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
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这首诗，看似偶得，其实是深奥得很，玄妙得很。妙就妙在，它不仅以对历史进行深层透视的眼光为我们提出了一个假设，同时也为后人在“三国”这原本热闹非凡的舞台上创造了许多稍加努力便可以更上一层楼的戏剧因子。
先说杜牧的“假设”，来得偶然，却不失事理，一块已经生锈的铁戟，而非盛唐时风靡一时的刀枪，这就道出了铁戟产生的年代。须知，铁戟最为吃香的日子，便是东汉以至三国时期，而随着冶金技术的提高，隋唐时期，一种更加实用，更加轻便，也杀伤力更大的兵器走上战场，这便是大刀，所谓砍刀，朴刀以及后来被附会为关帝所用的青龙偃月刀等等。而既然是在赤壁打捞上来的古董，那么，这戟的主人和与戟相关的重要人物——周郎周公瑾走上前来也就顺理成章。问题是，杜牧写赤壁，道周郎，一反常人手法，并没有对周瑜的功绩进行评价，也没有类如后人苏东坡一样对周郎的艺术形象进行素描。而是提出了一个假设：如果不是那场适时而至却又逆反时令的东风的话……？
这一问可不得了，紧接着就出现了数种乃至N次类的后续假设。首先是杜牧自己在诗中提到的那个令人尴尬的结果：“铜雀春深锁二乔。”
二乔者何许人也？乃江东二美女也，大乔嫁了孙郎（孙策），小乔嫁了周郎（周瑜），但这已经是建安三年（公元198年）的事了。到赤壁大战发生的建安13年（公元208年），周郎已是34岁的中年男子，想必二乔也不是*少妇了。至于所谓欲锁二乔的“铜崔台”，则建于建安15年（公元210年），此时距赤壁之战已是两年之后，而所谓把二乔与铜雀台多少可以关联起来的事件则在更晚，即建安17年（公元212年），曹操登铜雀台，命其子丕、植分别以铜雀台为背景作《铜雀台赋》，而曹植在此赋中有一句“揽二乔于东南兮，乐朝夕之与共。”只不过曹植此间所指二乔，实为“二桥”，乃是通假之字，而事实上铜雀台两旁左有金凤，右有冰井二台，二桥正是主台铜雀台与之联结之纽带，此桥与彼“乔”实风马牛不相及也。
当然，我们可以顺着杜牧的思维将事情连接起来，那就是：如果东风不遇，则曹兵百万势必难破；如果曹兵不破，则江东基业势必难保；如果江东不保，则主战派周瑜势必身败名裂；如果周瑜身败，则其娇妻小乔又焉能得以洁身……
好了，这是杜牧假设后的一种可能，其实可以想见的结果还有许多，但仅仅就这一种最直接、最简单的推理，即便是建立在假设基础上的推理，已足够后来者在此基础上想象驰骋了。于是，正是在杜牧这种假设的基础上，几百年后演化出了苏轼苏东坡的一篇《念奴娇·赤壁》，在这里，周瑜开始向英俊小生转变，而小乔也仅仅是“初嫁了”。尽管有惊涛拍岸，尽管你乱石穿空，但在“羽扇纶巾”的周公瑾面前，曹孟德百万大军不过是“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在这里，苏轼受了杜牧之的影响。周瑜乃“周郎”，郎者，*倜傥，儒雅过人也。于是在《三国志·周瑜传》中能歌善舞，精于剑术但同时又极其恢宏大度，豪气冲天的中年统帅周公瑾变成了另一种意义上的“儒将”和“青年将领”。
再过几百年后，当创作与想象的接力棒传到小说家手中时，周郎的形象在苏轼之倜傥、儒雅的表层下又加上了胸气狭窄，度量不足，妒贤嫉能的成分。应该说，到这时，《演义》里的周郎身上个人性格更鲜明了，但应该说这时的周郎已经远非历史上真实的那个周瑜周公瑾了。而这大约是善于想象的始作俑者杜牧所想象不到的。
