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一 章
一
如果外地人初来到这座大都市，冷不丁地问一句，市中心在哪里？谁也不会想起普店街。按说它位于的卫海区该是正宗的中心区，它是这座城市的发祥地。
还在大清盛世，就围着这块不大的地方筑起过城墙，它便由集镇正式成了城。八国联军打进来，四面墙轰塌了三面，它的地界由此又扩大了。现在的一百五十平方公里市区就是以它为中心，慢慢扩展、繁衍而成的。然而随着城市的扩大，它却越来越破、越来越挤。新区的居民从人数到实力都居优势。人们随着离宗忘典，不再以它为中心，甚至它的存在都似乎影响了繁华大都市的形象，羞于提及。这座都市是全国首批开放城市，从西哈努克亲王到伊丽莎白女王，无不光顾此市。
要以繁华和位置而言，中华区该称为首。西方人用大炮打开了中国的门户，又靠经济侵略控制中华。八国联军的兵营一撤，八国的富家财东们便拥进来，在这里沿着月牙河修起一条长十里的月牙道，又沿着月牙道盖起一座座高高大大的一长溜儿建筑。大百货公司、大银行、大饭店……光看这些异国色彩的建筑，就知道他们进来后就不想离开。只是他们做梦也没想到，只用了半个世纪，就让中国人连锅端了。那些百货公司、大银行、大饭店、大公司成了中国人自由进出的商业、贸易、金融中心。可对市民来说，他们整天的生活可不是清清闲闲地逛商店，吃宴席，夹着皮包大宗地存款、取款，把这儿称为中心，好像有点儿不妥。
新市区的居民优越感最强。全市最大的图书馆、医院、剧院、高等院校、科研单位大多在这个区，这是个建国后建设起来的新区。这里的居民常常自诩这儿为市中心，因为它代表了这座城市的现貌和水平。更主要的是市委、市政府的办公地位于此区，你说它不是市中心哪儿是市中心？
可也有人说不对。真正的市中心应该在本城西南角儿。
沿着新市区那条市里最宽的上海路朝西直奔，就进了市郊的西市区。然后拐入武昌道向南走下去，便是被市民们称为“华尔街”的厦门路。
厦门路是建国后起的名，原先根本称不上路，这儿是洋鬼子在西郊盖的一片别墅，依次立着德、日、意、法、英、美、俄、奥的风格各异、参差不齐的小洋房。这么大的市郊田园，洋鬼子别的地方不选偏偏都挤到一块儿，比着劲儿地盖起这么一大片地道的漂亮住宅群。这地方原是块风水宝地，这是碧眼金发的外国佬儿请来地道的中国风水先生测定的。宝地全因那个温泉眼。据说喝这口泉水的人能避风祛邪，益寿延年。于是这片房子就围着宝泉盖了起来。1949年天安门前的建国礼炮一响，厦门路两旁的漂亮住宅便易主了。市里局以上的各级进城干部陆续搬了进去。三十几年来，这里一直是各级首脑人物的居住地。别看它临近市郊，远离市区地图的中心点，但每当市民们提起厦门路无不肃然起敬。现在当然不那么敬了，但听说谁是住在厦门路的，仍不免露出羡慕的神情，高看其一眼，厚待其一筹。从这个居住地，能测出人的身份、地位。面对这种身份的人，不少人背后骂他的祖宗也有这个胆，但当着面还少不了赔个笑脸，顺着话茬子说几句恭维中听的话。这帮人谈起来都以攀龙附凤为耻，可做起来又多少有那么点贱骨头。难怪，中国封建几千年就是个权力、人治社会。既然厦门路的住户都是些掌管着大局以上权力的人物，自然它便是一个权力中心。权力中心才是地道的中心。
