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志愿兵部队（*F，名字虽然有些误导人民，但它依然是职业军事建制）是这一新契约的首要表现。到20世纪90年代，美国人已经开始庆祝*F成为联邦政府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实际功能与公开宣传的一样。*F意味着美国致力于维持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而*F就是“美国之队”。冷战后，*F维持着美国强权下的全球和平，而没有干扰美国平民对生命、自由和幸福的追求。人们怎么能不喜欢它呢？
“9？11”以来的事件揭穿了这三个错觉的真实面目。在实践检验中，这一全新的“美国战争方式”只是发了一下光，但还不是黄金。即使不是公开欺诈，兜售“全方位优势”的将军们也是明目张胆地玩忽职守。按照过去20年的记录来评判，美国军队只是在敌人成人之美般作战时才会取得决定性胜利，而萨达姆的死亡急剧降低了这种可能性，未来再也找不到这样善解人意的对手了。说到留下的后患，从索马里到巴尔干，从中亚到波斯湾，比比皆是。
说到“温伯格–鲍威尔学说”，文官遵守上述条款的意愿也被证明是暂时性的。众所周知，1993年，面对鲍威尔时，马德琳？奥尔布赖特极想知道，“如果我们不使用军队，您一直谈论的卓越军队有什么用呢？”奥尔布赖特沉迷于让美国士兵消除世界顽疾，并且她的想法很快占了上风。左倾空想家与好战政客专家组成的奇怪联盟成功撕碎了对使用武力的限制。“人道主义干预”大行其道，风行一时。20世纪90年代，不管将军们发挥了什么约束力，其影响也没有挺过那10年。曾经看似不可磨灭的越战教训被遗忘得一干二净。
同时，人民与军队的和解也只不过是一种虚构的怪物。筹码投下之后，“支持军队”引诱来的只是姿态和作秀，而没有有约束力的承诺。“9？11”事件没有使人们急着应征入伍，穿上军装，人们反而更喜欢让别人家的孩子去追捕恐怖分子，推广*，确保获得世界上的能源储备。在这场表面上具有震撼意义的全球战争中，美国人却更喜欢家乡的体育英雄，而不是保卫美利坚帝国遥远势力范围的士兵们。汤姆？布雷迪（Tom Brady）在全国橄榄球联赛中打四分卫挣了数百万，作产品广告又挣了数百万。帕特？蒂尔曼退出职业橄榄球比赛，当了一名陆军突击队员，牺牲在阿富汗。然而，在这两个人中，布雷迪更体现了当代人对“爱国者”这个词的认识和理解。
可是，这三种错觉挥之不去，助长了对美国军事威力华而不实的期望。罗纳德？里根以来的每届总统都为这些期望推波助澜，都利用总司令一职扩展椭圆形办公室的帝王特权，也都依靠军事力量来掩盖或治理这个国家挥霍浪费习惯所造成的问题。
“9？11”之后，这些幼稚的期望达到了极致，认为由意志坚定的最高行政长官支配的武装力量无所不能。在未能预见和防止对美国本土的破坏性袭击之后，布什总统继续以全球反恐战争为借口，推进宏伟的新军事企图，争取无限的行政权力，而这些都是在确保美国人民“安全”的伪装下进行的。这位总统否认“9？11”事件与美国以往政策有任何联系，他的全球反恐战争宣言把公众反思这些政策的任何企图都扼杀在了萌芽之中。实际上，布什是想利用战争集更大权力于一身，并转移公众注意力，让人们不去关注美国以往行为造成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后果。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吸取的偏偏都是些错误的教训（4）
只要美国军队还享有战无不胜的美名，就依然有可能伪称宪政秩序和美国生活方式健康无虞。为了根除恐怖主义，发动无限期的全球反恐战争似乎依然有些道理。毕竟，有什么人或什么事情能阻止不可阻挡的美国大兵呢？但是，一旦这项美名被人质疑，其他问题便会暴露无遗。这就是伊拉克战争陷入困境后美国的情形。困扰政治制度的痼疾，包括极不负责任的国会、支离破碎的国家安全机制以及不称职的帝国总司令，都不可能不被人注意了。美国生活方式中的自我破坏元素同样如此，尤其是美国越来越迷恋于外国石油，因而在全球范围内备受迁就，也备受指责。但是，更引人注目的是，在全球范围内发动长达数十年（如果不是数代人的话）战争的思维变得极其荒谬。
明眼人都看得出，过去7年的事态彻底推翻了“大总管学说”。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Kaplan）等雄心勃勃的记者可能依然认为，随着21世纪的来临，五角大楼“已经占据了整个地球，其军队准备瞬间涌入最偏僻的地区”，整个地球已经成为“美国军队的战场”。但是，任何拥有普通智商的下士都比他们清楚真相，都不会接受这些哗众取宠的空话。阿富汗战争已经进入第七个年头，伊拉克战争也已进入第五个年头，类似迈克尔？巴龙（Michael Barone）的评论家可能还会信心满满地说“对美国军队来说，没有什么任务不能完成”。但是，巴龙不会被召回交战地带，接受第二次或第三次战场洗礼。
布什总统号召美国士兵去做的事情，与他们能够做到的事情之间有巨大差距，这就是今天困扰美国的军事危机。对于一个习惯于视军事力量为王牌的国家来说，这个差距的含义是不可小视的。
要全面认识这场军事危机，需要了解伊拉克战争以及阿富汗战争的教训是什么。这两场战争，还有“9？11”事件本身，将成为乔治？W？布什遗产的核心内容。这些教训应当构成美国新的、更为现实的军事政策的基础。
