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帝国风云录- 第636节

“现今乱世来临，大宋分裂，百废待兴，正是变革的最好时机，一些基本国策可以凭借强悍的武力进行修改，但是，到了核心的财经制度改革，则问题依旧，我们面临同样的难题，不管如何变革，不外乎走上两条路，要么以‘抑兼并’为基础，要么以‘不抑兼并’为基础。走‘不抑兼并’的路，财政危机必须出现，走‘抑兼并’的路，必然损害百姓利益，两条路都不利于王国的稳定，无法实现国强民富的终极目标。”

李虎叹了一口气，还想说下去，却被范直昌打断了。

“总帅应该换一个思路考虑这个问题。”范直昌说道，“我大宋从澶渊之盟后，经历了百多年的和平，人口激增，达到惊人的一个亿，而土地却没有增加。土地没有增加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我大宋没有收复燕云十六州，或者党项人分裂，造成国土减少，还有其它一些诸如气候变化、黄河改道导致出现大量黄泛区等等原因，总之，中土到了我大宋一朝，人口增加了，土地却没有增加。”

“土地没有增加，人口增加了，那么人均占有的土地数量就减少，而本朝的土地政策是‘田制不立，不抑兼并’，就是允许土地私有买卖，这就造成了土地兼并，出现了大地主，而无田可耕者越来越多。”

“本朝鼓励营商，取消了对商贸经营的一系列限制，提高了商贾的地位，这和历代王朝重农抑商的政策完全相悖，使得本朝的商贸空前的繁荣，归究其原因就是因为人多地少。大量的无田可耕者需要生存，那么手工业就是一个出路，营商也是一个出路。手工业发达了，作坊多了，各种各样的物品也就多了，大量的商贾也就应运而生，而商贾的增多，商贸的发达，进一步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本朝商税最高的时候曾占据总赋税收入的一半以上，由此可见我朝商贸的繁荣。”

李虎听到这里，忽然问道：“商贸要繁荣，离不开农业和手工业的发达。大宋的土地可以保证一亿人口粮食的需要？”

“可以保证，这得益于耕作技术和农业器具的改进，同时麦稻两熟制也逐步普及，北方旱作农业的发展也越来越成熟。农业的精耕细作导致亩产大量提高，两浙地区有些地方的水稻亩产甚至达到了六、七石。粮食产粮的提高，使得人口增多有了保障，同时也促进了手工业和商贸的进一步繁荣。”

李虎大概明白了范直昌的意思，“在你看来，朝廷财赋收入的增加，要从田租转到商税上，是吗？”

“对，所以我说总帅的财经制度变革的思路是正确的，我来找你，就是想对你说这番话，不过你已经有了具体的对策，而且马上就能产生效果。”范直昌笑道，“而我，也有一个对策，不过现在无法产生效果，但将来绝对可以让中土的商贸更加发达，让朝廷的商税成为赋税收入的主要项目。”

“你继续说。”李虎来了兴趣，急忙催促道。

“本朝的经济模式就是男耕女织，但因为人多地少，很多人随即从事种植诸如菜、花、药、漆、果、甘蔗等作物，使得农作物大大丰富，但不管怎么说，农业是根本，本朝九成以上的人口还是男耕女织。粮食多了，布多了，其它农作物多了，商贸发达也就成了必然，久而久之，本朝的财富也就越来越多，并逐渐集中到一部人手上，比如达官显贵，巨商富贾，这些人生话奢侈，但本朝的奢侈品远远满足不了这些人的需要，于是很大一部分财富被埋到了‘地底下’。财富不流动，钱就生不了钱，而这显然制约了经济的发展，也让朝廷的商税受到了损失。”

“进一步扩大商贸？”李虎问道。

“决定商贸发达有几个决定条件，比如农业和手工业发达必须发达，比如政策要支持，另外一个就是要扩大商贸对象，商贸若想发达，不能只停留在中土，要走出去，要到更远的地方进行商贸活动，要让更远地方的商贾到中土来交易，这样商贸才能空前繁荣，朝廷才能征收到更多的商税。”

