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她的呻吟，变成了快意的欢叫。他把她送上一次又一次欲仙欲死迷醉忘情的高潮，而他还在不知疲倦地推波助澜，发动着一次又一次的冲击。她陶醉在那久违的幸福中。
“爱我，哥！”
她的贪婪强化了他的性欲，在一阵快速疯狂的冲击中，他俩同时抱紧对方，铺天盖地的快感猛然淹没了他们。叶子挺起了上半身，她想贴他更紧，她想融化到他的心里。正当他们即将喷薄而出，淋漓尽致地释放心中久蓄的能量时，叶子突然僵在那里，异常恐怖地尖叫了一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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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请了知了来歌唱（2）
李伟被她异常的叫声骇住，他顺着她的视线向后一望，门不知何时被打开了一半，他的母亲正探进头来瞪着那双绿森森鬼火一样的眼睛，看着床上这一对赤裸的男女。
李伟激灵灵打了个冷战，那骄傲坚挺健壮的阳具，还没来得及喷射就萎缩了下去。他无声地瘫在了叶子的身上，死了似的一动不动。
就此，李伟阳萎。
140
经济大衰退大萧条时期，往往成就一个怀旧的年代，就像一首俄罗斯民歌唱的，过去我是快乐一少年，骑着马儿，吃着苹果馅饼和甜菜，而如今，我只能吃凉水煮白菜。
破落了的大家族，总会怀念过去的好时光，而我在痛苦沮丧失落的时候，总要张嘴唱歌，一张嘴唱出的就是：“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
还是在我父母下放农村时，那时我四五岁，村里田埂上电线杆上高高挂着的那个又圆又黑的大铁嘴高音喇叭，一天早中晚三次，唱的就是这首歌。这首动听的歌，使我自小就对天安门广场充满了神圣的崇高的无限的向往。我常想，等我长大了，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看天安门。
等我长到二十岁的时候，我被选送到北京读书，我真的看到了天安门，可是，我没能找到天安门的雄伟壮丽，没能感受到“天安门上太阳升”的那种美好希望，尽管我在天安门广场坐了一夜，等着看早晨四五点钟太阳升起时的天安门。
太阳确实从广场天的那一边升起来了，除了那一圈晕红外，我看到的是和白天一样的灰蒙蒙的天，灰蒙蒙的人群。他们一个个无论男女老少，个个都显得疲惫萎琐，紧绷了脸，紧锁着眉，脸色阴沉，黯淡无光，皮肤像遮满了尘垢。我忽然后悔来到了真正的天安门广场，它击碎了我脑中最后一串伟大、庄严、神圣、雄伟这些理想的词。
这以后，我变为怀念更古老的从前了。我怀念佛堂里弥佗佛的脸，他咧嘴大笑，开朗坦荡，无忧无虑；还有观音和如来佛的脸，他们慈眉善目，眼含悲悯，嘴带微笑，端庄安祥，宽容温和，用宁静的光辉照耀着每一个面对他们的心灵。他们脸上的线条柔和圆润舒缓，这是过着富足从容的生活，拥有美好的心灵和幸福人生的人，才能刻画出的线条，难道那个遥远年代的人们会比现在生活得更从容富足自由幸福吗？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们不会日日操劳奔波争斗，行色匆匆。
