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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它们也有尴尬的时候，留下一个话柄，多少年以后还是人们茶余饭后的笑谈。这都怪五亭镇政治风气过于昌明，在一段时间里，组织‘忆苦思甜’活动都成了制度化，主事者把一些在旧社会苦大仇深的人请到台上，让他们讲述旧社会那些最负面的经历，可有一次组织者遇到了一次意想不到的事。
这件事的祸端追踪溯源来看，还出在“打办”的工作上，那天公社在学校礼堂里召开‘忆苦思甜’大会，组委会请到了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太婆，她在讲台上声泪俱下地讲述她怎么做童养媳、怎么帮地主家做清娘奶婆，一溜说下来，一不留神想起了几天前一篮红枣在集贸市场被“打办”没收打翻。
当时‘打办’工作人员认为，成品红枣不属于自产自销的农产品，拿到市场上兜售，属于投机倒把行为，必须马上收缴。可苦难深重的老太婆如同命被揪走，她求爷爷告奶奶地死活要保护这篮红枣，导致两边争夺推拉，恼羞成怒的“打办”把一篮红枣给洒了，地上尽是污泥，老太婆捶胸顿足，瘫在路边哭了好几个小时。
在‘忆苦思甜’会上，老太婆气不打一处来，三言两语的把这个事给控诉了，最后声泪俱下地说：“以前土匪在山上，现在土匪在街上！”
主持人都听傻了，当即把老太婆定性成“现形反革命”，义愤填膺地宣布，要把‘忆苦思甜’会改成‘批斗会’，把老人家推到台前，重重地按下了她的头，主持人正在找人发言揭批，性子爆裂的老太婆一屁股坐在地上，耍无赖说：“日子反正怎么苦，你们抓去让我有个吃饭的地方也好！”
老太婆的举动引得台下哄堂大笑，由于下面大部分都是些可塑性很强的学生，主持人很是尴尬，只好劝慰赖在地上的老太婆，轻轻地告诉她说：“好了好了！不抓你，赶快回家吧！”
忆苦思甜会被迫终止，可忧心忡忡的主持人却很多天也未能平复，他是个公社干部，很担心有人抓辫子整人，在那样的社会背景里，稍有头脑的人都知道，这差不多是个‘政治事件’，为了这事有个结果，他专门跑到“打办”调查。
可人家这种处理方式太多，都想不起有老太婆什么红枣打翻的事，为了配合处理，‘打办’郑重其事地出具了相关证明，理直气壮地说：“打击投机倒把任重道远，我们会不遗余力！”
这里暂不提‘红枣打翻’到底有怎么样的延续，但有一点可以说明，非常时期的‘打办’在一般老百姓心里绝对是敬而远之的场所，工作人员自持政府给他们的权力，那气势绝对是‘衣服角’都能轧死人。可现在他们当中的人出事了，大部分老百姓都摆出兴灾惹祸的态度，甚至有人质疑，那么多东西被收缴，难道只有一个张副主任贪污？
这种观感出台，‘打办’的工作人员人人自危，在批斗会上发言的同事，为了表示自己的清白，除了在毛主席画像前虔诚地鞠躬宣誓外，对张副主任的行径都做了深恶痛绝的揭发批判。
据说张主任到有革命者的背景，当时调他到五亭当“打办”副主任，都有人为他感到屈尊，但他到没有在意，初到‘打办’时革命者的热情依然旺盛，自我安慰说，革命工作没有卑贱之分，然而他在‘糖衣炮弹’面前他变得束手无策。
在砸烂公检法的年代，‘批斗会’就等于审判会，张主任从台上下来，县中队两个武装官兵将他押送看守所，临行前还进行了游街示众。正在那当口上，五亭街道上演一幕很多革命影片经常出现的画面，蒙太奇把人的视野带到一个壁垒森严地方，儿女们在一旁无助地哭喊，一个高大而又遍体鳞伤的革命者父亲，被国民党反动派的囚车带走。。。。。。