在某些方面，思考这些教训的努力正在进行。这些反思来自布什政策的左右翼批评者，也来自具有改革意识的军官。宽泛地说，这一努力迄今已经产生了三个明显的结论。无论单个来看，还是整体而言，它们都颠覆了作为布什总统全球反恐战争基础的冷战后军事错觉。为了替换这些公认的错觉，他们提出了新的学说，但同样是误入歧途。到现在为止，从美国“9？11”之后军事经验中吸取的教训都是错误的。
第一个教训是：武装力量，尤其是陆军，必须认识到伊拉克和阿富汗带来的挑战不仅决定了军队的现在，也塑造了军队的未来，即某些狂热者津津乐道的“下一场战争”。发现叛乱分子、国家建设、培训和指导“驻在国”军队、人口安全与控制、赢取人心，这些都将是工作重点，在未来数十年，在整个*世界，都将让美国军队忙乱不已。
短暂干预并取得决定性胜利不再适用，长时间驻军将成为常态。像1991年“沙漠风暴行动”一样的大规模常规冲突的可能性被降到最低。未来将充满小规模战争，极可能是频繁、漫长和持久性的。
虽然先进技术在这些冲突中仍占据重要位置，但它不是决定性的。只要可能，战士们将依靠“非动态”方式，像外交官、调停人、救援工作者一样履行职能。毫无疑问，美国士兵仍会进行战斗，但借助社会学最新研究成果，他们也将展现出文化敏感性，更不用说掌握当地语言和风俗了。正如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2007年10月所言，“恢复公共服务，重建基础设施，促进善治”现在已经成为士兵的分内职责，“所有这些非传统能力已经进入军事思想、策划和战略的主流，而且也必须如此”。
吸取的偏偏都是些错误的教训（5）
这一前景意味着要精确地解读具有政治目的的军事行动。硬力量和软力量将实现融合。战场上的士兵既充当警察，也是社会工作者。这一前景也意味着放弃那些催生“转型”、“震慑与威吓”和“网络战”等豪言壮语的乌托邦幻想，因为它们将战争与政治割裂开来。
当地条件决定使用的战术，意味着五角大楼设计适用于冲突各个方面的单一技术模板不再有效。说到低烈度战争，武装部队将采取不同于南北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第一次海湾战争的做法，但更像美国1898年在菲律宾、20世纪20年代在中美洲的军事经历。军官们不再从格兰特、乔治？巴顿、诺曼？施瓦茨科普夫指挥的战役中寻求灵感，转而研究战后英国和法国在巴勒斯坦、马来亚、印度*和阿尔及利亚等地的军事介入行动。
总之，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浴血奋战的军官们看到了未来，看到了更多像伊拉克和阿富汗一样的地方。尽管“全方位优势”的设计者们为了维持军事优势，希望高科技打击力量具有前所未有的致命性、广泛性、精确性和灵活性，但从伊拉克和阿富汗退役的老兵们更清楚军队需要什么。他们依然致力于占据全球领先地位，但同时认为这种追求不仅需要先进武器，也必须能够让军队在地面活动，留守下去。反过来，这意味着必须有充沛的兵源和后方足够的耐心。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9？11”之后的战争留给人们一个截然不同的教训。与越战时期的抱怨相似，这种观点认为，美国的伊拉克和阿富汗政策的缺陷与美军在战场上的实际表现无关，却与华盛顿那些愚蠢文官多管闲事有很大关系。简言之，问题不在于军队本身，也不在于指挥官，而在于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常务副国防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和副国防部长道格拉斯？费斯（Douglas Feith）之流，是他们不让军队履行职责。
约翰？巴提斯特（John Batiste）少将的指控就是这种观点的代表。约翰？巴提斯特曾在拉姆斯菲尔德时期的五角大楼工作，后来愤然退役，成为这位国防部长最不客气的军事批评家。“拉姆斯菲尔德可怕的战略决定导致了美国军人毫无必要的阵亡。”巴提斯特在2006年9月声称。这位退役将军认为，拉姆斯菲尔德个人“应对美国及其盟国按照错误计划投入战争负责”。不过这只是开头。拉姆斯菲尔德还
违反战争基本规律，拒绝进行缜密的军事计划，无视萨达姆？侯赛因倒台后缔造和平所需的艰苦努力，为阿布格莱布监狱等暴行创造了条件，进一步激起了武装叛乱，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解散了伊拉克安全部队建制，（而且）用过度限制性的“清除*复兴社会党”政策束缚了指挥官们的手脚。
这个问题也不仅限于拉姆斯菲尔德本人，还包括他的主要副手们。巴提斯特称，拉姆斯菲尔德身边是一些“与他志同道合、对他百依百顺的下属，他们没有把握住战争原则的重要性、伊拉克的复杂性和战争的人道层面”。这个局面的后果大体上等于谋杀。“军队与敌人直接交锋时”，拉姆斯菲尔德“却束缚了指挥官们的手脚”。
这就是从伊拉克和阿富汗得到的第二个主要教训，这个教训迎合了巴提斯特等牢骚满腹的军官们，迎合了急于让布什政府承担任何过错的*党人，也迎合了曾经傲慢地倡导战争、现在却急于摆脱责任的新保守主义者。文官傲慢和误判的补救方法非常明显：它需要把文官与军官之间的平衡转向有利于将军们，解除对高级指挥官手脚的束缚。。 最好的txt下载网
吸取的偏偏都是些错误的教训（6）
从这个角度看，由伊拉克和阿富汗得到的最重要教训，是必须授予职业军事人员更大的权力。2007年戴维？彼得雷乌斯（D*id Petraeus）接手伊拉克的时候，正是事先观察这个教训如何破产的良好时机。这时候，从布什总统到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