如果再精确一点，找一下中心的中心点。那就还得沿着厦门路往西走，就能看见一排四米高的灰墙，顺着高墙向南拐个弯，有一扇三公分厚的大铁门。铁门白天是敞开的，两旁站着两个持枪的警卫。他们可不像是新华门站岗的警卫，笔直地挺着，一点不打弯。这儿的警卫可以蹓跶着，也可以轮流地到门内那间值班室里去喝口水，坐着歇歇。只有看到进进出出的“丰田”、“奔驰”牌轿车，才挺一下腰板，行个注目礼。望着汽车顺着松柏夹道下的平坦车道，消失在一片白杨树后，才又重新放松下来。
那片白杨树，是一片郁郁葱葱的林带，可称为全市的绿化标杆区域，就其面积而论，绿地覆盖率绝对地超标准。白杨林带岔出三条小径，分别通向三座美观、别致的两层楼房，按照五十年代一次书记处会议上做出的一条没有正式成文的规定，这三座房子的主人，是市委第一书记、第二书记和市长。现在它们的主人便是市委书记高伯年、市长阎鸿唤，剩下的一座楼是原市委书记、现中顾委委员徐克的。徐克在这里住了整整三十五年，调中央后，房子只住着他的儿子徐援朝。这件事引起不少人的议论和不满，特别是那几个有资格取代这房子主人的人，高书记和阎市长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不好办的是，徐克经常要回来，虽说中央有规定，完全可以收回去，但他是市里的一位元老，是市里所有干部的老上级，硬做不大合适，于是它便成了一个必须解决，又暂时不能解决的问题。
这个地方是厦门路222号。过去三位意大利人盖起这花园别墅时，叫它利华别墅。
单凭住在这儿的两户人家，就不用怀疑厦门路222号的中心点的准确性。
二
清晨，整个世界都是清清亮亮的，阳光透过淡淡的清新的雾气，温柔地喷洒在尘世万物上，别有一番令人赏心悦目的感觉。
可惜，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天天享受到晨雾的清新，五点半钟，这座城市只有少数人在跑步，只有花园里才聚集着一些练功、习武、踢腿、甩胳膊的人，除此之外，就是至今不被人们所认识、看重，而又绝离不开的清洁工了。而大部分人，在这个时候，还甜甜地沉睡在温馨的梦乡之中。
高伯年照例在这个时候起了床。往日他刷完牙，就用一条干毛巾使劲擦脸，直擦到面部辣辣的，红透了才住手。又拿起那把黄杨木梳梳头，节奏均匀，悬腕有力。一会儿的工夫，头皮就和面颊一样发热了，从里到外舒服极了。然后他又轻轻梳几下，把灰白的头发向后拢顺拢齐，蛮有风度的。 人到了这把年岁，能坚持住这种养生之道，注重仪表举止也属不易。其实高伯年在四年前，对养生和仪表都是从不上心的。他不吃鱼、不吃虾、不吃海参、不吃螃蟹。甚至海带、紫菜、蛤蜊、青蛙，凡是沾水的动植物，他一概拒食。别说吃，闻一闻都会恶心。老战友说他是穷命，他的河北省老家是块旱地，只见得着井，看不到河，三十里之外有条渠一样宽的水沟子。乡亲们轻易见不到水产，更别提吃它了。他七岁那年吃到一次鱼，是在东家的猫食盘里偷出来的。他躲在没人的地方吞下去，腥腥的一股子臭味，呛得他险些晕过去，接着无数根钢针横叉竖挑，扎在嗓子眼上，大咳、呕吐、差点送了命。从此他便闻水货丧胆。直到他当了局长，副市长乃至市长，市委书记，经常参加大小宴会，多高级的宴席都未扭转他对水产品的憎恶，从不沾一筷。医生警告他，这种饮食态度，会使他缺乏碘、钾、钠、镁等多种元素，他深信不疑，却毫不在乎。他不怕死，人前人后他经常说。解放石家庄，他们营担任攻坚任务，冲过去，他冲在最前面，他不怕死，所以子弹也避他。“人连死都不怕，还怕缺碘吗？”他笑着对医生说。