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了为数不多的早已成家的人，他是其中的一个。与其他人不同的是，他的妻子柳若菲早已回城了，他的婚姻并不是回城的障碍却是回城的通行证。妻子写信来、拍电报来催他办回城的手续。她的二伯父从美国回国，这正是个调回城的好机会。然而，他只把她的户口转了回去。他不肯走，团里还有几百个知青看着他，团长拔腿跑了，团里准乱了营。一年过去了，剩下的几百人也陆陆续续地走了，能走的全走光了。连队里再也见不到战士整队坐在食堂大厅里听他讲话的场面，再也见不到亲亲热热围上来的知青伙伴。草原更加空旷，一群羊在草原上缓慢地移动。他望着那群羊，觉得自己仿佛是一只离群的羊。他感到孤独和失落，羊尚且要追上自己的群体，自己呢？这儿曾经是他的战场，有他的理想和憧憬。但大部队早就撤回到城市，他这只孤雁该在哪儿找到整体，柳若菲已经四个多月不来信。这是个感情突变的年月。他们是结了婚的，也会变吗？兵团已经准备改为农场，师部让他继续担任农场场长。他犹豫了，一夜之间，两盒香烟，死亡了无数脑细胞，他做了一个抉择，决定去赶回城的队伍，他不想让小蒙蒙失去妈妈。
城市接纳了他，但并不欢迎他。他不再是一个指挥员，而是一个普通的回城知青。他是回到了一个整体，但不是那支虽不威武，但很豪迈有气势的军垦部队，而是汇进两手空空的待业大军。
半年后，他被安置在市政公司施工队当了工人。他回来，没有保住这个家，小蒙还是没了妈妈。而他在施工队一干就是五年。
施工队几乎是一支文盲的队伍。老的老，小的小，老的拿张报纸认不得几个字，小的看学历，全是初中、高中毕业生，但却不会解出一元一次方程式。建华的水平在队里不只是高出一星半点儿，全队老少全服他，他干活有力气，遇事有主意，讲话有水平，写文章不费劲儿。只有一个人不把他看得那么高，这就是老队长。他是建华的师傅，他提拔建华当了副队长，自个儿就认为什么事都得由着他。他是没文化，可是有技术，什么工程都干过。别说建华刚来了五年，就连公司的头头们谁敢惹着他！硬活儿还得靠这个六十年代初的老劳模披挂上阵，所以老头儿倔着呢。老队长就像个监工，整天瞪着个眼珠子，跟在工人屁股后面挑毛病，看不上眼就骂。小青年们就变着法子蒙骗他，捉弄他。建华有过几次新的施工想法，合老队长心思的他就听，违他章法的他理也不理。在他眼里，你个副队长的任务就是领着大伙儿去干活儿，活儿怎么干还得听他这个老师傅的。
在这样一个单位干下去，能干出什么名堂！杨建华心里窝火，有时就埋怨妈几句：
“当初，让您去兵团，您就是不去，您要去了，我就不回来了。”
“妈哪儿也不去。你回来有什么不好，做人不能心气儿太高。”
建华一直弄不清妈为什么不肯去内蒙。母亲并不喜欢城市生活，从小他就常听母亲对农村那些往事的回忆，那些人好，天也好，地也好，在农村养成的习惯改都改不掉。为什么不能去内蒙呢，那儿有的是地，种菜、种豆、养猪、养鸡，可由着性子来。建华在兵团一结婚就写信劝妈妈来，可妈妈总说想去，又说不能去。建华猜不出母亲的心思。
回来有什么不好？他说不出来，嘈杂的街道，狭小的住房，简单的劳动……与那个广阔的天地相比，他仿佛是回到了一口狭长的深井，只能见到巴掌大的蓝天。