虽然，今天的场景很负面，是贪污犯张主任没有长成的三个儿女，站在路边绝望地哭泣，但是几个未成年孩子释放的亲情和电影里绝对一样。她们为了多能看爸爸一眼，全然不顾别人的白眼，傻傻地跟在游街队伍中，直到父亲被送上囚车。
路旁一位爱管闲事的大妈，逮着“打办”的同志问：“姓张的，他到底贪了多少钱啊？”“打办”同志还没有从义愤填膺批斗大会氛围中缓和过来，愤恨地回他的说：“加起来最起码有两佰多块！”
老大妈张着嘴巴半天缓不过神，也不知道她在感叹贪污的钱多、还是不够多。不过，在路旁稍知内情的人私低下嘀咕：“这是内部斗争的结果，收没的东西‘打办’的人多少都有得分，就是张主任多了二百多块而已，那里出现革命的蛀虫，其实是权力之争的最后结果！”
在文革的政治生态里，无需去评断老张同事的卑劣，因为‘大革命’的一切都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再说苍蝇也不会叮咬没有缝隙的鸡蛋，有把柄在别人手里，免不了要在阴沟里翻船，何况“莫须有”的罪名在那个年代层出不穷，因为那个本来就是整人的年代。
第三章 ＇本章字数：2324 最新更新时间：2011…10…26 15：05：06。0＇
在五亭，老张一家没有属于自己的住房，那一年他调到“打办”工作，一家人就租赁在一幢‘排五四插厢’的老式民宅里，这栋坐北朝南的房子，混居了各行业的很多房客，他们都是一些在单位里上班的干部或工人，而且都是拖儿带女年龄，一年四季，有人搬进来，也有人搬出去，久而久之地形成一个各有所需的小社会。
房子造型应该是典型的江南民居风格，它不同北方那种四合院结构，屋前一堵高墙把四周连成了一个整体，正前方按了个硕大的双开门，门框由很多块花岗岩砌成，底下还镶了一块足有三十公分高石门槛，对孩子来说这石门槛高度按得非常到位，吃饭的时候大家都抢着找这个地方坐，可对大人来说，特别是有自行车的人，这个高度就很缺德，必须把自行车拎得很高才能顺利过去，每次进出还得陪笑脸叫孩子让一让。
拥有这宅子的主人客居在五亭，解放后评定家庭成份时，差一点就到‘地主分子’的杠杠，还好虽然富裕，可祖上没有田地留下，最后捞了个‘富裕中农’，这个成份压力就可承受多了，地主是‘敌我矛盾’，‘富裕中农’是介于‘贫下中农’之间，解放后多少次‘批斗会’都没有他们的份。
这栋房子可有来头，日本鬼子来了，司令部就驻扎在这里，门口几颗硕大的冬青树，曾经绑过日本兵的高头大马，直到七十年代，房东还经常饶有兴趣地调侃日本人生活怪癖，说日本人有‘裸露癖’，一到夏天，经常光着身子，下身只兜一块布；还讲五亭有个姓李的游击队员去炸铁路被日本兵逮个正着，五花大绑地押到一块空地里，一个肥头大耳的少佐，穿着和服、拿着刀，回来时身体溅满鲜血。。。。。。
解放后，五亭乡成立没住所，也暂时挤在这里，几度变迁，这个地方成了五亭具有官方背景的缓冲地，各机关行业只要有人调入都会暂时安排在这里居住。
大人们为了革命工作聚在一起，也带来一群参差不齐孩子，一帮顽童大事不犯、小事不断，每天聚在一起要么捉迷藏，要么学大人搞‘拉帮结派’。
因为有孩子在，还得让老房东多费心，老人家嘴里经常嘣出几句习惯用语，动不动就是：“麻痘温，墙上不要乱画，不要玩火！”
