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1995年，上帝把我的命运与“红高粱”联系在一起。
那年，我创立了中式快餐——红高粱。在几乎没有花任何广告费的情况下，我遭到全国近乎所有知名媒体、以及包括美国三大有线电视网在内的国外近百家家媒体的轮番爆炒。一夜之间，我成了一个让世人关注的“新闻人物”，“红高粱”也成为一个炙手可热的名牌。
有位知名学者是这样评述我的。他说，乔赢创下中式快餐的奇迹，他打造了一个让世人皆知的品牌。从品牌商业运作角度看，他至少节省了一个亿。迄今为止，也没有哪个品牌能比他做得更成功！
可就在“大红大紫”时，我一下子跌入了人生的最谷底，成了“阶下囚”。
记得我第一次走进大牢的铁门里时，就像掉进了“万人坑”，感觉到处是发霉腐烂的“尸体”，令人窒息。接下来就像一个人黑夜里不慎掉入太平洋，四周一片漆黑，不知游向何处，害怕极了，近乎绝望。
我未来的路该怎么走？要向何处去呢？
有一天，心灵深处突然内视到一个“亮光”，似乎看到了海岸和沙滩。脑子里一下子呈现出无数个人类精神领袖的名字，先知、哲人、圣人和佛陀。我想到了文王拘演周易、仲尼厄写春秋的故事，想起了苏格拉底之死，想起了尼采的痛苦哲学，想起了释迦牟尼的菩提顿悟。我似乎找到明确的方向，看到了未来之路！此时仿佛听到了一个东方神秘主义哲人的声音：“孩子，路找到了，就不要怕路遥！你的每一段经历，都不会浪费……”
是呀，这不是人生难得的一次经历和体验吗？
我静下心来开始反思，反思红高粱的前前后后，反思红高粱的是是非非。
我发现，一个人当他的物理空间趋于无穷小的时候，他的思维空间反而趋于无穷大。相反，当他的周围都是鲜花和掌声，当他的物理空间无限广阔的时候，他的思维空间却小得近乎于“零”。
在这里，我不仅有了新思考，也有许多新发现。有一天，我把在这里的感受给老同学和老战友吕华勇谈了（正好他是看守所的副大队长），他听后非常惊讶，说：“你写本书吧，把这种感受、体验和总结告诉读者，一定很有意义，这也是对社会的贡献。”
于是，我产生强烈的写书意愿，花费近一年的时间，克服了让人难以想象的困难，最终完成了这本书。
在这本书里，我特别想告诉读者的是：一生中，经历过破产、坐牢、失败的男人，是最幸运的人！你知道吗？世上再也没有比经历这几样东西更能锻炼人的意志了。
比如，当你生活在没有自由，没有阳光，没有幸福和快乐的牢狱里的时候，你仍不放弃希望和追求，你仍然信念坚定，意志坚强，永不言败！那么，你不成功谁成功！
我想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人们都害怕失败？
答案是——人们不懂得失败的本质。
我认为，害怕失败的人，也同样害怕成功。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失败”和成功本来就不是两样东西，就像上坡和下坡的路是同一条一样。唯一不同的是，你怎么看的问题！
我发现，失败有两大本质特点：一是必然性；二是可转化性。
所谓必然性是指任何事情成功之前必然先以失败的形式表现出来。因为客观世界太复杂了，太多变数了，你想一次就能正确认识和掌握其规律并大获成功，几乎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现实的。于是，失败就是不可避免的，就是必然会发生的。
所谓可转化性是指成功是从失败中获得的。换句话说，成功的过程就是不断地修正错误的过程，就是不断失败的过程。
卡耐基给成功下的定义是：经过无数次失败以后姗姗来迟的东西叫成功！我以为，成功就像拳击比赛，比的不是谁善打，而是谁善挨。打不死才会赢！
亲爱的读者：这本书里，我对红高粱挑战麦当劳这件事也做了深刻的反思。我想告诉读者，我为什么非挑战麦当劳不可？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利多？还是弊多？对？还是错？有哪些收获？有哪些经验和教训？
其实，迄今为止，我并不赞成对“挑战”这件事做出肯定或否定的评价。因为对或错具有相对性。昨天认为对的，不一定今天还是对的。而今天认为错的，可能明天你又认为是对的了。
我一点都不怀疑美国麦当劳的强大，它的财力，足以与目前整个中国餐饮业抗衡。但这绝不能表明，它是无懈可击的，它是永恒的“火”。
对我而言，“挑战”也决不是一个短期的营销策略，而是长期的战略目标，也决不会因一时的挫折和失败，改变自己的人生目标！
人类已经进入了信息时代，这是全新的世纪。人类的饮食文化乃至生活方式将要发生一场深刻的革命，而这场革命对麦当劳的工业理念，产品结构，生产方式等是一种挑战和否定！人类将进入用鼠标吃饭的“数字餐饮” 新时代。这是吃出健康的时代，这是个性化的时代。我坚信中国餐饮文化走向全球化的时代即将到来！
冯小刚说，红高粱这个名字不错
1988年，我在解放军信息工程学院当老师的时候，为了使课堂丰富一些，生动一点，我给同学们讲了麦当劳的案例，突然一个女同学问我，中国为什么没有像麦当劳这样的快餐？
是呀！中国为什么没有麦当劳？中国为什么没有全球连锁性的名牌快餐？