建华从小在这条胡同里就是个尖子，中学读书时，他从不怀疑自己能考上全国一流的重点大学。然而命运却使他丢掉了上学的机会。当了五年道路工人，他自学了企业管理专业的课程，拿下了自学考试的文凭，然而他的知识在这个小小的施工队却施展不开，公司里的一切都是老章程。春生了解他，给他提供了合资企业的这么个好位置。可这又成了泡影。
建华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抽烟。门砰地被推开，陈宝柱一阵风闯了进来，一看见建华，他收住了脚步，嘿嘿嘿地笑笑。
“嘿，大哥，一个人蹲在屋里想谁呢？”
“别耍贫嘴，有事说事，没事修犁去，今天我检查了，有七台犁还没保养。”
“没问题，这点活儿说完就完。哎，队长，小哥儿几个都问，这个月没活干，奖金没戏了吧？”
“对。”建华有点不耐烦。
“得，咱这媳妇儿算是娶不上了，连个烟钱都挤不出来了。”陈宝柱做出一副苦相，凑到建华跟前，“大哥，给哥们儿拿个主意，我想辞职。”
“辞职？”建华吃惊地看着他，“你又要胡闹了。”陈宝柱劳教回来后，安排哪个单位，哪个单位也不敢要，还是建华想方设法给他办到队上当了正式工人，所以建华的话，宝柱从来俯首帖耳。
“我是说真格的，不是闹着玩儿。”宝柱摆出一副一本正经的样子，“你猜，万家福那小子有多少钱了？妈的，最起码四五万，人家个体户，算捞上了。”
“你什么都知道。”
“他自己说的。这小子想办工厂，说办工厂得十万，他还差两万。”
“跟你说的？”建华还是不相信。
“那小子能跟我说实话？他跑银行去贷款，跟义兰说的，还让义兰保密。结果义兰昨晚上在马路上凉快时，全给他抖落了。气得万老头给了家福一个嘴巴子。昨天你在屋里不知道，打得可热闹呢。”
“家福这个人肯吃苦，也有知识，心灵手巧。像你这样的不行，搞个体也不是人人都能赚大钱。”
“所以，我才想着你嘛，干脆你也辞职吧。我跟着你干，我就不信你没家福能耐，你当头儿，我当腿儿，咱们也挣个十几万，到时候不干活，光吃利息就能痛痛快快活一辈子。”
“你别整天光做梦想着发财，你是国家正式职工，应该想着怎么干好，别光这山望着那山高，忘了你当初是怎么进到队里来的。”
“妈的，后悔了，谁知这两年变得这么快。放着万元户不当，跑这儿挣一天十八大毛。”
“你呀，死了这条心吧，公司有规定不准辞职。行了，快干活去，不然一会儿老队长回来又撸你。”
“他奶奶的。”陈宝柱骂了一句，挠挠头皮，晃着膀子出去了。
杨建华轰走陈宝柱，看看表，快下班了，老队长还没回来，他想去看看工人们，电厂工程刚结束，又没新活儿，工人们没事，准是在打扑克呢。果然，他出了队门，就听到对面的那排平房，又说又笑，怪喊怪叫，好不热闹。这要是让老队长听见了，能把窗户玻璃砸了。
他走到门口，刚想进去，又站住了。怎么，里面有个女的声音：“我就再唱一个，你们可得说话算数。”
“没问题，最后一个！”有人喊。
“不行，我才听了一个，得给我补一个。”陈宝柱阴阳怪气的声音，接着是大伙噼里啪啦的掌声和起哄声。
杨建华听出来了，她是市政工程局宣传处的干部肖玲。
他对肖玲的印象很好。她从不像局里有些干部，一到工程队总是居高临下，装腔作势，端着个架子。这姑娘谈吐大方，活泼、直爽。她来队里是了解施工队的情况，写简报的，但哪次来，她都要先跟工人们干一阵子活儿。她爱笑，一边说一边笑，工人们根据她的笑声和名字称她为“小铃铛”。肖玲只在一个人面前不笑，那就是杨建华。他们俩见面总是一本正经的，除了谈工作，就很少有话说。
