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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已经离自己的真实情形越来越近。有一天，可能我醒来时已经明白一切。事情开始变得不再荒谬。即使到了那一天，我知道我永远也不会跟正常人一样。我的经历并不完整，过去的许多年年月月已经烟消云散，没有留下一丝痕迹。没有人可以告诉我那些关于我自己、我过去的事情。纳什医生没有办法——他只能通过我告诉他的、他在我日志里读到的和我档案中记录的东西来了解我——本也不能，他无法告诉我那些我在遇见他之前发生的事情；或是那些我在遇见他之后发生的、但我选择不告诉他的事情。这都是我的秘密。
但有一个人可能知道。有个人可能可以告诉我剩余的真相，告诉我我去布赖顿是为了见谁，揭开我最好的朋友从我生活中消失的真正原因。
我已经读过这本日志。我知道明天会跟克莱尔见面。
11月23日，星期五
我在家里记日志。我终于能够把这个地方当做自己的家，当成可以归属的地方。我已经通读过这本日志，已经见过克莱尔，二者解答了所有我需要知道的事情。克莱尔答应我她会回到我的生活中，再也不会离开。我的面前是一个破破烂烂的信封，上面写着我的名字。一件旧物。它让我成为一个完整的人，我的过去终于有了意义。
很快我的丈夫会回家，我正期待见到他。我爱他。现在我知道这一点了。
我会记下这个故事，然后我们会一起让一切变得更加美好。
我走下公车时外面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阳光中弥漫着冬季蓝幽幽的寒意，地面冻得很结实。克莱尔告诉我她会在山顶上等，在通向亚历山大宫的阶梯旁，因此我把写有见面地点的那张纸叠了起来，开始沿着坡度平缓的阶梯往上爬。阶梯绕着公园蜿蜒盘旋着，往上走用的时间比我预想的要长，再加上还不习惯这副不太好使的身体，快到顶的时候我不得不停下来休息。我肯定一度体质强健，我想，至少比现在强。我不知道是不是该多锻炼锻炼。
公园环抱着一大片修整过的草地，中间柏油路纵横交错，点缀着垃圾桶和推折叠婴儿车的女人。我发现自己有些紧张。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怎么可能知道呢？在我想象的图像中克莱尔总是穿着黑色。牛仔裤，T恤衫。我看见她身穿沉重的靴子、双排钮风衣。要不然她会穿着一条扎染长裙，所用的布料我猜应该用“轻飘飘”这样的词语来描述。我想象不出现在的她会以其中任何一种形象出现——我们现在所处的年纪已经不适合这些妆容——却不知道取代它们的会是什么。
我看了看表。我到早了。不假思索地，我提醒自己克莱尔总是迟到，接着马上好奇我怎么会知道这些，记忆留下什么痕迹提醒了我。我想，被埋藏的回忆有那么多，只埋在薄薄的表面之下。那么多的回忆，像浅水中的银色小鱼飞快地掠过。我决定坐在一张长凳上等她。
长长的影子懒洋洋地摊在草地上。树梢上露出排排房屋，密密麻麻地挨着向远方伸展而去。我突然惊讶地意识到目光所及的房屋中有一栋正是我现在的住所，看上去跟其他房子没有什么区别。
我想象着点燃一支烟、不安地深深吸上一口，努力压制想站起来走动的冲动。有点荒谬的，我感觉紧张。可是这样的感觉毫无理由。克莱尔曾经是我的朋友，最好的朋友。没有什么可担心的，我很安全。
长凳上的油漆剥落了一些，我用手挖着漆块，露出了底下潮湿的木头。已经有人用同样的办法在我的位置旁边抠出了两组缩写字母，接着围着字母挖了一颗心，加了一个日期。我闭上了眼睛。每次发现自己生活的实际年代时我总是感到吃惊，有一天我会对这种惊讶习以为常吗？我吸了一口气：闻到的是湿润的草地味，热狗味，汽油味。
一片阴影罩住了我的脸，我睁开了眼睛。一个女人站在我的面前。高个子，一头浓密的栗色头发，她穿着一条长裤和一件羊皮夹克。一个小男孩一只手拉着她，另一只手的臂弯里抱着一个塑料足球。“对不起。”我说着在长凳上挪了挪，腾出位置让他们一起坐在我身边，这时那个女人露出了微笑。
“克丽丝！”她说。这是克莱尔的声音，绝对不会错。“克丽丝，亲爱的！是我。”我看看那个孩子，又看看她的脸。当初光滑的皮肤上出现了皱纹，眼袋下垂——在我的记忆中它们不是这副模样，不过这是她。毫无疑问。“上帝啊！”她说，“我一直非常担心你。”她把孩子向我推了推：“这是托比。”
小男孩看着我。“去吧。”克莱尔说，“打个招呼。”有一会儿我以为她在跟我说话，可是接着他向前迈了一步。我笑了。我唯一的念头是这是亚当吗？尽管我知道这不可能。
“哈喽。”我说。托比踢踢踏踏地走着，喃喃地说着些我没有听清的话，然后转身对克莱尔说：“现在我可以去玩了吗？”
“不过要待在妈妈看得到的地方，好吗？”她摸了摸他的头发，他向公园跑去。
我站起来转身面对着她。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宁愿不转过身去而是直接跑开，我们之间的鸿沟如此难以逾越，但是她伸出了双臂。“克丽丝，亲爱的。”她说，她的手腕上挂着的塑料手镯一个个互相碰撞着，“我想念你。我他妈的非常想念你。”我身上一直压着的重担突然翻了个跟头不见了，消失了，我抽泣着倒进她的怀里。