从杜牧之诗到苏轼之词，再到罗贯中笔下的演义，周瑜的形象就这么完成了他从历史真实到艺术真实的转变，可谓“亦真亦幻”是也。如果我们仅仅想满足于艺术享受，大可不必追问“原来”与“如此”，而如果我们必欲了解事实真象，则万万不可轻信人言，铆足劲，看史书去。
疾风劲草知复谁
唐太宗李世民文韬武略，治国有方，贞观盛世更是千古佳话，辉耀千秋。然而，或许大多数读者并不知道，太宗皇帝还是一位相当不错的诗人。虽说其诗歌成就与他的文治武功实不足以并论，但这有限诗歌的特色却是再明显不过的。那就是，太宗之诗，非为诗而诗，而是为人而诗，为政而诗，尤其是在区别对待，团结使用一些老臣，名臣时，更是每每以短短一首小诗以巧破难，将一般人断然难解的复杂局面瞬间理清，并以此来激励、调动那些百战功臣们的主动性、积极性，使之更好地为朝廷服务。
作为佐证，我们不妨试举二例。
先说一首《悼魏征》。
众所周知，太宗之所以有贞观伟业，与魏征的犯颜直谏是分不开的。其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的警言更是帮助太宗在很长一段时期保持了礼贤下士，耳聪目明的良好态势。然而，这样难得的贤臣却并不能永久陪伴太宗左右。贞观十七年正月十七日，魏征久病不治，终于辞世。噩耗传来，太宗悲痛欲绝，不仅亲自到魏府吊孝，而且恩准魏征陪葬昭陵，并亲自撰写了墓碑祭文。这可以说是封建社会中任何一位臣子所能得到的最高哀荣了。然而，太宗对魏征的悼念至此还没有结束，魏征下葬不久，他就又写出一首诗来，传喻群臣。诗曰：
劲条逢霜摧美质，台星失位夭良臣。
唯当掩泣云台上，空对余形无复人。
这就是有名的《悼魏征》。诗的大意是：“强劲的树枝被寒霜摧残了，最得力的良臣巨星陨落了。我在云台上掩面而泣，却只能看见你的画像，而见不到你了。”
太宗对魏征的真诚思念以及对魏征的不二礼遇，使活着的大臣明白了一个道理，在太宗皇帝治下，做官做大官最好的途径不是溜须拍马，不是唯唯诺诺，不是钩心斗角，不是裙带攀结，而是——魏征已经说明了的一切。于是，以房玄龄、长孙无忌为首的臣子们多以魏征为榜样，在魏征逝后，毫不犹豫地接过了他的传统，而贞观之治也并没有因为它最重要的两个缔造者失去之一而半途而废。
太宗“悼魏征”，实为激群臣也。
再说一首《赐萧瑀》。
萧瑀者，南北朝时南朝梁氏皇室子弟，其长姐更是隋炀帝的皇后，但是他自己却是唐高祖李渊最信得过的谋臣，更是唐太宗李世民的救命恩人。原因是，高祖武德九年时，太子建成和齐王元吉嫉妒秦王，遂合谋设计陷害秦王，当时老迈昏庸的唐高祖李渊听信谗言，已经答应太子处罚世民，而太子的计划是，借机杀掉世民，以绝后患。眼看这个阴谋就将得逞，萧瑀却硬生生中间插了一杠子。力谏高祖，言世民功大，恐遭人忌，万勿轻动云云，耳根原本就软的李渊经此一说，复又放了世民。
后来，玄武门事变，秦王兵马杀了太子和齐王，高祖惊惶，不知所措，又是萧瑀进谏，言秦王功高，众望所归，诛杀太子，亦迫不得已，不如顺水推舟，干脆交权，由世民治理天下，以保天下太平，李氏江山永固。
应该说，在当时，李世民最需要的就是这样一个人向父皇讲这样一番话了。而这个人又非萧瑀莫属。尽管事实上李世民杀兄逼父，那九五之位已是势在必得，非拿到手不可了。但无论怎么说，以萧瑀的方式，由高祖禅位而太宗继位，岂不更名正言顺？