我们的现代工业、汽车业、IT业等都落后于西方了，这是有理由可说的。但我国是世界美食大国，餐饮文明5000年，餐饮业非常发达，可为什么也落后了呢？
那时，这个问题就像“司芬克斯之谜”一样，在我的理性世界里，深深地吸引着我、折磨着我……
为了探索这个“司芬克斯之谜”，我踏上了一条“不归路”——走向了中式快餐！
我坚信，自90年代开始，中国将逐步进入快餐消费时代，95年将是“分水岭”，中国将出现“中式快餐热”。
为了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大好机遇，我决定离开军队，离开大学，离开我喜爱的讲台，自己创业，从事中式快餐。
90年我转业了，在郑州杜康大酒店做了一年副总经理，后来又担任了亚细亚大酒店总经理。无疑，这为我后来开创红高粱快餐事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92年底，我的快餐计划基本完成。但是，还没有一个好名字。一般来讲，起一个好名字，几乎标志着事业成功了一半。为了这个名字，折腾的我整天不得安生，吃不好，睡不着。
一天晚上，我邀请了十几位文化界和艺术界的名流聚集在我管理的亚细亚大酒店，我把从事中式快餐的梦想告诉了大家，请他们对这个项目提提建议，希望帮我起个好名字。那天晚上大家讨论的非常热烈，你一言、我一语，大家一致认为这是个非常好的项目。
到了深夜2点左右，大家还意犹未尽。这时，年轻的雕塑家李小明突然问我：“乔总，你是真想搞中式快餐，还是说说而已？”
“当然是真想搞了！”我肯定地回答。
“你要真搞，我给你起个名字，就叫红高粱！”
大家一听“红高粱”，一下子全都兴奋起来了！之后，掌声通过！
此时此刻我已经热血沸腾了。几年来的苦思冥想，不就是在等着“她”吗！
“红高粱”——长在贫瘠的土地上，索取少，奉献大，生命力极强……
1994年的一天，我听说著名导演冯小刚来郑州了，我决定听听他对这个项目的看法（我们是在1992年相识的）。当时，我准备把重心放到北京，也想在进京前先做点“拉大旗，做虎皮”的事情。我在电话里说：“小刚，我是乔赢，今晚请你吃饭，顺便有个项目想听听你的意见。”他欣然接受了。
晚上吃饭时，我把红高粱快餐的进京计划告诉他，他说：“乔总，我不懂快餐，但是，我觉得红高粱名字不错，在北京应该能打响……”
二七广场，这里做“红高粱”最合适
1994年年初，为了我梦寐以求的“红高粱”，我辞去了亚细亚大酒店总经理职务，真正开始了自己的创业生涯。
辞职后我就到了北京，一是为进一步研究麦当劳；二是为寻找更多的机会，开个红高粱快餐店。
在我心里，整个94年，只要能选个好位置，开个红高粱快餐店就算过得很充实。
我几乎考察了北京所有的麦当劳，特别是北京王府井大街的麦当劳，人潮涌动的景象深深地吸引了我。在那里，我一呆就是一整天。我观察他们的服务方式、出品速度和营运管理，观察我所能看到的每一个环节——即使到了打烊的时候，我也故意不走，看他们夜班的清洁程序。我常常为麦当劳的精细管理而感动。另外，我还按进店人数和人均消费额估测麦当劳的日营业额——天哪，差不多都在20万元左右！
这哪里是快餐店，这简直就是一台印钞机！
我还考察了亚运村、东单、西单、复兴门、前门、东四、东大桥等地方。在那段日子里，我白天考察，晚上写红高粱的商业计划书。
大约半年过去了，钱也花完了，可还是没有谈成一个合适的位置，也没有找到合作伙伴。没钱在北京寸步难行，只好打道回府，准备在郑州发展——这毕竟是自己的家乡，也许比北京创业机会更多一些，更容易一些。
不过，在北京的这半年，收获是蛮大的，至少完成了红高粱的创业计划书，大约2万字左右。
回到郑州以后，我一不做二不休，赶快寻址。快餐有这样一个不成文的“金科玉律”——快餐业就是房地产业，位置决定你能否成功。在我的创业观念里，只要有了好位置，这么好的快餐创意，一定能找到很多合作伙伴。
那么，第一家红高粱选在什么地方好呢？答案是：二七广场！
这是郑州市的一级商业繁华区，周围林立着亚细亚商场、天然商场、商城大厦、华联商厦、亚细亚大酒店、健力宝黎元大酒店等，人流如织，门庭若市，是经营快餐最理想的好地方。
“非在这儿找个好位置不可！”我想。于是，我“驾驶”着在大学当老师时买的那辆自行车转来转去，每天至少要走50公里左右的路程。眼看又半年过去了，位置还是没找到，不过力气倒是见长了。
看来94年的开店计划就要泡汤了。
正当我一筹莫展的时候，机会来了！我认识了郭瑞祥，命运开始转机。真可谓“天道酬勤”！
说起我们的相识，真有点偶然性，也许有某种天意存在。
其实，现在想来，任何偶然的东西，往往存在着必然，如果你看不到，不是没有，而是你有思维“盲区”。
记得，12月初的一天，我在亚细亚的一位同事家里聊天，她突然问：“你认识程飞吗？” “程飞？！是那个易经大师吗？他是我的好朋友。” 我说。
她说：“太好了，我的一位大哥很想认识他，他是健力宝黎元大酒店的总经理，他叫郭瑞祥。”
1994年12月的一天上午，天气格外晴朗，我和程飞来到健力宝黎元大酒店。
健力宝黎元大酒店位于二七广场商业区，与亚细亚大酒店只有一路之隔，正对面就是五彩购物广场。它门前的这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