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怎么在上海？”我们俩几乎同时问，问完都笑起来。
“我们全家都已经搬到上海来了。走之前，我去找过你，伯母都告诉我了。”
“喔。”
“伯母看起来很伤心。”
“你们为什么来上海？” 阿健在这里， 我也不想谈北平。
“你知道，北方不安宁， 日本人都驻在北平城外了。 上海有租界，纺纱生意也好作。”
“嗯。”
“这儿是家里的地址，一定要来。”绮真突然微笑着改用英语：“I get to tell you something about your
brother。 ”
说罢她起身告辞，我等不及便借口送她，随绮真一起下楼。
正是冬季，披着大衣，我和绮真走在上海灰扑扑的里弄里。
“延安开始整风运动，前些日子有人来我家，说是核实我哥的背景。”
“为什么？”
“好象是团职以上的共党都要有档案，要历史清白。”绮真停下，转身看着我，“他们还询问了肖南的事，我妈只说是我哥在圣心中学的同学，没有提你们李家的名字。”
“为什么？ 这有什么关系，只要他是个革命者，即便是委员长的儿子又有什么关系！” 我愤愤不平。
绮真温柔地看着我，“李同， 还是小心为妙。”
回到宿舍， 阿健正有一百个问题等着我。
“李同，你怎么会认识这么有钱的小姐？她是谁？你们很熟的样子！你也会说英语吗？ 在那里学的？”
我把他硬是推出门去。“我的馄炖！，” 他拍着门大叫，“嘿，我不问了，李同， 让我吃饭！我还没吃完呢！”
我躺在床上， 心乱如麻。
长乐门的醉生梦死日复一日，就在我以为自己会醉死在这个灯红酒绿的地方的时候， 我就在人群中看到了父亲。
（七）
我重新回到了北平。
在这个充满了回忆的地方，没有平静的空间。
共党正在延安休整，国民政府决定先安内而后攘外，双方都不断在痛骂对方无耻匪类。新一轮围剿即将开始的时候，
我决定去陕北找肖南。无论是妈妈的哀求，还是爸爸的怒气， 都不能让我打消念头。十八岁的我，冷酷而执著。
在去太原的火车上认识了两个革命青年， 我们结伴同行。走走停停，半个月后，才到陕北。 他们在延安皆有旧识，所以没有经过太多盘查，
就有人给我分配了任务。 因为音乐特长， 我被编进了野战军文工团。这正合我意，文工团不参加战斗，
配备少量武器，不属于固定编制，轮流为各个驻防部队演出。
或许在演出中， 肖南会看到我。
我喜欢我的新工作。 开始的时候， 文工团黄团长不以为意地打量我的萨克斯管， 我于是吹奏了一曲《兰花花》，
那支在黄土高原上人尽皆知的信天游。萨克斯收敛的忧伤音色折服了大家，陕北出身的女团员杏子跟着哼唱起来。 杏子的声音婉转高亢， 我用乐声衬着她，
让她的歌声如同被清风稳稳托住的羽毛，自由自在地在黄土高坡上回响。
接下来，这个曲子被定为团里的固定曲目。
我不敢明目张胆地打听周文远（肖南的化名），只好被动地等着。一个多月过去了，我还是一无所获。
不久， 我们来到了十二师三团的驻地叶集镇。叶集是个小镇，离枣园不过五里之遥，刚刚闹过土地革命，
所以街上走来走去的农民大多看着喜气洋洋，但偶然也有个别满脸晦暗惊慌不安的老头， 同志指给我看，说那就是被镇压的地主。我同情地看着，
突然想起来肖南的爷爷，一个在沈阳郊外的大地主。爸爸曾经告诉我，在得知肖冠东死讯的时候，那个老人痛不欲生。
表演地点在小学校里，战士们兴致勃勃席地坐了黑压压一片，团领导坐在前排。当我和杏子表演完的时候，响起了如雷的掌声。接下来是短剧《举起你的鞭子》，
我和杏子鞠躬下台。
走到后台，杏子喜气洋洋地递给我一杯水，我笑着接过来，边走边喝。突然间，两个战士迎面而来，表情严肃地挡住了我的去路：
“你就是李同吗？”
“是的，”我心中暗自打鼓，是肖南的人吗？
“跟我们来一趟。”他们突然抓住我的胳膊，向后拧去，搪瓷缸子掉在地上，水撒了一地。我惊讶地忘记了挣扎。
“为什么？我做错什么了？”
“我们怀疑你是奸细。”他们已经利落地把我双手反绑了起来。毛绳嵌进我的手腕，辣辣得疼。
他们架着我，不顾周围惊讶的眼睛，把我推进了小学校后院一间破败的空屋。
我错愕地望着坐在桌前的两个人。一个是团政委，另一个长着国字脸，我似曾相识。
他们让我坐在屋子中间的椅子上。
团政委用指节敲着桌子， 眼神犀利地看我。气氛压抑得折磨人。
“你就是李同？”
“是的。”我尽量让声音显得平静。
“参加革命多久了？”
“一个半月。”
“你为什么参加红军？”
“我从小就向往革命。”
“是吗？” 团政委脸上没有表情。
“你认得这位同志吗？黄中非同志，曾经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
我仔细看看国字脸，摇摇头。
“那，你熟悉长乐门吗？”
我心中猛跳一下，荒唐的日子总会留下痕迹。在记忆中搜索，国字脸似乎曾经出现在舞池里。
“是的， 我曾经在那里当乐手。”
