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不打算和他过一辈子，为什么现在要让他认为自己有机会？”
“我觉得你对他一直都太僵硬了。这对他不公平。”
“我没有更多的爱再给一个男人了。我只是等待有一天他会因为失望而主动撤离。所以我才‘僵硬’！他每次打电话都需要找一个理由，这次是租房，上次是钱，下次不知道是什么。”
“不用爱，哪怕是客气的、友好的也行啊。”
“对一个爱上你、但是你永远不会爱上的男人，就不要那样暧昧不清。否则只会给自己制造麻烦。”
《二十三岁》第四章2（2）
“整整十二年啊，你等到他失望了吗？”
“那你觉得怎样才是最好？大骂一顿？好言相劝？”
“当然是好言相劝！你不知道他以前为了给你买茶叶，都给村里人笑话的！那些茶叶对他来说不知道有多贵！”
“小云！我从来没有让他去买。但是他买了，我最好的表示就是喝了它。我不是没有劝阻过，可是他会把那个当作是对他好的一种表示。”
“反正我觉得你对他的态度不对。”我满脑子都是那样一个自卑的、但是又有极度尊严的渔村男人的形象。一个硬汉子的柔情，再加上执著，实在让人扼腕叹息。我发现我除了为他说两句话，其实也没有什么可以帮他的。假如我是小姨，我又会怎么做呢？可能我那十二年都不会待在那里了。可是既然有十二年了，那么说明小姨和阿贵还是很能相处的。
我不自觉地咬了咬嘴唇。
“小云，”小姨说话的声音也恢复正常了，不激动了，“有时候，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好，实在是那个人的负担啊。不爱，就是一种伤害。伤害在所难免，长痛不如短痛的。”
“你真狠心伤害他。”
“别人伤害我们，或许更不假思索呢。阿贵是一个好人，我其实很心疼他的。否则我不会在那里住了十二年。……有一次，有一个媒人来我们家，结果，那个媒人被阿贵赶出去了。媒人站在院子门外面大骂，我听不太懂，可能说着说着就说到我了，结果阿贵一把抄起扁担，对着她就打……”
“为什么？”
“当时我到岛上大概三年了吧。我第一次知道人家因为我也会嘲笑他，而他一直为我抵挡着。那天媒人走了，阿贵跑进我的屋子，说，你不要听她们瞎说，我不是那种小人，可是你还是走吧，这样对谁都好。”
“你做了什么了？”
“我当时做了什么？……我像一个妈妈一样，抚摸了他的脑袋，我说，我不走。”
“抚摸他的脑袋？”
“是的。我觉得他受委屈了。我得安慰他。”
“那是因为他爱你啊！”
“当时我……没想到这个。我那时还刚刚开始分辨他本性的淳朴和他的爱。”
“怎么会分不清淳朴和爱呢？”
“怎么不会？他们一家人都对我很好。我以为那是一种淳朴。后来，那次之后，我慢慢地才看到，当年的那个小男孩长大了，他看我的眼神里，不只是淳朴了。”
“阿贵多大？”
“我到岛上的时候，他只有13岁。”
“啊？原来他比你小？”
“差不多小六七岁吧。”
“天啊！我那时看到他，还以为你们差不多大呢。”
“岛上的人，风吹日晒，很显老的。”
我真是吃惊不小。也许是因为觉得阿贵比我想象的小吧，我突然觉得他的承受能力应该比我想象得要大，哪个二十多岁的人没有经历过失恋呢？所以小姨对他的态度似乎也可以原谅了。在我一直的想法中，阿贵是一个把所有青春都奉献给暗恋小姨的中年男子。
“晓桐，你觉得自己老了吗？”
“这次看到你，我觉得有点了。”她抚摸了我的脑袋，可能当初就是这样抚摸阿贵的。
“你不老的！”我们笑了。
“小云，你呢？你不是告诉过我，你爱上了一个人吗？如果我没有猜错，他应该在北京吧。”
“你怎么知道的？”
“你会为了我就把所有东西都搬过来吗？”
“啊？……当然会啦！以后你去哪儿我也去哪儿。”
小姨拧了拧我的鼻子，我笑起来，歪在床上，拿起画册蒙住脸。
《二十三岁》第四章3（1）
我偏执地认为，我应该先见Serein，再决定去找工作。在此之前，我没有心思去思考前程。我想，爱情应该就是这样的。我会在北京的任何一条街道上产生错觉，会神经质地坐在街边、咖啡店、麦当劳……看着路人，为一些看似斯文、灵气、漂亮的年轻男子取一个相同的名字：Serein。他可能会有胡子，但是不杂乱。他可能会有一个很明显的喉结，有一个凹凸有致的侧面。这也使我变成一个喜欢拿着充满电的手机的人，把铃声调到最大，在喧闹的环境下都不忘记去留神它的动静。我完全不知道他会什么时候打我的电话，或者，会不会打。而我，是不是该主动呢？这个问题纠缠着我，纠缠了很久。
那些日子，我始终记得。满心甜蜜和忐忑的期待，在北京的大街小巷茫然地行走，或者在电脑前无尽等待。我始终霸占着电脑，以至于小姨向我发出了最后通牒：只有她不用电脑的时候，我才能上网。
她变得非常紧张，因为她的个人画展已经迫在眉睫了。作品的挑选、宣传，以及经费等等细节问题都变得紧迫了。那个邀请她的画廊似乎在年展到来之前非常忙碌，也顾不上小姨一个人的种种麻烦。比如，没有人来问问小姨，需不需要一些过渡资金以维持生活？
