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住的囚房里，大约有１８０名囚犯。他们当中有工人和店员，
有商人和技匠，有音乐家和艺术家，也有教授和神职人员。在入狱以
前，个个都是体面的公民，都只是因为他们喜欢同性而被捕。他们当
中没有一个人骚扰过孩童和青少年（而普通刑事犯中则有这样的人）。
我想问，同性恋者对社会究竟构成什么危害呢？
在囚犯中有一位２５岁的年轻人，但卫兵的频繁虐待使人几乎看
不清他原来长什么样。他既是犹太人，又是同性恋者，在粉红三角下
又佩戴着黄色三角，组成了象征以色列的“大卫之星”。他的双重身
份使他经受了双重折磨。他的父母在同意让纳粹“托管”财产后马上
被灭掉，但他自己在瑞士和葡萄牙仍有大批财产。纳粹听说到这个后，
对他更是“善待”。白天当苦力后，晚上他还被单独拉出，经受一番
拳打脚踢，然后被浇上冷水，在寒冬中跪立在室外。纳粹希望这番折
磨可以使他在有关文件上签字，这样他们就能够掠取到他在国外的资
产。他也很明白纳粹的意图，坚持说他只能到了瑞士后才会签署有关
文件。最后他终于被送走了，我希望他在瑞士的律师为他妥善安排了
一切，虽然这种想法只是我的一厢情愿。
１９４０年２月，一位来自苏台德的６０岁的牧师被送入我们的
囚房。当卫兵在浴里发现他遗忘的剃刀和削发时（削发为教士的礼仪
之一）时，他惨遭了一番毒打。当次日早上他被送回囚房，我们看到
他的头上已经破裂，脸色惨白。他坐在凳子上，默默地祷告：“人总
是好的，因为他们是上帝创造的。”
管头肯定把他的这番祷告告诉了卫兵，因为过了一会，卫兵就冲
了进来，对他又是一番拳打脚踢，并叫喊着：“我们让你祷告，你这
个操屁股眼的！”
牧师一声不响地经受着这番拷打，几次昏死过去后马上被摇醒，
重新接受打骂。最后卫兵终于打累了，骂着出了门。
我们把牧师抬到床上，他试图抬手致谢，但毫无力气，我们只是
从他蠕动的双唇里依稀听出“谢谢”。
他躺在床上，挣开着双目，我凝视着他，犹如看到了上了刑架的
耶稣。
第二天，我们必须抬着他接受立队检查。他对周围的一切已经表
示不出一点知觉。
“你站不起来吗，你这个臭猪！”卫兵叫喊着，就冲过来试图开
打。
这时发生了一个我至今仍无法搞明白的奇迹。本来阴沉的天空这
时突然透出一丝阳光，而这丝阳光刚好照在牧师的脸上，使那张因久
受折磨而变形的脸显出灿烂的金色。
在场的人一片寂静。卫兵本来已经举起的带着鞭子慢慢地放了下
去，一言不发走到了我们队列的末尾。
牧师微微点了点头，用虚弱的声音说：“主，感谢你……看来我
的时辰到了。”
晚上列队时，我们仍然抬着他，但这时他的呼吸已经停止。
四月的一天，我被点名份配到另一个采石场劳动。起初我感到非
常兴奋，以为自己可以摆脱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的艰苦环境，但一到新
的采石场，我的兴奋感顿时消失。除了同样艰苦的劳动外，这里还是
纳粹士兵练靶的场所。士兵们似乎更有兴趣把我们这些囚犯当靶子，
尤其是犹太人和同性恋囚犯，那更是死有余辜。我们在来回运送土料
时，总是提心吊胆，生怕自己成为枪弹的活靶子。我每天都看到几个
同伴因为受枪击致死，受伤的则更多。