一瞬间我感觉似乎我了解关于她的一切，也了解关于自己的一切，仿佛我灵魂中央的空隙被盖过太阳的强光照亮。一段历史——我的历史——在我的面前闪现，可是它转瞬即逝，除了匆匆捕捉它的幻影，其余的动作都已经来不及了。“我记得你。”我说，“我记得你。”接着光亮消失了，黑暗再次席卷而来。
我们坐在长凳上，静静地看着托比跟一群男孩踢足球，看了很久。我很高兴与未知的过去有了一个纽带，可是我们之间有个难堪的坎儿，我跨不过去。一句话反复地在我的脑海里出现。与克莱尔有关。
“你好吗？”我终于说，她哈哈大笑起来。
“烂透了。”她说。她打开包拿出一包香烟。“你还戒着呢，对吧？”她说着请我抽，我摇了摇头，再次认识到她的确比我自己更了解我。
“出了什么事？”我说。
她开始卷香烟，对着她的儿子点了点头：“噢，你知道吗？托比有ADHD。他整夜不睡，所以我也没办法睡。”
“ADHD？”我说。
她微微笑了。“对不起。这是一个相当新的词，我想。全名叫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我们不得不给他吃‘哌甲酯’，可是我他妈的恨它。那是唯一的方法。别的我们全试过了，如果没有那药，他绝对是个野孩子，吓人得很。”
我看着那个在远处奔跑的小男孩。又是一个出了错的、乱了的脑子，安放在健康的身体里。
“不过他还好吧？”
“是的。”她说着叹了口气。她把卷烟纸摊在膝盖上，开始沿着折痕洒烟丝：“只是有时候他让人筋疲力尽，像是‘糟糕的2岁’一直没有停。”
我笑了。我知道她的意思，但限于字面意义。我没有比照，不知道亚当在托比这么大甚至更小些的时候是什么模样。
“托比的年纪似乎很小？”我说。她笑出了声。
“你的意思是说我很老！”她舔了舔烟纸上的胶水，“是的，我很晚才生了他。当时很确定不会有什么事，所以我们有点粗心……”
“噢，”我说，“你是说——？”
她笑了。“我可不想说他是一个意外，不过这么说吧，他算是让我吃了一惊。”她把烟卷放进嘴里，“你记得亚当吗？”
我看着她。她扭开了头，用手在风中护着打火机，我看不见她脸上的表情，也说不好这个动作是不是刻意的回避。
“不。”我说，“几个星期前我记起我有过一个儿子，自从把它记录下来以后，我觉得自己一直无法卸下这件事，像是胸口上扛着一块巨石。可是，我记不得。我不记得任何他的事情。”
她吐出一团微蓝色的烟雾，它向天空飘去。“太糟糕了。”她说，“我很抱歉。不过本给你看照片了？有用吗？”
我掂量着该告诉她多少。他们两人以前似乎有联系，一度似乎是朋友。我必须小心，可是我仍然感觉越来越有必要开口谈谈——也听一听——真相。
“是的，他确实给我看了照片，不过在家里他没有摆出来。他说那些照片太让我难过了。他把它们藏了起来。”我差点脱口而出锁了起来。
她似乎有些惊讶：“藏起来？真的吗？”
“是的。”我说，“他觉得如果我偶然发现他的照片，我会觉得十分难过。”
克莱尔点了点头：“可能你认不出他？不知道他是谁？”
“我想是的。”
“我想可能是这样。”她说。她犹豫了一下，“既然他已经走了。”
走了，我想。她说得好像他不过是外出几个小时，带着他的女朋友去电影院，或者去买一双新鞋。不过我理解。理解我们之间心照不宣的协定：不谈亚当的死，现在还不要谈；我理解克莱尔也在试图保护我。
我没有说话，相反我试图想象那种情形是什么样子：每天看见我的孩子，在每天这个词还有意义的时候，在每天都与前一天断裂开来之前。我试图想象每天早上醒来知道他是谁，能够计划未来、期待圣诞节、期待他的生日。
多么可笑，我想。我甚至不知道他的生日是什么时候。
“难道你不希望看到他——？”
我的心突然怦怦地跳了起来。“你有照片吗？”我说，“我能——”
她露出了惊讶的表情：“当然！很多！在家里。”
“我想要一张。”我说。
“好的。”她说，“可是——”
“拜托，那对我很重要。”
她把手放在我的手上：“当然。下次我会带一张来，不过——”
远处传来的一声叫喊打断了她。我望向公园那一边。托比正向我们跑来，哭着，他身后的足球比赛仍然在进行。
“他妈的。”克莱尔小声说。她站起身大喊道，“托比！托比！怎么啦？”他还在跑。“见鬼。”她说，“我去把他哄好就来。”
她到了儿子身边，蹲下问他出了什么事。我看着地面。水泥路上长满了青苔，奇形怪状的青草从沥青下钻了出来，努力朝着阳光生长。我感觉高兴，不仅是因为克莱尔会给我一张亚当的照片，也是因为她说会在下次见面的时候给我。我们还会再见面。我意识到每一次都会再像第一次见面。真是讽刺：我常常忘记我记不住事情。
我也意识到她谈到本的模样——某种怀旧的腔调——让我感觉他们不可能有私情。
她回来了。
“一切都很好。”她说。她掸掉香烟，用鞋跟把它踩进地里。“关于球是谁的有点小误会。我们走一走？”我点点头，她转身朝向托比，“亲爱的！要冰激凌吗？”
他答应了，我们开始向亚历山大宫走去。托比握着克莱尔的手。他们看上去如此相似，我想，他们的眼睛里都有团团火焰。
“我喜欢这里。”克莱尔说，“景色让人振奋。你不觉得吗？”
我看着灰色的房屋，它们中间点缀着团团绿色：“我想是的。你还画画吗？”
“不怎么画了。”她说，“有的时候试一下，我变成半吊子了。我们自己家的墙壁上到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