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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的民众情绪每天依然都沉浸“民族自强”的氛围之中，而在北洋政府喉舌的引导之下，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偏向帝制，甚至跟着筹安会一起鼓吹帝制。
正是有鉴于国内的呼声水涨船高，袁世凯“被迫”于五月六日在国政办公厅做出正式的答复。他否认自己有更改国家政体的意愿，表示外交的舆论和民间团体的学术讨论，与北洋政府是没有任何关联。
这样的回答显然很草率，不管是在措辞还是在语气上，袁世凯的答复都没有切中要害，仅仅是有一种很柔和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态度”。当然，无论是北洋内部又或者是民间一些有见识的人，都很清楚这次所谓的正式答复，只不过是袁世凯虚推罢了。就如同历史上所有被“劝进”的帝王，总要先考虑大统和民间声音，经过三劝三推之后才能进行下一步。
就好比是一个流程罢了！正因为如此，南方一些不算主流的报纸还专门刊登了一些讽刺的文章，来揭露袁世凯惺惺作态的样子。只可惜这些非主流的报纸大体上只能当作“内部文件”来传阅，大部分的老百姓们别说根本不会多加理会，甚至都从没听说过这份报纸的名字。
正如同所有人预料之内的那样，到了五月底的时候，由副总统黎元洪、四川军务总办陈宦、财政部总长梁士诒、广东巡阅使龙济光、山西督军阎锡山、山东督军靳云鹏、山东军务总办张怀芝、湖北督军王占元等一众中央及地方大员，联名呈交劝进书。书中云里雾里说了一大堆好听的话，希望大总统袁世凯能够顺应民意。
此次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众多官员牵涉其中，声势和影响极其之大，引起了各界人士广泛的关注。不过大多数人依然没有表示任何反对的意思，就连平日里最容易热血上头的学生团体，似乎也都只是乖乖的持观望态度。
此事在民间的反应情况让袁世凯感到很是高兴，不过他也没有猴急着立刻就应承下来，该走的程序一步也不能少，既然民间没有太多反对的声音，那自己自然便能更加从容不迫的来走下面的路。
到了六月上旬，北京总统府郑重其事的召开了一次新闻发布会，邀请了许多嘉宾到场参加，甚至还煞有其事的请来了几个之前一直作为革命党活跃的政治人物到场。在会场上，袁世凯用很严肃的语气表示，关于劝进一事自己从未考虑，也绝不敢有这样的奢望。从态度和形式上，显然要比第一次更有诚意。
可细细来分析，实际上袁世凯在这次新闻发布会上所说的话，较之第一次要更加含糊其辞的多，不仅依然没有明确表示对帝制的个人观念，同时还似有保留。简单来说，从始至终袁世凯都没有反对帝制，也没有说过“严惩帝制造谣者”之类的话。
所有的一切都只不过是在作秀罢了！
如今国内的局势虽然大部分人群对帝制没有什么抵触，但并不意味着真正一点反驳的声音都没有。就在袁世凯摇头晃脑的在北京张罗着帝制铺垫，和乐此不疲的装模作样作秀的同时，袁肃早先安排南下上海的高顺，在六月五日发回了第一封密电。
高顺是三月底便动身南下，先在上海小住了一段时间，后又转折前往香港、广州，最后似乎又得知了一些消息，急匆匆的再度返回上海。他将这两个月辛辛苦苦奔波搜集的消息汇总清楚之后，即刻用加密的形式发送到了天津。
在这封密电里，高顺先是简单介绍了革命势力最为活跃的江浙、西南五省的社会情况。筹安会之前一直强调在江浙等地活动，目的就是要先从革命势力聚集的地方下手，把声势的种子播撒下来。这几个省目前社会情况与报纸上的报道还是有所出入，反对的人也有，支持的人也都，但这两类人全部都是占少数，无论是工人、学生、政客、士绅，大部分人还是保持着很是平静的情绪来对待这件事。
不得不说，筹安会在宣传造势的过程中，多多少少还是从袁肃这里借鉴了一些东西。正好那段时间袁肃声明正旺，所以起到了很好的效果。无论是杨度又或者是其他鼓出帝制的筹安会干将，他们对外都打出了帝制促成中央集权的旗号，并且再三渲染如今是伪共和、伪民主的国体和政治，与其继续伪装下去，还不如一次性把事情办好，长痛不如短痛。
民间许多老百姓根本不清楚什么是中央集权，就算有人知道中央集权的意思，但也不清楚帝制与中央集权的关系。只不过是人云亦云，筹安会和鼓吹帝制的一帮人这么宣传、如此造势，大家自然也就跟着相信了。
中央集权毕竟是确保中国南北统一的重要前提，老百姓痛恨内战的感情由来已久，因此在这一点上很快就倾向了推行帝制的说法。就算是少数真正明白事理的人们，他们频频质疑帝制能促成中央集权的说法，只可惜人微言轻，听着甚少。
除此之外，高顺在电文里还提到，以云南为首的西南四省就在前段时间进行了一次秘密会晤。当然，所谓的秘密会晤四省督军并没有亲自到场，只是由四省督军派遣了各自的心腹亲信，齐齐抵达丽江碰面。
不过，关于这次会晤的内容目前还不得而知，考虑到有时间、有地点、有人物，现在唯一能确定的那就是这次会晤应该不会有假。