过了两天，一位由普通刑事犯担任的管头向我提出一项交易：如
果我愿意做他的“床奴”，满足他的性欲，他就可以设法让我免受枪
弹的袭击，并可以把轻松的活分配给我，另外还可以多给我食品。
我没多加思索就同意了这项交易。在这种危难万重的环境下，生
存成了我的首要考虑。
●弗罗森伯格集中营
不久我随同一百名囚犯被遣送到离捷克边境不远的弗罗森伯格集
中营。那里的生活条件和劳动条件同萨克森豪森集中营一样艰苦。集
中营里的管头都由普通刑事犯担任。一位管头瞄上了我，我从此成了
他的“床奴”。我对别人闭口不谈这段私情，管头因此对我很满意。
在狱中他一直对我有所照顾，成了我的保护伞，曾大约十次把我从死
亡线上救回，并且分配给我最轻的活干──定时清点囚服并负责洗涤，
我至今仍对他深怀感激。
有人告诉我，负责我们这排囚房的军士很严厉，动辄就处罚人，
而且从来没有好脸色。在我们到达时，他想记录我们每人的入狱原因。
当点到我的名字时，他抬头看了我一下。我们两人的目光相视时，我
突然感觉到一种莫名其妙的默契。从那以后我们从来没有说过话，但
我经常感觉到他注视着我。有一次我在他面前忘了脱帽，一名卫兵狠
踢了我一下，军士对他呵斥道：“你放了他！”
当下士低声下气地离开时，我看到军士表情严肃地注视着我，然
后转身进了办公室。从那以后我仍然看到他老是偷偷地望着我。虽然
我从来没与其他囚犯谈起他的这些举止，但我心里明白他与我们这些
戴粉红三角的囚犯是同一类人。虽然他试图用刑罚来掩饰自己的心向，
但每当我们这些同性恋囚犯遭打时，他总是不想在场。后来听说他志
愿去了俄国战场，从此再也没有听到他的消息。
弗罗森伯格集中营的囚犯全部在采石场劳动。除了艰苦的劳作以
外，囚犯们还成为纳粹士兵们“消遣品”。集中营铁丝网之前五英尺
距离规定为卫兵的射程，哪位囚犯走入了这五英尺之内就被会看作企
图越狱而被击毙。每击毙一名犯人，卫兵可以得到三天休假，因此他
们更是想方设法让犯人走近铁丝网。有一回卫兵揪住一名带粉红三角
的同性恋囚犯，把后者的帽子扔到铁丝网前，强迫他去拣。这位囚犯
知道走向那里会引来的后果，所以坚决不动步，于是卫兵用枪托和皮
靴把他一步步逼入射程内，然后开枪打死了他。当那位囚犯在铁丝网
前瘫倒时，在守望塔上的士兵鼓掌喝彩起来。
集中营里最常见的惩罚是“骑马”。所谓的“马”就是一条凳子，
囚犯的身子伏在凳子上，手脚与凳脚相绑，动弹不得，然后接受鞭子
或棍子的抽打。每打一下，囚犯必须报数，如果报错了数，那么就要
重新接受抽打。
与我们关押在一起的有一位来自捷克的３５岁的歌唱家。有一次
他被捆绑在“马”上，准备接受刑罚。我们这些囚犯也必须在场旁观。
有一位下士因为抽打极狠而出名，而他又最痛恨佩戴粉红三角的
囚犯。当他第一鞭抽下去的时候，那位捷克人的皮肉就绽开了花，鲜
血直往下滴。他痛苦地高声嘶叫起来，但由于报错了数而受到了加倍
惩罚。我看到每一鞭下去，他皮肉的裂痕就有一厘米宽，但那位下士
似乎越打越起劲。
我不忍观看这幅惨象，于是就把目光稍稍移往到别处。这时我看
到在场的一位指挥官正把右手插在裤袋里面，一起一伏地蠕动，分明
在隐隐地手淫。每当皮鞭落下，囚犯叫喊起来时，他的眼里就冒出一
阵兴奋。看来这种折磨带给他很大的快感。当他得到满足后，就转身
走开了。
我曾经目睹过至少三十场这样的刑罚，而每次那位指挥官总是在
