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是这件事啊。我已经交代给黄主任了，你直接找他就行了。”
“我已经见过黄主任了。黄主任说您的意见是这两个学生听课一周……”
“那不就行了吗？”
“可是这个处罚有些重了……”
一定是有人劝酒到了校长的跟前，校长忙着和眼前的人搭话，就顾不上我了。他在电话的那一头兴致盎然地说了些热情洋溢的话，然后对我说：“……既然已经说了停课一周，那就按这个办吧。”
“可是……”
“哦，辛老师，我还有些事情。你最好去和黄主任说，好吧？”
电话被果断挂断了。再打过去，只听见一声彩铃过后，响起来电脑里面那种规范的声音“对方电话正在通话中，请您稍后再拨。”拒绝的语言永远会是冷冰冰的。
我静静地站在原地，心里清楚校长不愿意浪费时间同我谈一件他早已下了定论的事情。这件事情是这么渺小，而我又这么不知趣地缠夹不清，这使他厌烦了。我的眼中涌上一层泪水。既是人如草芥，就不该擅闯官厅。校长用这种直白的方式再清楚不过地表达了他对我的看法。
我努力稳定自己的情绪，然后走到教室里去。有两个中年人和一位老人已经在教室里等着我了，是赵琦和周晓的家长。赵琦的父母一起赶来了；周晓的父母在外地打工，来的是他那头发花白、驼着背不断咳嗽的爷爷。看到他们，我心中有许多的懊悔。我去同领导的交涉，是为了解决问题；可是由于我的倔强无知，我愚蠢地搞砸了事情。这件事情若是只关乎我自身，那么，我郁闷两天，然后笑一笑也就过去了。可是现在，我看见三位家长眼睛里的焦虑，还有期望；我听见他们话语里透露出来的一丝讨好；还有那两个想要声辩却为着家长严厉的眼神而保持沉默的学生，我的心里就不会那么轻松了。我帮不了他们，只能把校长传达给军机大臣一般的黄主任、然后由军机大臣一般的黄主任传达给我的处理意见传达给他们。五个人默默地听着我的话，没有一丝的责备或者抱怨。家长已经在我来到教室之前就教训过自家的孩子了，他们已经做好了接受一切的准备。我送他们出去，赵琦突然回过头来低声说：“辛老师，我们真的没说谎。”他爸爸带着烦闷在他头上拍了一巴掌，于是他不再说话，低头出去了。我眼里一下就溢满了泪水。
我闷闷地回到家中，饭也没吃就躺下了。沈忱装作进来找东西在卧室里呆了一会，我愤愤地把被子拉上来盖住自己的头。过了一会，我以为他出去了，就把闷人的被子掀开，却看见沈忱还是站在那里。我装作没有看见他，随手拿起一本书看起来。沈忱走过来，坐在床边，闷声不响地呆了一会儿，他突然开口说：“这几天我也干了不少家务活了，你还要怎么样？”
我转过身去，重新把被子蒙在头上。沈忱掀开了被子，用手扳着我的肩头，他低声说：“你也要讲些道理，并不是我偷懒不想干家务活，你知道我平时工作很忙，所以你干的就多一点，可是我也并不是一点都不干啊。”
我推开他的手，什么话也不说。像现在这个时候，我能够和他说些什么呢？他根本就不知道我在想些什么。
我的态度大概（应该是肯定）是沈忱接受不了的。他认为自己已经做出了缓和的努力，可是我却依旧是那么的固执。他出去了，关上了卧室的门。
晚上快十点的时候，级长打来电话，告知终止我的临时班主任工作。他说话很客气，我平静地接受了。
可是，第二天我去八班上课，看见那两个空着的座位，我不由得咬起嘴唇。
作者有话要说：
☆、第二十六章
日子一天天过去，秋色渐浓。然而这个秋天并不明快。天总是在下雨。雨，蒙蒙细雨，如烟似雾。天低了，垂下潮润的面颊，亲吻着山梁，亲密而又哀伤。那样的一种薄愁浅恨，分明像是春愁还未散去，就又罩上了伤秋。这样的雨、这样的冷和灰。
这样的天气，今年格外的多。
有人厌烦，有人喜欢。我沉浸在其中，变得无知无觉。我是麻木的。对于许多的事，我总能用微笑面对。这微笑不是温和淡然，而是淡漠。我混沌的就像空中浮着的那层雾气。“啊，这算得了什么？”
这算得了什么？是的。早该见怪不怪了。学校是用公民的税收办起来交给某个人管理的。但现在，它成了私产。不，它依然是一所名声在外的公立学校，依然是由国家财政来支撑的。但是现在，它越来越像是一个私立的学校了。更贴切一点的说法应该是它更像一家私人企业了。所有的利害关系完全握在“老板”手里。而“老板”——大家不就是这么来称呼一个个校长的吗？要么，就是像混在黑社会里一样称校长为“老大”；但从没有人用对学者的尊敬来把校长叫作“校长”或者“老师”；而“老师”这个词也确实太泛滥了，在演艺圈似乎稍有一点名堂的人都敢在别人面前当“老师”了——的决定在很多人看来，总是在为社会办学的光辉遮盖下，牵扯到那一个人、几个人或者是周围小集团的利益。也许，这样的工作，是我这样的生活圈子狭窄的小人物不能理解的，但这样的工作对于学校的生存和发展而言却是必须的。我因此而陷入了混乱。
但是真正混乱的真就应该是我们这样的小人物吗？我们是被领导、被指挥的，不知所措、不知所从、不能向着一个光明的方向坚定前行，这也许只会属于个人奋斗路上的挫折和迷茫，也许不会对他人和社会造成什么影响；可是他呢？那个手握权力的人一旦迷失于权力，那会是怎样的后果呢？
