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断有人带着蜡烛前来，点燃自己的，再将周围吹灭、吹倒的蜡烛点燃扶起。
一个妈妈，带着很小的孩子，手把手教孩子点蜡烛。
蜡烛越叠越多，广场数层的台阶已经放不下，于是栏杆下、纪念碑下、教堂庭院……随处角落总有小花环与白蜡烛。
循着一条鲜花与烛光蜿蜒铺展的路，走进教堂，穿过庭院，深夜已关闭的悼念厅大门前，一对年轻的情侣默默将地上不时被风吹熄的蜡烛点燃。女孩蹲在地上有些太久，站起身来，走到玻璃门前，往里看着。门后一幅哈维尔的画像，画中人与她对视。男孩走到她身后，揽住她肩膀，两人并肩站了很久，直至离开也没有说话。
我走出教堂时，广场已空无一人，守夜的警察目视我离开。
回到酒店，壁炉烧得正暖，每晚赠送的水果和香槟已摆在桌上。
今夜的桌上，还多了一小叠纸张，一支白蜡烛。
我脱下大衣，走到桌前，英文小斜体打印的纸上，是哈维尔的生平追述和他的一篇文章。
还附有酒店员工的一张卡片。
上面写着：We show our respect and admiration to Vaclav Havel。（我们向哈维尔表达我们的尊重和钦佩。）
第四章 加油，BOSS！
在四月，春深夏浅的时节，我拖着两只大行李箱，从另一个城市，搬到了维罗纳。
这个改变我人生的古老小城，也是我终于停下漂泊脚步，愿意定居下来的地方。
此心安处是吾乡。
安家，是一个温暖的词。
此前三十年的人生里，我辗转居住过很多城市，不同国家，从未有一个地方，像这里，空荡荡从头开始——在异乡美丽、陌生而坚硬的土地上，挖开一点点，让自己扎根下去，重新生长。
租下的公寓在Adige河畔，阳光充沛，有大阳台，窗外有郁绿的梧桐，夜里有鸽子咕咕借宿在窗檐下。只是没有家具，四壁雪白，空空如也。
这样也好，我不习惯旁人用过的东西，并且那时刚刚结束了往返于中国和欧洲半年的奔波，十分疲惫，只想寻个地方，踏踏实实落脚。第一次来看这间公寓时，门一打开，眼睛被阳台外摇曳的绿荫和明灿灿的阳光惊呆，一屋的阳光，把元气立即注满。当时就决定，是这里了，不用再看别处。
上个住户搬离已久，灰尘布满每个角落。
看家具、订家具，大大小小的家居用品一点点往家里搬，当真是蚂蚁搬家的浩浩荡荡。
各种琐事，一天下来，总是筋疲力尽，这才知道家务活比什么战斗都难搞，我投降，果断开始翻报纸上登的小广告，打电话找人来家里做清洁。
第一次，来了一对印度人夫妇，开价八十欧，当我是傻帽儿土豪。
第二次，来了一个包着黑纱头巾的胖乎乎的摩洛哥女人，怯生生地说：“一个钟头八块钱行吗？两个钟头我能做完所有事，所有。”
Tutto，tutto，她加重语气，伸出双手，重复两遍这个词，“所有”的意思。
又问，可不可以让她的妹妹也来帮忙，不多加钱，只帮忙。
我让她来做一次试试看。
约好下午五点钟，这个名字叫娜佳的女人，和另一个窈窕漂亮的摩洛哥姑娘一起来了，两个人看着并不像姐妹。
我听不懂她们叽里咕噜的阿拉伯语，但很快看出来，漂亮姑娘做事利落熟练，娜佳有点笨手笨脚，几乎是在跟着漂亮姑娘有样学样。她拖过地的厨房，地板还是脏兮兮，漂亮姑娘还得再来拖一遍。娜佳的意大利语说得也磕磕巴巴，英语完全不会。
