虑，深入分析，那么聚尽天下才智之士也未必能支撑起政事的运作。朝廷最希望看到的，是一个听话，稳重，并且能将事情处理的滴水不漏的全面型人才，他不必跟朝廷抱怨事情怎样难以处理，地方上有多少困难阻碍着朝廷政令的推行，他只需要干两件事，向朝廷呈报需要的东西，然后处理到让朝廷满意的结果。
郑云鸣正是一个如此让人满意的人才。朝廷给了他钱粮，他便能以近乎神奇的速度组建起一支军队，朝廷委任他官职，让他守住哪里，他就能守住哪里。他有需求的时候，从不为了自己的政绩而曲意掩饰，但他上报的一桩桩战绩却又如此耀眼鲜亮。这样的人才，放在哪个朝代，都是朝廷想要获得的至宝。
以至于端平皇帝，不对，翻过年来，为了避免端平年胡人入侵的晦气，现在已经改年号做嘉熙了，这位嘉熙皇帝在对自己的前丞相，提举洞霄宫郑相公谈起他的二公子时，打趣的说道：“朕恨不能在宫里给郑云鸣立个祠堂，有麻烦事情的时候就派董宋臣去拜一拜，必然比灵隐寺上几柱香来的灵验了。”
皇帝只不过是跟亲近之臣说几句笑话，郑清之却被唬的满身大汗，这些话要是传了出去，一定会有朝臣直言上谏，弹劾皇帝轻慢身份，有失君臣之道，朝中更会一致将郑云鸣视为未来的政治对手而招致无端的嫉恨。幸好皇帝跟郑清之说起这些笑话的时候，都是只有少数心腹人在场的时候。但皇帝对手中握着这枚好用的棋子，显然很是得意，以至于不假思索的就将四川前线的事情一股脑的推到郑云鸣头上。
郑云鸣却不得不小心应对，这些年来他仕途得意，皇帝摆明了要栽培他这个根正苗红的仕宦子弟来对抗读书人日渐庞大的科班官僚体制，加上地方上的首长又是父亲的旧部，可以说是一路呵护着他成长起来的。他在京湖素来说一不二，多有越俎代庖或是顶撞上司的事情发生，全都看在皇帝和郑清之的面子上，由赵葵在当中周旋维护，不然京湖众人何以如此听从他的命令？这一点郑云鸣是清楚的。
但此次孤身入蜀，局面却大有不同。除了他率领的一万数千荆襄子弟之外，他本人从未在四川任职过，也没有任何旧部和士马可言，是不折不扣的客人。蜀中官场素来复杂，地方豪强的利益和中下层官员的利益盘根错节，为官者只要稍不留意，或者被中下层官员合谋戏耍，或者激发地方民变，都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加上四川蛮夷众多，西有吐蕃部众，南有西南夷部落，就是川东一带，也是健僚杂居，民风彪悍强横，平日就和汉民和官府多有冲突，处理地方事务，也比襄阳来的复杂的多。
话说回上司这一边，父亲郑清之的宿敌赵彦呐，这个时候固然已经完全丧失了政治前途，不足为虑。但新上任的四川宣抚使李直混迹官场多年，从不轻易选边站队，既非是气节慨然的理学派，也并不站在史弥远一边，立场始终模糊不清，从某种角度来说，郑云鸣害怕的，并不是立场已经明确的人物，哪怕他是针锋相对的对手，因为这些人的行为模式容易把握，也很方便制定出一套应对的策略来。反倒是这种官场上的老狐狸，捕捉不到明确的立场的，最是棘手。
对付这样棘手的老官僚，观察一天是不够的，只有接触数年之后，使用各种手段进行窥伺，方能得出一个大体上过得去的判断。
同样的，对四川的政局和民生，也只有扎下根去，认真剖析，才能掌握当中内情。郑云鸣最希望的是赶紧和这位四川新任总帅见面，只有当面见到李直，才能展开对他第一手的研究。
而同样，年近七旬的饱经风霜锤炼的李宣抚使，也正在等待着这位官场新锐前来拜见。