李虎脑海中顿时冒出几个字，“丝绸之路？”

“对。”范直昌笑道，“还有茶马古道，还有海运，这些都是促进中土商贸进一步发达的最好途径，但是，因为党项人占据了河西走廊，吐蕃人封锁了茶马古道，本朝因为国力原因导致海上贸易也不是很发达，从而大大影响了本朝商贸的发展。如果在未来一段时间，我们夺回了河西走廊，击败了吐蕃，平定了东南，那么我们可以重建丝绸之路，恢复茶马古道，迅速发展海上贸易，那相信本朝的商贸将获得腾飞，而本朝的商税收入也将达到一个惊人的数字。更重要的，此策没有损害任何一方的利益，相反，它大大促进了本朝国力的发展，解决了财政危机，积累了财富，一举解决了困扰本朝最大的财政问题。”

李虎怦然心动，眼前仿佛出现了一条金光灿烂的大道。

另辟徯径，发展商贸，这或许可以从根本上解决本朝的财政危机。正如范直昌所说，本朝人口多，土地少，无论想什么办法，土地的产出总是有限，靠土地和粮食来解决一亿人口的生存问题，显然太难了，必须另想办法增加财富，而利用发达的手工业来支撑商贸，利用发达的商贸来增加财富，显然是一个可以尝试的策略。大宋鼓励商贸，继而解决了大量人口的吃饭问题，增加了赋税收入，这本身就是一个成功的经验，完全可以借鉴发展，而发展的方向就是走出中土，把商贸向更遥远的地域拓展。

第二十章　理财的目的

范直昌的发展思路和李虎的王霸思路互为补充，就形成了一个完整而清晰的中土雄起之路，但这仅仅是一个思路，能否成功，谁都不知道。

李虎背负双手，在屋内缓缓踱步，思考。

范直昌则做进一步解释。

中土历代王朝，基本国策都是崇本抑末、重农抑商，唯有本朝农商并重，而推行农商并重的基本条件是农业生产进步了，在土地数量不变的情况下粮食产量增加了，解决了老百姓的肚子问题。老百姓的肚子问题解决了才有安居乐业，随之人口增加，人口增加了日常消费就增加，衣食住行都需要满足，于是消费需求旺盛，这才有了商贸兴起的可能。同样因为人口增加，无田可耕者越来越多，朝廷必须解决这个问题，于是朝廷必须设法把大量人口转到手工业和商业，促进手工业和商业发展。

农业发展了，粮食和绢布有富余，手工业发展了，各类消费品越来越多，而商业发展了，则迅速促进了粮食、绢布和其它各类消费品的流通。

在人口增加、耕作和手工技术发展、消费需求旺盛、朝廷政策支持等诸多条件的合力下，农商并重随即成为一条基本国策。这是国情决定的，非人力所能阻止。

中土要发展，中土的国力要增加，就必须走农商并重这条路。

从这个基本思路出发，变革的确需要，但变革的思路不能违背发展规律，违背了发展规律必然失败，必然受到严厉的惩罚，反之，顺应发展规律，则必然有助于变革的成功。

“总帅的变革思路秉承了王荆公的变法理念，那就是理财，说白了就是解决财政危机，而办法则是抑兼并，就是国富民强，但国富在前，为了让国家富起来，朝廷直接采用粗暴的办法，那就是掳掠民间财富。”

“民间财富主要集中在官僚、富豪和商贾手中，这些人有权势，有土地、山泽和作坊，容易积敛财富。掳掠民间财富就是掠夺官僚富豪商贾的财富，这自然引起了他们强烈的反对。”

“胳膊拧不过大腿，当变法在皇帝的支持下，坚决推行和实施的时候，这些人只好采取其它的手段以保护自己的财富，那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转嫁，转嫁到普通百姓头上，于是百姓就苦了，造反也就开始了。”

