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到她们上楼的脚步声，肖晨马上止住了小声的哭泣，让自己的泪水无声地流淌。她低着头，对着脸盆，慢慢地搓洗着自己的头发，以此来遮掩自己的脸部。她手里拿着梳子，慢慢地梳理着由于用肥皂洗头而乱成一团的长发。她洗了很长时间，心里平静了许多，泪水也不再往外涌了。
心里感觉好一些了，她端起饭盒强迫自己吃饭。尽管肚子很饿，但这饭在嘴里嚼了又嚼，就是咽不下去。晚上的时间真不好打发，熬了很久才刚刚九点，实在无事可做，她只好爬到床上躺下，把手表放在耳边听着那缓慢的有节奏的滴答声。
夜色稠密，空气中流淌着挥之不去的孤苦。哭泣的欲望，如同一朵含雨的云在胸中密布。她紧紧地咬着自己的袖口，告诉自己一定要坚强。在孤苦与不安中她又一次走进北京站大厅。慢慢向上滚动的电梯旁，黎军左臂打着石膏，满脸通红，窘迫地朝她笑着。火车就要开了，黎军拉着她的双手不肯松开，她着急地对他说：你快走！火车要开了，你快走！黎军望着她没有去追火车，他要让她和他同去，她一着急醒了。她真后悔，这么好的梦为什么醒了？如果不醒该多好，如果不醒她可能就会和他一起上火车了。
五月三日，是假日的最后一天。所有倒班的班组都会从这天开始正式上班。肖晨没有想到的是；在她出走的这些日子里，车间党支部在五一节前的车间大会上公然宣称；她是叛逃国外未遂，已被公安机关抓到。所以，凡是来上班的人，都抱着好奇心，想看看这个倒霉的家伙现在会是个什么样子。大家都站在肖晨去食堂必经的楼梯口等候着。当他们看到肖晨还是原来的样子时都不免有些吃惊，他们早已听党支部的那些人描述了肖晨准备逃往国外的样子；烫着披肩发，抹着鲜红的嘴唇，涂着象唱戏一样的脸，把自己装扮成外国人。身穿外国人那样的露着胸脯的鲜艳的布拉吉。可是从楼里出来的肖晨是一个穿着和她以前一样的劳动布工作服，这多少让那些传播叛逃信息的人感到气短。见面后，大家都有些尴尬，打招呼吧，会被说成是立场不稳，厉害了还会被说成同流合污。不打招呼吧，在一起工作了六年，大家彼此很熟悉，而且平常关系还都不错。好在肖晨既没有用眼神和大家相碰，也没有向大家露出她的微笑，就好像谁也不认识，谁也没看见一样。大家也都像没事人一样，马上各自散开。
上班的铃声响过，车间党支部的四个成员就来到肖晨睡觉的房间，开始了他们的工作，就像屠夫拿起了刀。他们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把肖晨所有的东西都认真检查一遍。副书记向条训练有素的猎狗一样，在肖晨一堆的个人物品中，很快就找出了不属于她的东西；黎军的那条运动裤和部队大院房间的钥匙，还有剩下的十三元两角四分钱。在没收了她的非法财物之后，审问开始了。
开头问话的肯定是那位支部张书记。这几天休息得怎么样。肖晨慢慢地收拾被翻乱的物品没说话。现在说说，到宝鸡的前几天都去哪了，啊，都去哪了。肖晨打好了主意，就是不说话。坐在他们对面，看着书记说话的嘴，她发现，这个书记是一个歪嘴，特别是他似笑非笑时，那嘴向右歪去占了多半张脸，好像有根线把他的嘴在用力地向右边拉。尽管他想把自己装的温和一些，嘴角浮着笑意。但他的那种笑，是人们常说的笑里藏刀的笑。
肖晨把自己的眼光挪开，向外看。喋喋不休的声音还在耳边，但是，她不知道他们在说些什么。她看见自己的心已经飞出体外，飞向西南方向的那座山城。肖晨相信恋人之间的心理感应，她相信，她在这里受到的所有委屈，她的黎军都会感知到。她怕他难受，担心他训练时会出意外，不愿让他在执行任务时受到影响。她决定收回自己的心，不去想他。