这个时候的重庆府内外都繁忙的跟一个大工地一样。在重庆及其附近州县聚集的难民和迁移者超过二百万人，这中间很大一部分人要顺江而下到京湖的人口稀少的州郡去定居，剩下的人在分到官府发放的口粮和工具之后要马上在川东择地重新开始生活。湖北和湖南的五十万石粮米陆续到达，要及时发到难民手中，朝中有呼声，要将四川的纲运全部截留，用在难民的安置上。但朝廷迟迟下不了决心，反倒是发布一道临时性诏令，许可四川官员截留所有顺江逃出四川的官员的公私财物，用于接济平民。
另一方面，重庆知府彭大雅立即着手开始整修重庆城，彭大雅做事雷厉风行，马上在重庆和附近的州县中开辟了数十个砖窑，犹恐材料不足，又开辟了多处采石场，能用石材的时候用石材，石材不敷使用的时候用青砖。朝廷派送来的使用钱，一到他手中就马上花光，郑云鸣见到他的时候开玩笑的对他说：“现在外面的人都跟我说，彭知府这样花钱如流水，用不了多久朝廷再也不会给四川拨一文钱了。”
第七十四回 书生挟策何日济（2）
彭大雅却不屑的说道：“重庆，将来至少二十年内都是支撑四川的根据地，用于遮护江南的上游，关乎社稷的安危，对于这样的工程，就要抱着把钱不当钱，把人不当人的宗旨来做，做到万事尽力，做到万无一失，做到尽善尽美，相信都统也是明白这一点的。
郑云鸣也懂得，现在不是计较花费、爱惜民力的时候，重庆的得失，关乎四川的得失，四川存亡，关乎到整个宋国的安危。这正是全力投入的时刻，今日花费的每一文钱，流下的每一滴汗水，将来必然能得到百倍的回报。
他害怕的是，此刻聚集在重庆的川中官员和将领们不会懂得这一点。
此刻会集在重庆的，绝不止王夔、秦忠孝、郑云鸣三支人马而已，事实上，正在白水江聚集的前都统贺靖的残部、顺庆府少量曹友闻的余部，被害的成都知府陈隆之的残部，郑云鸣在得到王夔的汇报之后，就派人火速携带蜡丸书前往召集，这个时候都派出了将领前来等待命令。加上从北方撤退下来的和彦威部队，以及从播州赶来的杨氏军队，和从思州赶来的田氏的军队。
有人对郑云鸣聚集人马的命令不以为然，认为不如将这些散落在敌人侵袭过的地区的部队就地组织起来，作为蒙古军再次南下时候的敌后游击军使用。但是郑云鸣远比众人要清楚，没有坚强的组织能力，这种就地组织起来的游击军效果不好，以前宋军在金人统治区有数十万溃兵，起到的作用远不如前线的四大军大，何况如今四川只剩一点残兵败将，郑云鸣不得不小心使用。
至于播州和思州的部队，没有人会想到他们竟然来的如此迅速，显然，这是朝廷得到了四川的败报之后，马上下令播州和思州的世袭酋长派兵支援。这又涉及到朝廷和四川的关系问题，从南渡以来，四川的兵变和叛乱一直断断续续，使得朝廷对四川的印象很坏。开禧三年吴曦叛乱的时候，朝廷就有人议论放弃四川。嘉定十二年最后一次宋金交兵，金兵突入汉中，朝中又传出了没有四川也可以立国的声音。四川一有风吹草动，荆襄的文武官员就忙着在峡州和归州等三峡峡口处布防。这一次四川兵败，蒙古人大举入侵，朝廷没有想到如何及时调整部署，给四川补充粮草兵员，而是忙着从京湖抽调核心战力郑云鸣过去，同时又将播州和思州的蛮族军队编成正规军开入四川，可见朝廷宁肯相信彪悍狡猾的蕃族也不肯相信川军的战力和忠诚。