几年前这个人刚赴任校长的时候，给人的感觉就像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他的确是准备要做一番事业的。那时的他意气风发，星期天早上不到七点钟就精神抖擞地赶到学生宿舍，把准备睡懒觉的住校学生叫起床学习；那时候，他常常谈理想、谈人生，也会纡尊降贵地到办公室虚心地和老师谈心；他会时不时的提着个凳子在教学楼楼道里转悠，推开一个教室的门就进去听课；那时候，他嘴里最常说的话是“蓝天的老师太好了。蓝天的老师太敬业了，太让人佩服了。”然而现在，我们听到最多的是他在各种会议上的破口大骂：“某些自认为是名师的老师上课上的是臭狗屎一堆，是狗屁。”他会为了批评个别人（从不点名说清楚到底是谁）的过错在全校的教职工大会上把所有的教师都训斥一两个小时，也会为了维护个别人（善于联系的人敲鼓听音，很快就明白了他话中的针对性）在会议上引经据典反复论证。有被他所欣赏的人——这些人在他的嘴里就变得什么都是好的；现在，他基本上从不听课了，所以凡是在几年前被他否定过的人，到今天还是无论什么都是一塌糊涂的。现在，难得看见他像以前一样经常在校园里到处转转；他常常在外参加各种培训或者活动，回来就开会骂人。以我那不够有眼光的眼光看来，他显然是有了些武侠小说中自封为武林盟主的那样的人身上的让人厌恶的刚愎自用、自我膨胀、唯我独尊。我们还是会听到他侃侃而谈学校的建设和发展，这些建设和发展大多与建筑工程有关。每一次的长篇大论中都充斥了令人厌倦的大话套话。我们再也不会为了学校的发展或者面临的问题而激动了；我们更关心自己切身的那一点点微博的利益——很明显，这个学校不是我们的。在那些自以为是的人面前，我们没有办法对学校产生主人翁的感情；我们只是成就某些人的工具，而他们的成就实在是令人厌恶。我不了解这个人，这个我们曾经普遍认为是一个虽然有些粗鲁但还算爽快正直，一个想做事情的人——现在却教膨胀的粗鲁和私欲给垄断了。他已分不清什么是爽直什么是粗鲁，什么是正直什么是粗俗。他信奉只有自己和自己所信任的人无论做什么都是对的，都是好的；只有那些老师们没有眼界、混日子。其实人都是会变的，这原本没什么好奇怪的。只是我们总是期望着事情都会往好里变，而现实往往会以禅宗的当头一棒，让我们这些虽然缺乏权力但并不渴求权力只是希望还能够保有基本权利的人越来越失望、愤恨。一条真理黯淡地摆在面前：不论什么时代，永远是少数人获利。而这些少数人，永远都会是那些脸黑心硬的人。
这一学期校长有个重大举措。在十月的一次会议上，他说要为教职工办食堂。因为有一些老师特别是班主任太辛苦了，早上经常没有时间吃早饭，饿着肚子站四节课。办了食堂，可以给大家免费提供早餐，这样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很快，教工食堂就在实验楼旁的二层楼上办了起来，一应设施俱全而且先进。很多人说，按照国家的政策，这样的校内食堂应该是免税的。那么，食堂的服务就不仅应该是物美而且还应当价廉——请不要说这些老师永远改不了穷酸相，得了好处还要斤斤计较。其实教师里除了少数人，大多数人的收入还是仅处于当地中等收入偏下的。看着随着刚传来的涨工资的风声就已经在不断在上涨的物价，囊中羞涩，我们怎么能够不计较呢？而且，任何时候任何人都有追求公平正义的权利，更应该有申诉这种要求的权利。
但我们有这样的权利吗？当听到教工食堂的一份早餐卖给教工是六元钱（学校提供的饭票每张价值六元），同样的一份卖给来教工食堂吃饭的学生只要三元钱的时候，一片哗然。为什么会是这样？是因为垂垂老矣的教师比正在长身体的学生吃得多吗？还是因为办教工食堂本身就是个骗局，只不过是为了填补学校账面的亏空？
某领导说：“不要再说了！再说，就连这个也取消。”
教工说：“取消吧，取消了最好。我们不需要施舍。”
猜测越来越多，甚至还有一些很不堪的猜想混在其中。大家脸上带着暧昧的笑容。校领导的脸色越来越难看，新的规章制度也就越来越多。校长新定下几条规矩，其一如开会请假要扣钱。这似乎是一个从未认真执行过的旧规定。不知为什么现在要隆重地强调再强调。据说是因为有的人从来都不来开会，触怒了校长。不过，我们不关心普通的小老百姓违规乱纪。我们的目光盯住的是领导。我们曾经猜测过领导开会都是要发津贴的（否则他们绝不会喜欢老开会。而事实也确实如此：他们有这方面的津贴。同样是开会，从来就没有听说过给老师发补贴的。其实，如果我们的领导大胆改革一下，谁来开会就一样给谁发补贴，恐怕他们就不会为了开会点名的事烦恼了。）如果领导有事没有来，想必是不会倒扣钱的。其二如高考奖金分配。我们听来听去，似乎只有带特殊班的老师才会获利。而在特殊班代课的人，80％不是某某主任，就是某某级长，最起码也是那些被领导们推上去的人。
“我们要依法治校，”校长如是说。但是，什么是法呢？校长某天晚上睡不着觉胡思乱想出来的东西；或者暴怒之下一句不理性的话：或者在觥筹交错之际的灵光一闪，在第二天就会成为了蓝天中学的“法”。这个“法”的最大特点是它只能针对认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