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形在大唐的前期曾经有过，但武周一过，冤案无数，大多数便是政治案件。而宋朝，当然是指北宋，就不同了，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的，仅以王安石、苏东坡、司马光三位文人兼政治家来说，彼此之间，政治上互不相容，但文学上互有唱和，生活中更是关照有加。王安石变法，其为政之手腕不可谓不严厉，不可谓不极端，但是，他对政敌司马光的处罚不过是到东都洛阳去做他所愿做的通鉴总编纂去，这个官儿有多大？换了今天的话来说，那就是新闻出版总署的署长了。后来司马光当政，对王安石新政那是一风吹的政策，但当手下人提议要将王安石杀掉以泄民愤，以谢国人时，司马光却说，如果王安石也像你们这样，咱们这些人有几个能活到今天，又何谈其他呢？苏东坡一贯行事随便，一生著述颇丰，别的不说，就他那些诗词，撂在大清乾隆爷那个时候，找他几条“反词”还不是轻而易举？事实上即使是在当时也恰恰是在这些细节上为人抓到了“把柄”，不大不小给我们的大诗人弄了个“乌台诗案”，抓到局子里很不舒服了几天。这事儿，搁在我们曾经熟悉或不曾忘记的年代，弄个现反之类的是*不离十了，在苏轼及其家人看来也是在劫难逃的了。然而，最终却是王安石这个苏轼政治上的敌人在皇帝征求意见时做出了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判决”：“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而皇帝也就“以公一言而决”。将其贬为黄州团练副使。继续“深入生活”而已。这样的事例，我们不知道是否可以称得上文人间或政治家之间的美谈，起码与魏文帝曹丕所说的那套“文人相轻，自古而然”之类相去甚远，或者说简直就是西方知识分子所鼓吹的“政治文明”了。而单就王安石与司马光这种两“党”相斗，政见不同，而在各自执政之后又可以在官场上给对方以容身之地的政治格局来说，你又怎么能说所谓“两党制”的政治模式仅仅是西方人的近代文明呢？
举凡有宋一朝，文人学士多如牛毛，文豪大家也可以说数不胜数，这种现象的出现，与北宋当局相对宽容的统治策略不无关系，与仁宗朝时欧阳修大力提倡文学也是密不可分的。正是由于欧阳修的毕生努力，这才造就了以苏东坡、王安石为代表的一大批盛世贤才。仅以后人，乃至我们今日尚且当做文章典范的“唐宋八大家”来说，韩，柳而外，就有六人出现于同一时期，而这其中，欧阳修堪称导师，其余五人则无一例外全是他的学生。造就文学，欧阳修功莫大焉！而尽管是师生，是同门，包括做老师的欧阳修在内，他们彼此之间却并没有以此划界，结为一党，也没有因此而隔，一团和气，师生之间，同门之间，全因政治观念的不同而分党结派，无论是朝堂争辩，还是亲友聚会，对垒分明，互不相让，其间两个阵营中企图搞阴谋诡计的也不是没有，诸如吕惠卿之类，但就其双方各自之主将王安石、苏东坡、司马光这一级别的人物来说，那可真正称得上是个个光明磊落，绝不含糊。若说在*中，王安石确实没有给司马光少出难题，也制造了诸多不快，但当王安石先行而去，化作故人时，却是司马光亲自找苏东坡为王安石撰写祭文，并一再叮嘱要突出王荆公人格之至纯至尚，政绩也尽量如实而叙。关于这篇祭文，虽说从它甫一出世便多有仁智争锋，但设身处地地细想一下，能做到司马公这样已经是难能而可贵的了。
现在，让我们还是回归诗词本体，欣赏一下几位宋人彼此之间的唱和之作吧。
翰林风月三千里，吏部文章二百年。
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
这是作为老师的欧阳修赠予王安石的诗作，在老师的眼中，当代韩昌黎，非介甫莫属也，政见异同，其间何在？而作为学生，王安石又是怎样回答老师的呢？
欲传道义心虽壮，强学文章力已穷。
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何敢望韩公。
恭谦之至，哪里又有大宰相威风八面的影子？最后，我们再体味一下宋神宗元丰七年王安石退居金陵蒋山后，苏轼在看望这位亦恩亦怨，亦敌亦友的前宰相大文人兼为其同门学长时留下的一首《次荆公韵》吧：
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
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
这就是宋人，大宋的文人，大宋的文人政治家以及他们所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认识它、发掘它的，又岂是郭某小小一介文人所能胜任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