老实说，郑云鸣并不怎么看得起这些穿着粗陋的麻布，头上缠着奇怪包巾的苗僚蛮兵，他们虽然骁勇，却难得守纪律，跟郑云鸣的治军理念简直是南辕北辙，但郑云鸣也知道，这支军队是当下除了自己的部队之外最有战斗力的部队，而且苗僚的山岳步兵和山岳骑兵精通山地作战，郑云鸣所部虽然纪律严明，行动迅速，可是在川东长途行军的时候，也往往被险恶的地形所苦，而这些蛮兵虽然看来散漫惯了，却真的是翻山越岭如履平地，他们走几百里山路然后作战，就跟吃饭喝水一样平常，要能够活用他们，才能够在山地给予蒙古兵狠狠的教训。
这时候的重庆府，集中了从各地赶来的数万军马。而几乎所有四川的将领，都汇聚在小牌楼知府衙署的正堂里，聆听新任一班四川官员的训话。
新任四川宣抚使李直，自从得到朝廷任命以来，从鄂州调用了一艘荆楚水军的车船，携带了三倍的踏驾兵，轮番蹬踏直奔川中而来，但他的演讲却只是寻常的警戒诸将不要骄纵跋扈，欺压百姓，要效忠朝廷，勉力报国等等，一般官员的寻常腔调，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
四川制置使杨恢是积极主战派，在上任之前已经写信给政事堂的相公们陈画方略，要征调泸州、叙州、荣州和长宁县的土兵，组成义勇军收复蜀口，这些都是川东川南的州县，土兵中蛮兵甚多，彪悍能战。杨恢信誓旦旦的表示，要在一年内收复蜀口，三年之内，让蒙古人不敢正视四川。
不过这两位大人的议论，众将也只是听听就算了。说不好听一点，这两人加上属官随员，百十个人入川，虽然是一方总帅，但县官比不上现管，买不买账，要看蜀中诸将是不是愿意配合。
但这位新任的郑都统却完全不同。人家不但自己来，还带来了一万数千大军。且军马纪律严明，军容整肃，一上来就和蜀中颇为忌惮的巩昌总帅汪世显打了起来，要知道汪世显的威名早就全川皆知，前任宣抚制置使赵彦呐为了拉拢汪世显，着实费了许多功夫，人家问他为什么如此看重汪世显。他曾经答道，汪世显是世之虎将，其勇猛足以与关羽张飞比美，拉拢了他难道还怕什么蒙古兵吗？
这件事情或许是小道消息不足为信，但也反应了当时川人对汪世显的一贯评价，也只有蜀口的曹友闻忠义军，精锐无匹，敢与汪世显一较高下。
但郑云鸣不但一上来就敢和汪世显交战，还杀的汪世显夺路而逃。这番交战，一战而夺数蜀中兵将之心。虽然郑云鸣自己不觉得，但蜀中的兵将已经以郑云鸣为朝廷在四川的真正代表了。也只有这位小郑都统的方略，才代表了四川未来抗击蒙古的核心策略。
郑云鸣从座位上站起身来，扫视了一眼座下众人。这里有荆襄前来的新锐武将，有蜀地本土的将军，还有从西南夷赶来的苗蛮首领，鱼龙混杂，战斗力也天差地别，如果不能设计出一套适合当下四川形势的正确战略，很可能会被蒙古人抓住机会，各个击破。
“要想筹划蜀中未来十年的方略，首先要检讨过去十年的教训。”郑云鸣说道：“不知道过去十年，我们做错了什么，也就无法铺设一个光明的未来。”
“过去十年，四川的主政者，不去细心的修整关隘城池，不去用心整理训练军队，一味的将精力放在招来外夷上。招募有力的外援，不是不对，但只有建立在自身强有力的基础上，方能招募有力的蕃人前来相助。”郑云鸣看了一眼座下的杨氏和田氏两位蕃将，似乎面色并无异变，于是接着说道：“将士们衣衫破旧，吃着搀着砂石的糙米，甚至挖掘草根来充饥，却以车载马驼，将数不清的粮食、布帛和金银去敬献给汪世显和西蕃十八部的外人，以图盟好。这不是拉拢盟友，这是以川中人民的血汗资敌。三关的城防被金国残破了，不去修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