海口的白天，依然是那副萧条寂寞的样子，可是到了晚上却是万家灯火，流光溢彩，金碧辉煌，莺歌燕舞，人们喝着轩尼诗、茅台、老窖、日本清酒，还有半杯泡沫半杯啤酒的嘉士伯、贝克，搂着小姐，听的却是《南泥湾》《九九那个艳阳天》《送战友》《一条大河》《打靶归来》《白毛女》选段。那些从延安唱到到土地改革唱到五六十年代的革命歌曲，缅怀着毛泽东时代的大公无私，普遍贫穷的好时光。当然，场场不少的是海南的经典特产《红色娘子军》舞剧。解放后，大陆那边的人知道遥远的天边还有个海南岛，大都因着这个舞剧改拍成的电影。只是现在舞台上的跳琼花的那个女演员的衣服更新更时髦更窄小更鲜艳了，把高高的胸脯绷得紧紧的高耸着，让人担心那里面裹得严严实实的两只小白兔随时会蹦出来，男人们的眼睛总是使劲地盯着那跳动的两团。电影里的女演员原来穿的是一条破破烂烂的红裤子，现在他们改穿了短短的红裙子，女演员起跳、腾挪，旋转、跨跃、大劈叉时，红色的裙子随之高高地飞扬起来，距离只有三尺远的男人，把女演员那性感的大腿，小小的黑色、蓝色、红色、白色底裤看得清清楚楚。此时男人们总是兴奋得大叫“好！”热烈地鼓掌，要求“再来一个”。
在这个怀旧的年代，阿莲幸运地成了海口各个夜总会和俱乐部争抢的当红歌星，或称当红民歌手，她除了在世贸歌舞厅当专职歌手外，晚上还要赶五六个场，虽然累些，但那种被大众喜爱、欣赏、需求、渴望的满足感、愉快感是难以形容的，也是什么都取代不了的。还有一个月二万多元的收入，使她能支付黄健天天耗去的公关费、房租费，才能支持黄健去赌这一场。连她自己也不相信，熬到近三十岁，到了该下舞台的年纪，却在一夜之间红了起来，真所谓好运来了，连门板都挡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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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请了知了来歌唱（3）
黄健运回武汉的那些由彩电、冰箱、摄录机和一百一百当见面礼在亲朋好友同学的孩子间散发的钞票组成的重型炸弹，如愿以偿地炸开了武汉市那个曾一度向他关闭了的社交网。他在海南独闯天下事业有成，从昔日一个乐器演奏员一跃而成为拥有注册资金三百万的大公司的总经理——一个集年富力强、英俊潇洒、儒雅深沉、机智幽默为一体的青年企业家，黄健的传奇故事，一夜之间传遍了武汉市的中上层，成了那些有心闯海却迟迟不敢行动的人们敬仰的英雄。
凯旋归来的黄健，陆续在海口国贸大厦接待了随后来海口考察的武汉市某某银行的行长和信贷科长，还有武汉这厅那厅的厅长等等，对这些人的接待日程安排，一律是白天坐车观光，路线是海口——文昌——三亚；晚上吃海鲜，去歌厅卡拉OK，找小姐，邀三陪，然后住进俗称“鸡场”南岛大饭店。抽空引见海口的各种神仙，各方诸侯，场面热闹风光。只是所有的单都是由黄健买。直把这些考察的人物伺候得舒舒服服，开开心心，晕头转向：“黄健，你小子行，混得不赖，有场有面，兄弟我服了，这事成了，放心，老弟。老哥我金口玉言，说话算话。”
一个月后，第一笔一千万元到账。一个半月后，又一个二千万到账。二个月后第三笔钱三千万也到账了。
就此，黄健成了名符其实拥有亿万身家的大老板。
当第一笔钱到账，黄健和阿莲在银行核实后，胜利的喜悦使他们呆呆地看住了对方，由于承受了太久的等待，太多的希望，太重的重压，如今一旦实现愿望，他们反而变得傻傻的只知道咧着嘴乐。他们手拉着手走出银行，门外的太阳像白晃晃的利剑一样刺在眼上，使阿莲的眼睛睁不开，流下泪，她这才想起由于夜夜赶场到深夜三四点，她已有太多的时日没有见到阳光了，她已经不习惯太阳光的温热耀眼了。
她停住脚步问：“阿健，咱们有钱了，是不是？”
“是啊，小傻瓜，你不知道吗？”阿健爱怜地说。
“我今晚可以不用去唱歌了，是吗？”阿莲的神情还是有些犹疑，有些不真实的感觉。
黄健闻听此言，愣了一下，然后搂紧了阿莲的腰，把她贴紧在胸口，柔声地说：“阿莲，对不起，让你受苦了，我再也不会让你去赶场唱歌了，你就在家好好保养，做我的好太太好妻子，好吗？”