小姨每天只吃一顿饭。不吃夜宵。常常买两三个茶叶蛋，就着方便面吃。在这种情况下，我的优势就是可以花上海带回来的钱。一万块钱，是我大学时代的积蓄，加上父母给我的信用卡。还有妈妈不停地打电话来问我们两个：需要不需要钱啊？我们两个坚持不要妈妈的钱。而小姨也坚持不要我的钱。于是，我只好主动地采购食物，甚至买了一条漂亮的新披肩，是在秀水买的，杀了三分之二的价钱。我把它送给小姨，说可以在画展的时候用，是祝贺她开个展的礼物。为此，她又拥抱了我。
“我已经记不清有多久我没有收到礼物了！”小姨把软绵绵的披肩捂上脸颊，她看上去真的非常高兴。那是一条深紫色的披肩。她常做的动作是：把披肩裹在后背上，右边的一角长一些，她就把它搭到左边肩膀后面去。有时，那个角会滑落下来，她就张开她骨节鲜明的手掌，按在左边锁骨的地方。久而久之，这成了她的一个习惯动作，她经常把手张开，五根手指神经质地按在那里，整个身体，会因为这个动作变得有点封闭、有点内向。我非常、非常喜欢看她的这个动作，看深紫色的柔软中，她苍白的手，骨节投下令人怜惜的阴影，看这个怀抱自己、安抚自己的手势。
A画廊是一个英国人发起的文化交流机构，这次年展规模很大，邀请了国内十多位艺术家，可是安排个展的也不过只有四人。小姨非常看重这次画展。我隐约觉得，她不把它当作一次展出来对待，而是改变十几年封闭生活的一次机遇。
就是这样，给小姨安排生活，成为我来到北京第一个月最主要的任务。也只有这件事情，能够让我在等待Serein的漫长时光中得到一点儿解脱。有时，我甚至觉得自己是相当盲目的。我甚至没有看到过他的照片，不知道他是不是结婚了。一切仅仅在凭感觉。
可是Serein这段日子里面，也似乎消失了一样。他几乎不上线。
等待到了第三十天的时候，我开始有点耐不住了。
那是小姨个展的前夕。她变得有点喜怒无常。她似乎对于人际关系、公司操作之类的事情非常恼火，她觉得自己不知道别人究竟想要怎样。那天晚上，她一个人闷着，不和我说话，一整天都没有吃东西。房间里已经烟雾缭绕了，她抽了很多烟。
我玩儿着手机，觉得压抑已经到了尽头。常常就是这样。压抑和伤感是两样的程度，哪怕源头都是一样的。
我穿戴好，围上围巾。拿上五十块钱，手机。拉开门。即使这样，小姨还是没有注意到我。我什么都没有说，出去了。打车，去最近的一个永和豆浆。北京，完全不似上海，每一个街区都有一个24小时便利店。我只是想要一点小点心，可是我除了永和豆浆就别无选择，虽然在上海，它已经是被吃腻的东西了。其实还可以选择大饼、肉夹膜，还有各种糕点，只是人在那样一个沮丧的时刻，并没有尝试新东西的兴趣。我想要的，可能就是一种“熟悉”的事物带来的温馨安慰——可以闭着眼睛就能操作的事情，以此和现实拉开距离。
车子里开着令人伤心的歌曲。我坐在后排，蜷曲在靠门的位置上，任凭头无力地靠在车窗上，随着颠簸，头轻微地撞在玻璃上。我喜欢这个角度看到的路面。在小姨自我的空间里，我的忧伤已经成为不存在的东西，她自己都需要别人安慰，更别说来安慰我了。没有人可以帮忙。当寂寞和焦灼到来的时候，那种绝望，只有自己能去忍受。最好的办法，可能就是走出门去，消费一次。
永和豆浆在一片五花八门的店面当中，不起眼地亮着。里面的每一个人都有着倦容。没有人有笑脸。这个场景看得我非常丧气。恋爱受到未可知的阻碍，和小姨也没有了海阔天空的消遣——一种类似举目无亲、孤苦伶仃的感觉就是那时降临心头的。
我要了一份豆浆、一份小笼、两个粽子、两个鸡蛋饼、两个饭团，全部打包带走。而为此等待的十分钟，显得非常漫长。白色的灯光几乎让我觉得眼睛干涩。
《二十三岁》第四章3（2）
我看着窗外。
因为阴天，剧烈的阴天，空气的颜色和天空的颜色都被搅黄了，像一盆污浊的水，有成千上万只鲜艳的画笔进去荡过一样。色彩变成了私人的所有，就像回忆。行走于这样一个城市，走得越来越快，不知道要逃到哪里去。
拿着热乎乎的食物，我走出店门。不想打车直接回到那个烟雾弥漫的洞穴，不想走进那又长又黑又脏又腻的走廊。我望望方向，往西走了十分钟，到达了地铁。手里的食物已经凉透了。
地铁的风很大，从这头可以看到那头，比上海的地铁简单许多，可是几十年前的地砖和灰色水泥，在这通眼一望中居然成为另一种怀旧的方式。无旧可怀，可是令人伤感，我所说的就是这个。
我没有关于地铁的北京回忆。可是那天进来出去还是觉得那么黯淡，似乎有很多故事已经发生过了一样。也许这样的怀旧，也是一种预言。
我一直不喜欢北京的地铁。可是那天，我开始喜欢了。
我还开始喜欢在街头打IC电话。这完全和等待Serein有关。我产生一种想法：如果我用自己的手机打，那么我的号码一定会显示出来，可是如果我打一个匿名的呢？用一个不属于我的号码呢？
我习惯了在喧嚣中听到在钢盔般的罩子里说话，风铃一样的回响，不经意不敏感就不会存在。我要让车子和车子上的人们路过我。而不是觉得永远的是我在路过他们。如果说话和伤感也能成为铺满灰尘的路途上的一个戴着钢盔的点，那么我又在制造回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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