场，让下属执鞭，自己则把手伸入裤内做取乐。
●吉普赛管头
集中营里时而会有一些外国或国际组织来访。为了装点门面，集
中营的总指挥计划让囚犯成立一个乐队。同性恋囚犯中有一些人原来
是音乐工作者，因此就被挑选进了乐队。那位捷克人虽然好久没有歌
唱，但经过几次练声，嗓音已经有所恢复，可以登台演出了。
有一次我们在指挥官和士兵面前表演莫里克的轻歌剧《学生乞丐》
中的唱段。当捷克人刚唱出“那波兰姑娘真漂亮……”，指挥官马上
打断了他：“我们已经征服了波兰，不许歌颂被征服国家的人，只有
德国女人才是美丽动人的！”
每当瑞典和芬兰的红十字会来访时，我们就必须在空地上演奏轻
快的曲子，但来访者只能从远处的守望台上看着我们，他们从来不会
被带往犹太人的囚房，因为纳粹不想让他们看到犹太人被活活饿死的
惨象。
不久我的管头情人被调往了另一厢囚房，我与他也必须分手，但
此时我已经对他有所依恋。他走后，另外三名管头经过一番讨价还价，
我最后被一位匈牙利吉普赛囚犯所拥有。
这位吉普赛人大约三十岁，身材高挑，长相英俊，而且保养得很
好。相处了几天后，他就开始为我神魂颠倒，并竭力满足我的一切要
求。
由于新来的囚犯都必须受淋浴，因此当他们脱下衣服后，纳粹卫
兵就试图从囚犯的衣服里找出一些缝在布内的钱或珠宝等物。由于怕
上司看见，他们总是很匆匆地搜完了事。管头们则跟着进行第二轮搜
刮，而且也往往会有所获得。他们把获取的钱财与我的吉普赛管头作
交易，获得一些诸如面包和香烟等物，他的这些门道连纳粹士兵都略
有所知，并且会对他有所要求，因此他在集中营还有一些地位。
１９４１年２月底的一天，我透过工作间的窗子看到一辆警车停
在集中营门前。在几名卫兵的护送下，一位纳粹军官和一名打扮入时
的小姐从车里走了出来。我开始以为他们是来视察集中营的，但马上
看到两人分别被关入了为“显贵”囚犯所设的单人囚室。后来我得知，
那位“小姐”原来是一位高级官员的公子，而那位男士则是名刚从前
线回来休假的军官。他们在歌剧院的包厢里互相亲热时被党卫军抓获。
根据党卫军首领席姆勒的专门指示，他俩不经审判就关入集中营，并
不得与其他犯人接触。
吉普赛管头对那位“小姐”所戴的珠宝甚感兴趣，他们之间似乎
颇有一些交易。虽然“小姐”的父亲经常寄钱来，使他免受饥饿之苦，
但终日被关在单人囚室，不得与人交流，这本身就是莫大的折磨。后
来集中营于１９４５年被解放时，我听说他俩在混乱中换上了平民的
服装而逃跑掉了。
●“灰尘包”指挥官
集中营换了位指挥官。新来的这位几乎没有什么教养，但却有一
样嗜好，即每天来我们的囚房检查，看看各处有没有灰尘。他甚至会
趴在地上，钻入我们的床底下来找寻灰尘。他几乎每次都能够得逞，
因此囚犯们遭罪不少，然而他也因此落了个“灰尘包”的外号，以至
连纳粹卫兵都知道了，并在背后开着他的玩笑。除此以外，他在点名
时，我们必须回答“我是屁精ＸＸＸＸ号”。他的这种“乡巴佬”式
的作风连一些卫兵都瞧不起他。
有一回有人向他告密说，掌管厨房的囚犯在私下煮烧食物，并把
食物卖给管头。“灰尘包”一听说这个，就开始密切注视厨房。有一
天晚上他果然在锅里发现了三十个饺子。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