“官不与民争利，这个民不仅仅指普通百姓，同样也包括官僚富豪和商贾。”

“从文荆公变法到蔡京新政，变革有效果，财政危机的确得到改善，一些变革政策比如均输法、青苗法、水利法、免疫法、市易法等等的确利国利民，但说到底，这些变法政策都是对大宋律法的修改和完善，长期坚持下去，肯定有效果。”

“但文荆公的变法为什么没有坚持不下去？因为它侵害了既得利益团体的利益，而这些既得利益团体又把这种侵害转嫁到了普通百姓头上，于是变法虽然缓解了财政危机，但苦了百姓，加剧了官民矛盾，引起了社会动荡，变法理所当然要失败。”

“蔡京新政为什么又蜕变了？还是因为同样的原因，但在蔡京主政期间，战争消耗、灾难消耗太大，皇室官僚奢侈过度，加上贪污腐败，财政支出惊人，为了弥补财政不足，蔡京只好加大掠夺的力度，结果在既得利益团体的转嫁之下，最终把百姓逼上了揭竿而起的道路。百姓造反了，国家乱了，外敌又入侵了，最后王国崩溃，大家一起完蛋。”

李虎停下脚步，站在范直昌面前，表情沉重地问道：“允中，在你看来，我们的变革也无法摆脱失败的命运，也要重蹈王荆公的覆辙，是吗？”

“我的确是个意思。”

范直昌没有否认，“凡变革就有阵痛，就需要某个利益团体为此付出代价，做出牺牲，而很显然，为变革付出代价、做出牺牲的肯定是无权无势处于社会最低层的老百姓，所谓亡，百姓苦，兴，百姓苦，就是这个道理。”

“你为了变革成功，乘着中土动荡之际，把新旧两党人士全部排除在朝廷之外，这个办法未必有效。”

李虎眉头微拧，低头不语。

“你这个办法蔡京已经干过一次，他发动元佑党人案，把旧党打进了地狱，踩到了脚底下，结果如何？”

“在现今这个世上，有钱有势的永远是官僚富豪，还有巨商富贾。你朝廷有政策，他们就有对策。对上，他们可以利用各种复杂的关系和隐蔽的手段影响决策；在地方，他们可以迅速拉拢和腐蚀官吏，坑瀣一气；对下，他们有无数种办法把损失转嫁到普通百姓头上，有些办法根本就是匪夷所思、闻所未闻的创举，即便以朝廷的智慧也未必能了解它们最终对百姓造成的伤害有多大。”

“从这个可以预见的未来出发，如果我们的变革思路还是限制在‘抑兼并’和‘不抑兼并’的桎梏里，那五年、十年后，朝堂内还是有党争，百姓还是要造反。很简单的道理，因为变革最终的代价还是由本来就已经陷于穷困的百姓来承担，这必然导致我们的变革不可避免地走向失败。”

李虎暗自惊凛。范直昌是范仲淹的孙子，而范仲淹的几个儿子，尤其范纯礼、范纯仁都是元佑党人的魁首级人物，范直昌从小受到父亲叔伯们的教诲，他这个人当然是个坚定的守旧派，是反对变法的，他和赵明诚完全不一样。赵明诚的父亲赵挺之是个坚决的改革派，赵明诚受他父亲的影响，当然坚持变法，这也是老皇帝后来给赵挺之平反，重新起用赵明诚的重要原因。

“那么，你认为我们的变革思路应该是什么？”李虎问道。

“我们的变革核心当然是理财，而理财的思路必须彻底颠覆，必须从‘抑兼并’和‘不抑兼并’的桎梏中摆脱出来，避免重蹈变法失败的覆辙。”范直昌说道，“我在川蜀的时候，和川蜀的官僚富豪以及一些巨商富贾讨论过变革问题，我的变革思路得到了他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