弟，你不会是像我们一样，有人不能靠，有家不能回吧？算了，今晚咱们不谈伤心事，只喝酒、聊天。”
104
黄健的父亲是武汉市建设厅的一个厅长，他们一家在武汉是个实权派家族，几家亲戚都把持着武汉的几个重要部门。
黄健和阿莲原来都结过婚。
黄健原来的妻子，也是市委大院里一个领导的女儿，他们的结合可谓权权结合，强强联手，更加增强了两大家族的势力。
他父母都认为，这个自小叛逆，不爱当官爱音乐的儿子，长到二十多岁，似乎只做对了这一件事。
在内地，艺术教师几乎是清贫的代名词，他们希望，将来等黄健年纪再大一些，人成熟一些，有了孩子，家庭负担重一些的时候，他就会知道权力的好处，钱的重要。
可是，万万没想到的是，他们还没等到黄健改行，致力于仕途，却先等到了黄健与别的女人通奸，坚决要与老婆离婚的消息。
这事儿一时间在武汉市政府各机关上上下下，传得沸沸扬扬，女方的父母也和他们由一个阵营里的战友，反目成了敌人，他们苦心经营多年的良好声誉和关系，被这个不孝之子，毁得七零八落。
由于黄健的老婆死也不肯离婚，阿莲离婚后，被学校处分记大过，几乎为全体师生侧目，成了过街老鼠一般。
万般无奈之中，听说海口可以凭本事自由演出挣钱，黄健和阿莲就在某一天，突然双双不辞而别，连假也没请，提着两个行李箱，一把大提琴，来到了海南。成了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现代私奔版。
果然，在海口他们很快就找到了工作。三年下来，几乎所有的大小歌舞厅，他们都演出过，每月十日是他们的寄钱日，阿莲给她儿子寄，黄健给他女儿寄，都是一月三百，他们不希望自己的儿女在没有爹妈的情况下，还因为没钱受委屈。
汇款单上虽然每次都留有清清楚楚的地址电话，但他们从来没有接到过各自家里的一个电话，一声问候，一封信。他们都尝到了古时候犯了罪的人被流放到遥远荒僻的地方没有亲人没有朋友的滋味，他们常常觉得自己是个罪人。来海口三年了，他们没有回过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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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见，不要永别（48）
每当想到他的女儿瑶瑶的时候，黄健的心就会觉得柔软生疼。
走的时候，女儿才三岁，每天，他负责早上送她下午接她。送到幼儿园小班门口，瑶瑶就会搂着他的脖子，用她柔软、温热的小嘴小舌头，吻他，直吻得他脸上有些热烘烘的不好意思，她才松开双手，跳到地上说：“爸爸，拜拜。”下午接瑶瑶，她一到门口，也是伸出双臂说：“爸爸，抱抱。”然后贴到他脸上用她柔软的小嘴温热的舌头吻他。
这是黄健一天中最幸福的时刻，他又幸福又羞涩，真不明白这小人人，是从哪学来的这一套。
这是女儿所有成长故事中他唯一能记起的一个。
离家的那晚，黄健走得匆忙心焦，没有把女儿的影集带出来，如今只有一张女儿两岁生日时拍的小照，随身带在身边。有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