古怪的是，每隔十来分钟，娜佳就往楼下跑一趟，扔垃圾也不用这么勤快，攒起来最后一块儿扔就行了。我在旁边瞧着，心里开始掠过意大利报纸、电视新闻上喋喋不休的那些摩洛哥人、罗马尼亚人、非洲移民的坑蒙拐骗抢的行为……正这么想着，传来急促突兀的门铃声。
我走出卧室，看见两个摩洛哥女人也停下活儿，直勾勾看着我，脸色古怪。
我想，是不是应该退回卧室，反锁上门，如果情形不对就打电话报警。
“Mamma！”
门外传来奶声奶气的呼唤。
娜佳扔下扫帚，奔去打开了门。
一个小人影从门外扑进她怀里，呜呜细声哭：“我害怕。”
娜佳涨红了脸，回头看向我，像做错了多大事一样：“这是我女儿，对不起，对不起……我让她坐在楼下等的，没想到她会跑上来。”
小女孩躲到娜佳身后，死死抓住妈妈的衣服，露半张脸，像看坏巫婆一样看着我。
“请原谅，对不起，请原谅……”娜佳两手交握在胸口，哀求地望着我。
我弯下身，伸出手去：“好漂亮的孩子，你叫什么名字？”
她吓得往后直缩。
娜佳松了一大口气，低头朝孩子说了一长串阿拉伯语。
小女孩被娜佳推到我面前，颤着长睫毛，委委屈屈，细声用意大利语说：“你好，我叫伊萨。”
简直漂亮得像个瓷娃娃。
栗色的大眼睛，睫毛又翘又浓，穿粉红色上衣，蓬松卷发上别一只蝴蝶发卡。
我说，很高兴认识你，小小姐伊萨。
她眼睛扑闪，小嘴抿着，忍住眼里一闪一闪的笑意，显然对于小小姐这个称谓十分喜欢。
娜佳再三感激我不介意她带了孩子来。
她解释说，实在是没有人可以帮她看孩子，前一个雇主是个不喜欢小孩子的老太太，因为小伊萨而再也不要她去做事了。她丢不起工作，要养孩子，要吃饭……娜佳说这些的时候，伸出双手给我看，我一时没有明白，她咬咬嘴唇，摸着光秃秃的无名指，神情像带着羞辱。那只手指上没有戴婚戒。
她是一个单亲妈妈。
听说失去了丈夫的摩洛哥女人，地位低下，如果是被丈夫抛弃的，更是一种羞耻，比寡妇更不幸。和她同来的那个年轻姑娘，沉默地站在她旁边，手轻轻搭住她的肩膀。
我想了想，问：“你是不是没有工作居留许可？”
娜佳怯怯点头。
原来是这样。
她慌忙又说：“没有人会问的，从来没有人会问，求求你！”
按意大利法律，我不能雇一个没有工作居留许可的人，哪怕只是做家务也不行。
我从来不喜欢主动强调自己的不幸去获取他人同情的人，谁又知道她讲的是不是真话。
那时对娜佳，我说不上有多少好感和信任。
只是小伊萨，牵着娜佳衣角，一直听着我们说话，大眼睛里布满哀愁。
我因这双眼睛而心软。
过了三天，娜佳如约又来做清洁，还是带着她那个姐妹和伊萨。
伊萨进了屋，就坐在门厅角落的椅子上，安静低头玩着一条绑头发的彩色皮筋。
我在沙发上整理书和CD，娜佳她们在厨房埋头干活，一时没有人说话，屋里很静。
我时不时抬头看一眼伊萨，偶尔她也悄悄在看我。
我去倒了杯水，递给伊萨，掌心里藏一块巧克力，冲她眨下眼睛。
她接过水杯，犹豫一下，飞快地把巧克力也抓过去。
我坐回沙发，问，你要来这里坐吗？
她摇摇头。
我就继续自顾整理书本，翻看CD，记起喜欢的歌，哼了几句。
听见我哼歌，伊萨眼睛一亮，侧过耳朵来听。
我微笑，哼起她从未听过的中文歌。
她听得入神，站起来，从门边走进客厅，走近我，抿着嘴角，像只好奇的小猫。
我把想得起的中文歌几乎都哼了一遍之后，伊萨已经坐在了沙发上，坐到我身边来听。