所以史评家说，论功臣，萧瑀实乃太宗登基之第一功臣也。以我看来，起码不逊于横刀立马的秦叔宝、尉迟恭。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功臣，后来又与太宗结为亲家。只因性情刚直，不随众流，尤其与房玄龄、魏征等一班重臣相处不睦，太宗为了平息事端，更为了照顾大多数而剥夺了萧瑀的相位，让他改任太子太傅，专职太子的教习去。而萧瑀呢？尽管功高位重，却丝毫不计较个人得失，不以此而“抱屈”，几年下来，把个原本学业不精的太子辅导得大有长进。这时，太宗皇帝才招来魏征、房玄龄、长孙无忌等人，当着大家的面，将一首《赐萧瑀》公之于众：
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
勇夫安识义，智者必怀仁。
紧接着，太宗又意味深长地说：当年太子和齐王诬陷于朕，父皇听信谗言，几欲治罪，亏得萧瑀仗义执言，朕才得有今日，而当时，萧瑀与朕并无私交。至玄武门之变，又是亏得萧瑀力谏，父皇才禅位于朕，萧瑀实在是一位真正的社稷之臣啊。可是你们几位与他都合不来，朕才调他去了东宫，现在看来，萧瑀辅导太子也是最称职的。以他之赤心为国，诸位还有什么不可互相包容的呢？
一席话，说得众人心服口服，皆为萧瑀的忠直所打动，也为太宗的良苦用心所折服。而萧瑀也似乎一下子与大家重新认识了一般，从此之后，竟也与众臣相处融洽，再无隔阂。
太宗以武功平天下，以文治治天下，其并不算特别富有艺术风采的诗词同样具有不可磨灭的功劳。而我想的是，真正的“劲草”，大概非止萧瑀、魏征辈，而在云波诡谲的政治生涯中始终能够把稳船舵，使之平衡前进的舵手唐太宗才是几千年中国封建社会中难得的“劲草”。
欲有和谐社会，先有和谐文化，太宗之诗，当为楷模也。
。 最好的txt下载网
西子湖畔诗意浓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杭州是个美丽的城市，山丘，森林，湖泊，大海，应有尽有；杭州又是个传神的地方，白娘子，雷峰塔，灵隐寺，六和塔，济公和尚，武二行者，范蠡下海，西施泛舟……奇奥的传说，迷人的风光，无奇不有。住在这样一个城市，来到这样一个地方，哑巴都想歌唱，诗人们大概就更不可忍耐，不甘寂寞了。于是乎，就像那西湖的山水一般，围绕着这个城市，诞生出无数美妙的诗词，千百年来，为人们代代传颂；千百年来，为后人世世欣赏。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苏轼这一首《饮湖上初晴后雨》恰如其题目中所表述的一样，道出了欣赏西湖胜景的最佳时刻。
应该说，与大多数读者一样，我对西湖的印象，最初就是建立在这首诗的基础上的。除了欣赏，还是欣赏，除了享受，还是享受，西湖景色，杭城风光，那应该是地地道道的“人间天堂”啊。
然而，当我在漫长的人生历程中一步步走过，当我捧读诗词一行行咀嚼过，当我在历史的长河中稍加审视，便发现这西湖，这杭州所留给东坡的决非仅仅是“淡妆浓抹”的“相宜”，也决非时时都是“初晴后雨”。
作为地方官员，苏轼初次出任杭州通判的两年多里，当地的水旱蝗灾连年不断，农民苦不堪言，于是，苏轼写道：
蚕欲老，麦半黄，前山后山雨浪浪。
农夫辍耒女废筐，白衣仙人在高堂。
注意，这里的白衣仙人，明指观音菩萨，暗指对农民疾苦毫不关心的各级官吏。而苏轼之所以写这样的诗，也完全是出于对农夫的同情和对“牢不可破”的官僚体制的无奈和忿懑。
当然，也有可以令我们的这位官场诗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