阿莲甩开他，像个孩子一样张开双臂，在滨海大道的椰树影下，旋转着咯咯大笑，裙摆一转一转地飞扬起来，开成了一朵好看的花。
黄健第一次看见他的妻子笑得那么开心烂漫。
他的眼角已有皱纹，一滴清泪从眼角渗出。
不久他们买了凌志车，在金融花园F座买了整整半层楼，装修豪华气派，家里请了保姆打扫卫生，请了厨子做饭，养了一只小猫丽丽，一只小狗阿宝。
他们的公司也如愿吃下了两个因资金短缺而停建的楼盘，一跃而成为海口知名的房地产商。
阿莲和黄健虽然搬走了，但是他们还是保留了光明路18号二层的这间房。一是因为这是他们最初奋斗赖以立脚的地方，有特殊的纪念意义；二是十八要发，这是个吉利的号，吉利的兆头，这是块宝地。
他们的成功，也激励了我们争取胜利的信心。
141
我和李伟的结婚没有亲人祝福。
回海口的途中，我们中途下车在北京停留了两天，回到了B大学，这是我们最初相恋相知的地方。回忆的温情，冲淡了我们心中积聚的郁闷和悲伤，我们相依相偎走在树影婆娑的校园小路上，再一次深刻地感受到彼此的不可分，我是他的，他是我的，我们早已溶为一体。火车途经江西时，我没敢下车带他回我的娘家，离家近两年的我，如果突然带一男人回去，一定会把我的父母给吓死，那个专门生产传播谣言的小城，不知道又会编排演绎出多少流言蜚语，让我的父母再遭受无端地羞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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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请了知了来歌唱（4）
回到海口后，我用尽可能简洁的语调，给我的父母写了一封信，告诉他们我恋爱了，对方是沈阳人，是研究生电脑工程师，我们现在想结婚，请父母把介绍信开过来，并寄去了几张我俩的合影和他的单人照。李伟的像照得很帅，我希望我的父母能喜欢他。
父母很快就回信了，是父亲的手笔，充满了惊讶、愤怒、沉痛、担忧和疑虑，父母一致谆谆告诫，女孩子要自尊自重，不要轻率，特别在感情问题上。但现在生米已煮成了熟饭，他们自知说什么都晚了，所以最后他们还是祝福我俩在人生的路上要相扶相持，要严肃认真地对待感情。并说随信寄来2000元贺礼，望查收，介绍信也一并寄来，又说如有困难，望如实相告，他们尽可能给予帮助。
我的可怜又善良的父母啊。
读着信，我的泪水哗哗而下。
父母的2000元，加上李伟姐姐给的2000元，和李伟父亲悄悄塞给李伟的1000元，还有我们剩的3500元，另外阿莲两口子送来200元红包，阿亮的600元红包，一共有9300元，如果省着点用，这一年李伟纵然找不到工作，也将就着够我们生活的，我心里踏实了一些。原谅我，总是在计算钱，说实话，我穷怕了。
阿亮把孩子寄放回父母家后，自己只身去了金三角，而后到了越南。在越南，他写过两封信，信上说，他在越南有一次三天三夜没吃饭，坐在屋顶看月亮，直看到满天都晃着又白又大又圆的月亮，心中异常凄凉。
当他熬过大半年飘荡无着落的苦日子，回到海口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有点眉目后，就来找李伟。房东叫他过半个月再来，这次来正好遇到。
当他知道李伟到现在还没找到工作，就极力怂恿李伟和他一起来证券行上班。他说，他跟他们部门经理说说，他跟他关系不错，看能不能进去。那时我们还不知证券行是干什么的。
阿亮说：“证券交易，就是股票、期货、债券和外汇交易，我们交易员就是替别人交易，说白了，就是别人把钱投到我们户头上，我们替人家炒股，炒期货，炒外汇，炒债券，因为我们是专业人士，有经验。不管交易成败，我们都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