以上这些都是可以确定的消息，而额外的还有一些不确定的小道消息。第一是本来因为遭到通缉而潜逃于日本的中华革命党，最近也在秘密的派人返回国内，不过大部分还是在香港或云南集结。第二则是林伯深最近打听的消息，似乎中华革命党针对这次袁世凯筹谋帝制一事，内部的意见并不一致。
自经历了二次革命的惨败，再加上北洋政府坚持收复青岛主权，并公然与日本在辽东一战，经过这一连串此消彼长的事件之后，之前的革命主义者多多少少都受到了一些影响。即便是在革命团体内部，同样是有许多不同的派系存在，这些派系有的是坚定不移的理想主义者，有的却是推崇实干，还有的则是职业革命家。
如今国家总算得以安定，而且北洋政府也完全没有想象中的那么不可救药，再加上革命团体内部的种种斗争，愈发加快了意见和态度分裂的情况。
据说目前中华革命党内部大致上有三种声音，大部分依然是支持倒袁，余下的一部分是认为应该静观其变，再一部分则是听信了筹安会的宣传造势，认为应该尝试着进行一次国家体制的突破性变革。成功了自然是好，失败了再倒袁也不迟。
在后两者当中也有不少人是出于对日本的民族仇视，青岛和辽东一系列事件使得这些人认识到日本人根本不像表面上那么友善。正所谓痛恨一件事必会连带的痛恨与其相关的事，对于孙中山等人与日本人亲近，许多人自然萌生看不惯的态度。
第30章，唐氏云南
云南省，昆明，督军府前院书房外的走廊上，秘书处首席幕僚陈维庚在唐继尧副官李友勋，和云南第二师师长兼任讲武堂校长顾品珍的陪同下，快步走进了书房。
此时书房内，唐继尧正站在书桌后面，手里捧着一份电文默读着，等到陈维庚、李友勋、顾品珍三人走进时，他依然是一副不为所动的样子。三人只好先站在一旁等候，每个人的脸色都有不同程度的焦虑。
看完电文后，唐继尧缓缓叹了一口气，将手中的电文纸张无力的搁在了书桌上。他抬起头看了一眼站在面前不远处的三人，先是不慌不忙的落座下来，随即才开口向陈维庚问道：“叶洲兄，此次丽江之行让你辛苦了，昨日下午才结束的会议，今日便匆匆忙忙赶过来，怕是没能好好休息吧。”
原定于六月七日的丽江会议，唐继尧这边便是派遣督军府秘书处幕僚长陈维庚赴会。
陈维庚是云南省有名的政治人物，又是早年云南同盟会和革命派最有资历的一员。单单派遣这样一个革命元勋似的的人物前去丽江与回，其实已经表明了唐继尧的态度。
丽江会议前后进行了三天，昨天下午正式结束。陈维庚顾不上休息，连夜奔波的赶回省城来向唐继尧汇报会议的情况，可见这次会议非同小可。
“督军大人客气了，事关重大，维庚自然不敢有多耽误。”陈维庚快速的说道，脸上显出了几分迫不及待。
“今日凌晨，贵阳那边已经来了一封电报，看来丽江之晤诸位谈的并不容易呀。”唐继尧先一步说道，说完之后他眉宇之间的踌躇之意更进一分。“说说吧，具体是怎么回事？”
“贵州刘督军的意思是以我云南马首是瞻，广西杨司令和刘司令却认为目前国内声势有变，再加上陆荣廷那老匹夫态度暧昧，有传闻实质说广西督军府已经在与北洋政府密谋了。至于四川那边，熊总长和赵、黄两位司令部似乎有意见不合的地方，而且两年前北洋军调拨陈宦、吴光新二人入川，占据川东和重庆，目的不言而喻。”陈维庚连忙说道。
刘督军是指刘显世。杨司令和刘司令则是杨希闵、刘震寰，杨希闵本是滇军在大革命时期派往广西驰援的一支部队，如今占据广西西北部分城镇，名义上仍旧尊命于云南督军府，然而实际上俨然成了独树一帜的地方小军阀；至于刘震寰是早年追随革命军在广西起义，后来与革命军刘古香一起掌握着一支武装部队。
杨、刘二人在广西都只是小势力，杨希闵的部队不足两千余人，部分军火供应还得依靠云南来提供支援。刘震寰的革命军虽然人数稍微多一些，差不多四千余人，对外甚至还曾称有七八千人，但正规军少之又少，大部分还是各地哥老会的人马，质素可见一斑。
然而如今为了筹谋大事，再者真正掌握广西乃至广东大权的陆荣廷又是一个典型的投机分子，这会儿见北洋政府声势浩大，根本不把丽江会议放在眼里。也因此，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哪怕杨希闵、刘震寰势力再小，也必须好好的拉拢。
自清末末年开始，四川的情况便一直混乱不堪。因为川蜀之地地形复杂，交通不便，谁手里有几百个兵便能占据一个城镇“自立为王”。尤其是大革命过后，四川省内的情况愈发不清楚，浑水摸鱼者比比皆是，弄得四川现在遍地都是军阀。
不仅如此，当年大革命为了驰援四川，云南、贵州都曾派遣部队入川。后来大革命成功了，这几支滇军和黔军也没有返回本省的打算，反而就地占据四川的一城半区做为地盘。也因此，四川本地的军事力量还是非常忌恨这些外省部队，只可惜省内乱的不行，互相明争暗斗之余，少不了要引用外援来巩固彼此的统治，久而久之愈发让这几支滇军、黔军有了落地生根的嫌疑。
熊总长便是四川民政总长熊克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熊克武是拥戴南方革命阵营，可身为四川本地的军阀势力，对于云南增派到四川的赵又新、黄毓成两路人马多少还是有冲突。
听完陈维庚的介绍之后，在场所有人脑海里都已经有了一个很清楚的局势构架。表面上西南四省还是有反对帝制、坚决倒袁的势力，论武装军事力量也不算太差。但是在统一的旗帜之下，彼此之间的缝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