窗外不远处那高耸的烟囱是动力厂生产煤气的，那里冒出的滚滚浓烟把眼前大片蔚蓝色的天空洇成浅灰色。一只苍蝇在她的周围飞来飞去，它自由自在，想飞到哪就飞到哪，高兴了还会发出嗡嗡的叫声。肖晨觉得，自己要是能做一只苍蝇都该有多好。生命的长短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自由、快乐，而苍蝇就是在享受自由和快乐中死去的。
负责给肖晨办“学习班”的有八个人；正书记张克俭挂帅，副书记王昌龙主管，支委会除去一个叫张进峰的不赞成“在一个小青年身上抓阶级斗争”不参加外，还有两个支部委员，另有两个党员负责外调工作，再有就是和肖晨同时进厂，在一个小组工作的柳秀美和李占红。
在那个极左的年代，“阶级斗争”成为党的方针路线。无论遇到什么事都会用阶级的标尺来衡量，不够线上的叫阶级异己分子，够上线的就叫阶级敌人。
桌子上有三封信，书记推到肖晨面前说：就从这三封信开始说吧，都是些什么人，你们怎么认识的。
肖晨看了一眼桌子上的信，除了一封王明霞说过的那封信，另两封信是本市的。在当时的年代，个人家里有电话的不多，单位的电话也不能老打，人们所有的联系都是靠通信，什么事情都在信里谈。面对眼前的这三封被拆开的信她无可奈何地气愤着。
肖晨面前的这些共产党员，个个如临大敌，他们正襟危坐，神情严肃。屋子里很安静，他们都在等待肖晨坦白交待自己的问题；要她说清楚给她写这封信的人是干什么的，家住哪里，工作单位在什么地方，多大岁数。然后，他们再去一一核实。肖晨不想说，她不想让同学和朋友们受到牵连。她知道一旦说出来，会让所有的朋友们都会向她目前这样被囚禁起来，失去自由。如果真是这样，那自己就会成为朋友们的罪人。大家都受罪，不如让她一个人来受。她一句话不说地坐在那些人的面前。
屋子里的空气似乎是固体的，呼吸起来很费劲。四个支部委员加上一个负责外调人员，这五个粗壮的男人。面对肖晨这样一个柔弱的女孩子，在气势上已经形成了绝对的优势。但是，两个书记，仍然用严厉的声音和不停地拍打桌面的质问方式来制造声势。你说！你和社会上不三不四的人在一起都干些什么！你们的据点在什么地方！你不说话是不行的，啊，不说话是不行的！这是书记在说话，他总爱重复最后一句话。
王昌龙粗大的手掌用力地拍在这几封信上，他一脸猥琐瞪着小眼睛说，你不要有任何侥幸，我们已经掌握了你大量的一手材料，这是给你主动坦白交代的机会，别不识抬举。说，你到底跟几个男人睡过觉！
肖晨并不知道车间党支部在车间大会上，对全车间人讲过她是在叛逃的路上被抓回来的。所以这些人现在的任务很重，他们必须要把肖晨的问题往上靠。无论用什么手段，都要把她引导到“向往西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作风败坏，生活糜烂”的方面上去才好对全车间的人有个交待。
听到那种低级的问话肖晨很气愤，看着眼前的这些人，他们都穿着干净的工作服，但他们的衣服里面都包裹的是这样下流、肮脏、腐烂、发臭的黑心！如果是在一个月之前，她都不会想象出来男女在一起睡觉是意味着什么，都不懂得这个车间里老师傅们常说的发生男女关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而现在她却要坐在这六个粗俗的男人面前，回答他们这种低级下流的问话。身处这种境遇她只能忍气吞声地说明，这三封信都是女人写的。