午后有点困，我得出去喝杯咖啡，开玩笑地问她，歌哼完了，没有歌了，要跟我去喝咖啡吗？
她想了一下，真的站起来，肯跟我走。
我犹豫，问娜佳，可以吗？
在厨房忙得一头汗的娜佳想也不想就说好啊好啊……好像巴不得我能帮她带孩子玩。
我有点挠头，还真是第一次单独带一个五岁孩子出去玩。
到了咖啡馆，我给她点了一杯水，两块水果塔小点心。
她一瞬不瞬地看着那精美的小点心，看了很久，才拿起来小心送进嘴里，立时满眼惊叹欢喜，像是不敢相信有这么美味的点心。
我低头假装专心看报纸，不去看她，心里微微的酸。
喝完咖啡出来，我按习惯，走到河边去吹吹风，散散步。
伊萨在身后一言不发跟着，我在前面漫不经心地走。
Adige的河水总是徐缓沉静。
河岸青草在阳光下散发初夏独特的芬芳，丛丛野花随风摇曳。
我在石阶上坐下来，望着静缓流淌的河水，点燃一支烟。
每天下午，已习惯了来这里坐一坐。
看河水流淌，如同时光一去不回，缓缓，缓缓。
天上云朵映在水面，也被流水带走，带去远方一同流浪。
这样的时刻，会想把自己也交给河流带走，带去世界尽头。
一支烟燃完，我回头，看见伊萨静静坐在身后石阶上。
她扯了一根野草在手里玩，眼睛也望着河水。
她有双令人羡慕的美丽眼睛，眼睛里也有令人难过的忧郁和愁。
我试图回忆五岁时的自己，只能记起绿纱裙和布娃娃、赌气假装拎着小背包要离家出走、在花园里和表妹捉迷藏把自己藏得迷了路……有次在街上看见糖果小摊，我拿起一个卷卷糖就走，被摊主追上来向妈妈要钱。我茫然不知原来糖果是要付钱的，钱是什么东西，五岁时的我，还似懂非懂。
我的童年，有80年代中国独生子女的孤独和任性，没有小伊萨的忧郁和不安。
坐在空气都香甜的咖啡馆里，或坐在我家安静的角落，伊萨随时有种坐立不安的局促。
坐在河岸的石阶上，嗅着风里青草香，她也还是一样。
我不知道，也并不想，开口和她说点什么。
就这样挨在一起坐着，对着河水，晒着太阳，各想各的心事，各有各的远方。
在初夏的午后，仿佛两个有默契的老朋友。
自始至终我们一句话也没有说。
回去的路上，我伸出手，她也就自然而然地牵住了。
这之后，娜佳就一直帮我做清洁，每周来一两次。
每次都带着她的姐妹和伊萨。
我不爱吃糖果，也开始在家里放一些小饼干和软糖，伊萨来了，就坐在阳台一边看鸽子，吃糖果，一边等娜佳做事。有时我也在阳台看书，她过来挨着我，好奇盯着我手里的中文书或英文书，再好奇也从不开口问，不会缠人，要是我教她读一两个词，她就默默记住，跑去读给娜佳听。
她会讲阿拉伯语和意大利语，偶尔有次我记不起某个物品的意大利语怎么说，她教了我，之后认真指着那个东西，又提醒我好几遍。
每次走时，除了再塞几块糖果，我总能翻出一些小玩意儿送给伊萨，像衣服上掉落的珠子、旧书签、邮票……对大人来说没用的小零碎，在孩童眼里都是意外珍宝。后来我又给她一个装墨镜的绒布口袋，伊萨再次来的时候，给我看那个口袋，里面装着我每次给她的东西，全都在。
我和伊萨对彼此的喜欢，越来越多。
但是对于娜佳，我的好感始终不多。
她实在不是一个好工人，时常做出些让我哭笑不得的事。
比如擦完床头，就把湿抹布忘记在我床上；用擦过浴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