也难怪他着急，这房子是纯木结构，防火是老人家看护家宅的首要任务，他不是很喜欢孩子，可房子租给别人，孩子就是租赁户首要的附属品，不喜欢也得接受。
老张家也是这样的境况，他们来五亭就住在这里，只从他们家东窗事发，老房东每天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样，倒是这群孩子对张家饶有兴趣，一有风吹草动就会跑去观看，人家关门了就贴上耳朵偷听，都是木结构房门的缘故，说不定天晴地燥，门板会有几杠收缩缝隙，那可是孩子们爱管闲事偷窥的最爱。
真是一家之主祸起，整个家庭蒙难，老张被隔离审查的时候，面对别人的窃窃私语，他们的大女儿还会在孩子们中间辟谣，几次振振有词地说：“我爸爸是去开会了！”
可批斗大会一结束，贪污犯的事实那可是铁证如山，在孩子们面前想赖都赖不掉，还好一群孩子没有一个在伤疤上洒盐。
不过，孩子们有同情心对老张家没有什么作用，一家之主进班房，对这个家而言犹如栋梁倾倒，张嫂早已摒弃泼辣的个性，她怕别人恶心自己这个‘活寡妇’，平时很少和人搭茬，可生活还要继续，自己无法面对，就叫孩子多担待，洗菜做饭孩子们全包了。
张嫂在灯泡厂做临时工，每月二十来块钱的薪水根本不能养活三个正在上学的孩子，重男轻女的思想，由不得两个女儿充满泪水的祈求，母亲狠心地决定让她们从此辍学，在家打麻线挣钱填补家用。
大女儿已在中学读初二课程，她比较知足懂事，没有抗拒母亲对儿子的偏坦，只是要求让她能拿到初中毕业证书，需要的话可以去学校几天，母亲当然会同意她的要求，毕竟打麻线也不一定非得白天干。
二女儿张颖生性倔傲，父亲被囚车带走的瞬间她哭喊得最响，车都开走了，她还悲痛欲绝地追了二十几米，从这一刻开始，她似乎知道悲惨的命运正向自己袭来，爸爸抓走了，母亲没有能力抚养她们三人上学，相比之下，姐姐中学只差半个学期，该学的都学了，何况她两年前就已经发育，现在应该是个大姑娘；弟弟是家中的至宝，一切他有优先权，家里遭受无妄之灾，最惨的就是自己，只从父亲出事那天开始，家里烧的饭都是尽量少加米多加水，吃饭也是首先弟弟添，然后母亲，接下来是姐姐，最后只剩一个锅底了，她很想和妈妈说，自己正在发育啊！
果然，某天晚上母亲告诉说：“不是为妈狠，家里实在养不起，你这个书不能再读下去了！”
每天担心母亲会把这个残酷事实说出来，今天终于听到了这样的决断，她抑制不住心中的对读书的渴望，跪在母亲面前，声泪俱下地恳求说：“让我读完小学，下午放学回来，我会打麻线的，一直打到晚上十点钟，我一定会帮家里挣钱的！”受女儿哀求感染，张嫂一时失控，抱着女儿痛哭，凄惨地说：“不要怪妈妈狠，妈妈没办法，灯泡厂可能要辞退我！”
倔强的张颖还在努力，回母亲说：“现在下午三点钟就放学了，我回家还可打五个小时的麻线，何况家里只有一台麻线机，姐姐干一天也累啊！”
一席话过来，张嫂半响没有言语，因为女儿说的也不无道理，她僵硬地点点头，觉得这学是可以暂时不退。
家里的事算是有了安排，然而家门不幸，无依无靠的张嫂，在厂里生怕受老公下狱牵连，丢失这份可以糊口的差事，在家里又担心被左邻右舍恶心，连到塘埠头的勇气都没有。
说来也难以理解，‘贪污犯’家属应该不是毒蛇猛兽，可塘埠头的那些娘们有些过于反常，每当张家女儿去盥洗衣物或淘米洗菜，每一位都躲得老远，好像挨近就会遭牵连，这个新闻早已经不是塘埠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