既然是女的，那你就把她们的工作单位交待出来，我们去调查核实一下不就行了吗？这是那个负责外调人员说的，因为到目前为止，他只有机会说这一句话。
肖晨实话对屋里的人说，自己不想让他们去同学的单位调查她们，因为那样做，单位人会误会她们，会给她们在单位里造成不好的影响。还特别说明自己的这两个同学在单位都是干部。
干部？干部怎么啦，中央里都有阶级敌人，别说她一个单位里的小干部了。负责外调中的一个人马上接过话来。另外一个也跟着冷冷地说：你不想让我们去调查？这不是你想不想的事，我们不去调查怎么证明你说的是真是假？
这信上不是有地址吗？你们按照这个地址去查吧，如果这地址没有叫这个人名的，不就证明我说的是真的了。如果有这个人，你们就直接去找写信的这个人不是就可以吗？肖晨觉得跟他们实在说不清事情的真相。
王昌龙又在拍桌子并厉声说，怎么，真理还是在你那一边啦！你的意思就是要顽抗到底拒不交代！肖晨小声嘀咕着，我没这意思。
负责搞外调的人继续说，我知道你们这些人，不会写真地址的。你应该端正态度为了证明自己说的都是实话，把真实的地址和人名写出来配合我们去调查。
肖晨不再说话了，她知道车间党支部那些人的目的，他们会越调查越复杂，最后能给自己组成一个庞大的“流氓集团”。他们有话语权，他们有渠道，他们可以说成是社会上流氓团伙成员，把她在厂里做一个反面教材，以此来教育全厂团员和青年，真到那时候自己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她决定一句话也不说。
那个年代的人，不如这个年代的树。现在，一棵歪歪扭扭的小树，都会被人认真维护精心浇灌，绝没有人敢随随便便地把它毁掉。而那个年代，一个鲜活的人，只要有人看你不顺眼，而那人只要比你有手腕或者有权利，那你就只能被人一步一步逼上绝路。
由于前两天什么收获也没有，专案组向肖晨宣布了新的决定；肖晨必须详细地把自己从四月十六日下午离开车间直到四月二十六日晚（27日凌晨被抓）每一天都在什么地方，与什么人接触过，干过什么，都要一点不落的写出来。坐在桌前，她一个字也不想写。现在她身边没有人，没有严厉的审问，也没有那些呛人的烟雾，这是自从被抓回来后第一次这样安静地自己独处。
她认真地考虑怎样应付这个难以完成的事情。不屑是不行的，过不了这个关口，也走不出去这个学习班的大门，离不开这里自己就没有自由，就无法联系上黎军。可是，怎么才能隐瞒住这个更大的秘密呢？那个和黎军曾经的住所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暴露出来的。那该怎么写从离开车间到宝鸡的这几天呢。谁家合适呢？就写在江兰家住了几天？不能提她，如果到她那里去调查，提前没有和她通过气一下子就露馅了。想来想去总是没有合理的解释。她无法证明自己一直就是一个人，更说不清楚那几天的去处。思量再三，最后她再次下决心以沉默来对抗。
处于苦难中的人最敏感容易伤怀，这是因为苦难的环境压低了生存底线，击溃了正常人对生活甚至生命的信心，而使人的灵魂无所归属，处于无望的痛苦中。
每天都是这些没完没了的盘问，几天下来让肖晨感到心烦意乱。没有人与她说话。晚上，别人都下班回家，那两个监视她的人到楼下去找人聊天开心去了，只有她在这无人的楼上隔着窗户向外张望。
已经是五月中旬了，天还在刮大风，窗前的大杨树，随风摆动，发出哗哗的响声，似乎在诉说着狂风中的难捱。肖晨坐在桌子前，她很想把自己的委屈、苦闷和想念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