肖玲人小体轻，但“铃铛”在施工队工人心目中的分量可不轻。有她在，没出息的小伙子们干活都起劲。她一句话，就能攻无不克。这并不是夸张。肖玲让小伙子们服气，她哪次来都认真学门子技术，一来二去。她学会了开铲车、开推土机、开辗道机，甚至能替换工人们拖电镐，端汽锤，道路工程队的机械活，她全拿得起来。而且她还会唱歌，再加上人精神，两只眼黑亮黑亮的，说话就冒精气儿，难怪，队里的小伙子，着了魔似的喜欢她。
杨建华也喜欢这个姑娘。喜欢看她那无拘无束的样子，喜欢看她那混在工人堆里满不在乎拼命干活的身影。看见她，他常常情不自禁地拿她跟柳若菲做比较。柳若菲绝不是个乐观的女人，她的笑声是罕见的，但少女时期的柳若菲身上有那么一点东西跟肖玲很像，是什么呢？杨建华说不出。然而这种不自觉的比较却常常影响了他正常的心理。当他远远看到工人们，特别是二十几岁的青年工人和她竟一无遮拦又毫无水平地说话，或是在她面前故意相互打逗，哗众取宠，以引起她的注意和笑声时，他心里就冒火。他有一次忍不住发了火，沉着脸把那几个小伙子一顿好溇。他希望工人们自重，工人们不理解；他维护肖玲的尊严，可她似乎也不领情。休息时，肖玲和工人们一起吃饭，笑声不断。他走过去，笑声立即停止了。去它的吧，杨建华再也不干涉这种事了。
屋里肖玲唱完了歌，小伙子们撕毁协议，非让她再来一个。肖玲不干了，笑着跑出来，和正在门口听着的杨建华撞个满怀。
“对不起，杨队长。”她吓了一跳，赶紧道歉。
建华显得更尴尬：“没什么，我刚从队部来，你来有事吗？”
“我是来向你要电厂道路工程施工总结的。”
“那你为什么不去找我，反倒跑到这儿唱歌？”建华心里一股火。
“嗨，十几天没来了，一来就被大伙儿截住了，有什么办法？”她笑笑，“现在也不晚哪。”
“晚了！”建华还是发火了，“看看你的表，现在下班了。”说完，他气呼呼地走了。
二
万家的钱库又多了一张一千元的定期存款单，万家福的爹却把整个存款折一张又一张地重新数了一遍。现在，数存款单成了家福爹的一大享受。他一辈子不好什么，老了老了，终于有了一好，数存款单。这可比在路灯下甩扑克，下象棋提精神，让人忘记一切。这么闷的天，门和窗户都关上，他一点不嫌热，“钱”的作用可真神了。
这八十张存款单是一张张存出来的，每张一千元，每存一次换一个储蓄所。家福爹有算计，“文化大革命”时，凡银行两千元以上的存款全部冻结。很多人家被抄，是红卫兵小将找到银行，在银行内部造反派的支持下，查出来的。平时你再装穷，银行那儿可挂着号呢。今后谁敢保证就再也不会来这么一下子呢。为了保险起见，他宁肯多跑十几里路。
“老头子，这么热的天，你闷这儿干嘛？”家福妈叫着门。
“嚷啥？洗澡呢。”家福爹赶紧把单子放进铁匣子里，然后拉开门插销。
家福妈进了屋，见到装钱的铁匣子心里就明白了：“没事瞎数个嘛劲儿？”
家福爹赶紧把匣子上了锁。他知道这锁屁也不顶，只要这匣子被人发现，用不着费劲砸锁，只要把匣子往怀里一揣就能把八万块“命根子”拿走。他加把锁，是想锁住老伴和儿子的眼。老伴是个厚道人，过日子精细，但就是手太松。过年过节，侄男侄女来了，她几块几块地往人家手里塞钱，一点儿不知道心疼。儿子是他最要防范的人。这孩子心眼儿活，卖百货每个月进钱都不少，他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