“那你认识国民党第二十五师师长李政吗？”
我心底一阵凉意。
“我跟他已经断绝了父子关系。”对不起，爸爸。
“是吗？”国字脸开口，声音铿锵如金属撞击，刺我的耳。
“可是，就在三个月前，我亲眼看到在霞飞路上，贵少爷和李政坐着汽车，是去火车站？”
“——”
“你是说，你是个进步青年？“
“是的。”
“那你告诉我， 你曾经参加过什么进步活动？”
“我，”我犹疑了片刻，确定不会连累到肖南：“我认识北京大学的张文华。当过《赤月》杂志的联络员。”
政委和国字脸低声商量。
“你是说北大原共产主义小组的张文华？ 你什么时候认识他的？”
“1932年的夏天。 他在吗？ 他会认得我的。”
政委的眼神有些阴冷：“张文华同志已经牺牲了。 就在1932年的夏天。你怎么会不知道？”
“那以后，我被我父亲软禁了。”
“是吗？可是你难道都没有打听一下同志的下落？”
我不说话了。
“ 在长乐门那一年里， 我可从没想过你会是一个进步青年。” 国字脸盯着我说，“酗酒和各种人厮混也算你革命的一部分吧。 ”
“——”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们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绝不会放过一个坏人。你好好想想吧，想好了叫我。”
政委和国字脸离开了，留我在这个四面透风的小屋里。门口有荷枪的战士晃来晃去。我垂头丧气地坐在角落里，
脑子里乱成一团。最后，打定主意，不到最后关头不说出周文远的名字，他们总不能因为我是李政的儿子就把我枪毙。
（八）
没有人再理会我，大家似乎忘了我，外面走来走去的喧闹声音渐渐平静下来， 门口的岗哨也换了。屋里光线越来越暗，桔红色变成了暗红色，到后来，天完全黑了。
麻绳深深地嵌进了肉里，双臂也麻木地失去了知觉。早春三月，月色淡而又淡，漫漫长夜寒风彻骨。我安静地靠在角落里，想家，想肖南。
他应该还活着吧。
天蒙蒙亮的时候，我的身子开始有些不舒服。
除了政治上的污点，长乐门还给我留下了另一个要命的后遗症——胃病。当疼痛开始的时候，我意识到我已经一天一夜没吃饭了。抽搐和揪疼不在腹部，却在心口的位置，先是隐隐地，后来突然强烈起来，一阵紧似一阵，渐渐没有了喘息的时候。我头上开始冒出冷汗，尽量蜷起身子缩成一团。好容易挨到了天色大亮的时候，屋门上的锁响了。
进来了一个身材粗壮的红军战士，象其他生长在陕北高原上的汉子一样，他黑黑的脸膛晒得两颊发红。
他走过来， 闷声不响放在地上一个玉米面的窝窝和一疙瘩咸菜，转身就走。
“同志！能不能给我一碗热水！”我嘶哑地叫住他。
他站住了， 停了停才转过身来，眼神并不友好。我心里凉下来，怕他转身再走，急急忙忙退而求其次。
“同志，可不可以……把绳子解开，我没办法吃饭。”
他从鼻子里重重哼了一声，气鼓鼓地走过来，抄着浓重的陕北口音，声音不大，却透着仇恨。
“你这个得（特）务，你这个……资产阶级的臭公子哥儿，”
他别别扭扭地说着那些话，朴素的脸上青筋暴露，“他们说你大是二十五师的师长，对不对？厄（我）兄弟就是跟他们在河北打仗的时候断了一条腿。你个王八蛋归（国）民党”
他扭头看了看门口，然后突然飞起一脚，踹在我肋骨上。我闷闷叫了一声扑在地上。
他打了我，似乎有些害怕，背着抢急急忙忙地走了。我重新蜷缩起来，脸紧紧贴在冰凉的黄土地上。
肖南，我还能见到你吗？
到了中午的时候，我已经疼得神志有些迷糊了， 脑子里乱哄哄的，甚至没有听到开锁的声音，直到有人大声地叫我的名字。
“李同， 你想清楚了吗？”
我抬起头来，是团政委，我张开龟裂的嘴唇，低声道：“求求你，给我一杯热水！我……胃疼。”
政委一愣，很不高兴，严厉地说：“李同，你不要装死狗，想要蒙混过关是不可能的。”
两个红军战士走过来，抓住我的胳膊，想要把我从地上拉起来。
我勉强站起来，却紧接着一阵眩晕，晃了晃就往后摔，“砰”，脊背狠狠地撞在土墙上，又向地上滑下去。
这时候，我听见有人大声叫：“副师长！”
我身边的战士也挺身敬礼，我只顾着难受，伏在地上，咽口唾沫闭上了眼睛。
“报告师长，还没有问出来！”是政委的声音。
“有证据说他是奸细吗？” 一个声音问。
我打了个哆嗦，抬起眼睛看去。
说话的是肖南。他高高的身子站在门口，旁边是团政委和两个荷枪的战士。
“他出身反革命家庭， 说自己是进步青……”，政委在说话，脑子里乱哄哄的， 我已经听不清了。尽力抬起上身，我张嘴叫师长，声音却小得连自己都听不见。
突然，肖南扭过脸来。 目光扫过士兵，他看见了我。
他骤然眯起了细长深邃的眼睛，放下手里的审讯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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