这句话被人传开了，久而久之，又被人淡忘了，谁知“文革”时，这话成为反动言论一百条中的一条，“人连死都不怕，还怕缺点吗？”———一个顽固不化，死不悔改的“走资派”。他对穿戴更不讲究，进城后，始终一双布底鞋，后来买不到了，只好穿塑料底鞋，但鞋面一定要布的。他平生只有过一双皮鞋，那是去参加党的八大时特地买的，为了显得庄重些。可在小组讨论时，他发现中央的领导人也有不少穿布鞋的。第二天，他就脱下了硬邦邦的皮鞋。从此再也没有穿过，直到“文革”这双鞋才有了它的用场，成了修正主义生活方式的物证，被造反派抄走。
但是最近这四年，高伯年似乎变了，变得连女儿都取笑他赶时髦。
首先，他加强了自身保健，闲的时候翻一翻医书，他并非赶时髦，而是越来越觉得自己身体零件不大好使，毛病多起来。
他开始注意仪表。很多人说他老了，而他自己并不觉得老。有好心人告诉他，这是因为他的服装老式，人才显得老的，他觉得有道理。现在是改革时期，领导干部的形象也要改一改，要善于接受新事物。高伯年来了个飞跃，这飞跃让人感到吃惊。他一贯的发型小平头现改为小背头。一贯的中山装换成了西装，自从党的总书记、国务院总理穿西服上了天安门，他就换了，而且一穿就不再换下。惟独缺憾的是对“革履”仍不感兴趣，他的脚无论如何不能适应皮鞋，服饰是为人服务的，所以他心安理得地西服布履。
早晨庭院里很静，听不到一点点噪音。他做了一个深呼吸，一股花草清香直冲鼻腔，让人顿时觉得，纯净的氧气入腔，体内的浊气排出，神清气爽，心情舒畅。
他的楼前是一块修剪得整整齐齐的草坪。每天，他要在这儿练一练太极拳。他的拳很不规范，还是在“文革”后期，他由牛棚荣升为“挂”着的公民时，跟花园里的老头们学的。可惜时间太短，还未学通，“四人帮”粉碎了，他被“摘”了下来，回到了市政府。几年来，他坚持练身的，就是这么一套半生不熟的太极拳。
但今天，上面的这一套清晨的生活程序，高伯年都没有进行，他失常了；没有练拳，没有用黄杨木梳梳头，没有用干毛巾擦脸，甚至连牙也没刷，就趿着拖鞋走出来了。清晨，万物仍是清清亮亮的，世界还是那个世界。但高伯年心里那股子浊气就是排泄不出来。
最近保健医生又警告他，血压偏高，心脏音律不齐。要注意休息，注意睡眠，注意脑子不要过于劳累，注意不要激动……全是一堆符合实际又不切合实际的废话。
他无法抑制自己的激动，他失眠了。昨夜，他怎么也睡不着，但他没有服用安眠药，他需要想问题，不需要麻痹自己。
昨天上午，大儿子高原从老山前线寄来一封信，信中以一个誓为国捐躯的战士的名义向父亲要一张生母的照片。信是寄到机关的，秘书拿来就放到家中的办公桌上。妻子沈萍看到了，脸变得纸一样白。他躺在自己的卧室里，她在旁边的书房里哭，他没有起床去劝她，他知道，儿子写信时也会哭的，起码哭过。他无法劝说妻子。无论高原能不能从战场上生还，沈萍已经失去了这个儿子。
他也无法满足儿子的要求，他没有那张照片，也没有办法搞到这张照片。
下午，女儿高婕突然早早地下班回家，和任何人都没有说话就悄悄地躲到自己房间里去。保姆到她的房间里去，她要鸡蛋、要排骨、要牛奶。一一送去，她又什么都不吃。保姆告诉沈萍，高婕一个人闷头躺在床上，像是在哭。沈萍揩干自己的泪水，奔上楼去，看到的是一张流产证明书。
“是张义民？”沈萍又惊又气。
高婕摇摇头，但又不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