笄宓酃�1900年的时候，还不具备一个主权国家的意识和行径，它的士兵，只听命于上峰。官兵们很少听到国家这个词汇，更没有反侵略的意识，不懂得军队的基本使命就是保卫自己的领土安全。
聂士成的部队甚至与联军进行了友好的交谈，让联军看了成筐的人头——那都是拳匪们的人头，可以拿来请赏的。仿佛那些血淋淋的人头，不是从活蹦乱跳的同胞脖子上割下来的，而是捡来的可以换钱的宝贝。
联军士兵们怀着轻松的心情，第二天继续登车向北。铁路开始出现被破坏的迹象，或者被抽走了几根枕木，或者移动了一段道轨。这无疑便是拳匪们的杰作了。好在他们不会修铁路，连破坏铁路的技巧也不懂，联军士兵们迅速修复被破坏的铁路，兵车继续前进，直到到了廊坊。
这里距离北京已经很近了。西摩尔得到报告，前面的铁路被严重破坏，火车实在是无法走了，必须停车修路。
就在这一天，北京发生了一件事情，日本使馆的书记官杉山彬被董福祥的士兵杀死了。杉山彬是奉了日本公使的命令，出永定门去迎接西摩尔的联军的，没想到，联军的影子还没看到，却落在甘军士兵的手里，甘军士兵根本不管他是什么身份，立即将他的那颗东洋小脑袋砍了下来。
甘军士兵根本不懂得杉山彬是外交人员。其实，不仅是甘军，便是大清帝国的最高决策层，也不懂得通行的国际惯例。在1900年炎热的初夏，大清帝国对内——义和团的问题，对外，面临列强武装干涉甚至全面战争，没有一个全盘的计划，甚至连基本的态度都不一致，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聂士成的部队欢迎联军，董福祥的部队却开始对任何的洋人开杀戒。对待义和团的问题上亦是如此。
满清帝国，自认继承了中华文明正统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正在上演着历史上绝无仅有的闹剧。那些在历史上留下姓名的人，严格意义上都扮演了悲剧的角色，无论是死于非命的，还是苟延残喘病死于床榻的，留给后人的都是无尽的惆怅，带给当时百姓的是严酷的苦难。
外交人员被杀，引发了各国使馆的惊慌。抗议的发出，加强防守的措施部署以及发出催促西摩尔援军的电报，让使馆区忙成一团。
但军机处领班、礼亲王世铎在上朝时，竟然压下了日本外交人员被大清正规军砍了脑袋这样一件大事。或许他认为只要压下了上奏，事情就自然而然地消亡了。当一个帝国腐朽没落到即将灭亡时，官员们大多持这种心态。
但这天慈禧叫了荣禄的“起”——这是带有满族风格的皇家俗语，就是接受询问的意思。荣禄单独面见了慈禧，太后不允许洋兵入京，荣禄完全同意。但荣禄提出，使馆万万不可攻击，与公法不容，后果难测。实在不行，就保护在京的外国人撤出京师吧。
对于荣禄的意见，慈禧未置可否。
在廊坊，西摩尔的联军部队正在修铁路，突然从两边的青纱帐里发出震耳的呐喊，在联军士兵的惊愕注视下，从高粱地里冲出无数头包红头巾，高举着大刀长矛木棍以及各色旗帜的义和团，朝着站立在路基上的洋兵们杀了过来。
这天是1900年6月13日。
毕竟是正规的军队，在稍微的惊慌后，联军开始朝着人群开枪。几乎不需要瞄准，每一发子弹都可以打中一个鲜活的**。
但义和团的勇敢是难以用文字描述的：他们完全无视攒射来的密集子弹，他们甚至不屑（或者不懂）弯腰低头做最简单的躲避，他们呐喊着，扭动的身体像是在庆祝丰收的舞蹈。冲在前面的人一片片被打倒，后面的前赴后继地继续着死亡征程！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坚信自己刀枪不入——对那些躺倒在血泊中的伙伴，他们有个术语叫做“睡了”，睡了的人过两三天就可以醒来。他们甚至不去想那些被打碎的脑袋，打出了眼珠，打穿了肚皮流出内脏的伙伴们怎么去恢复原状，他们身下那一滩滩鲜红的血迹，又意味着什么。
这是一群世代在贫瘠土地上从事最劳苦耕作的农民，温顺善良，幽默诙谐，他们喜爱戏剧，渴望富足温饱，不会书写文字，却可以用优美的小调去吟唱太阳、月亮、高山、河水以及心爱的姑娘。他们在面对异族侵略者表现出的刻骨仇恨和勇敢无畏，足以让他们的子孙在百年后仍激动、惆怅和心绪难宁。
进攻失败了。神灵和符水抵不上钢铁制作的弹丸，在留下成片的尸体后，义和团们退回了青纱帐，退回了他们出发的地方。
这一天，北京的城门轰然洞开，成千上万的义和团涌入的京师。
这一天，慈禧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动用帝国正规军阻止西摩尔联军进入北京。
“速将聂士成军全数调回天津附近铁路地方扼要驻扎﹍﹍如有外兵闯入京畿，定唯裕禄、聂士成、罗荣光是问。”上谕如是说。
裕禄，直隶总督。
聂士成，武卫前军统领，天津方面最有战斗力的部队司令官。
罗荣光，大沽炮台指挥官。
清廷显然考虑到了列强的援军定会来自海上。自甲午一战败北，有海无防的局面已经形成。列强的军舰可以任意地游弋于中国的内海——渤海湾了。想要阻挡其援军，也只能靠岸防炮台的力量了。可是，如果要动武，何必等洋兵上岸数千人再打？
进入庚子年，由于义和团事件的爆发，清廷的腐朽无能不可理喻前所未有地暴露于中外面前。（未完待续。。
第二十五节纷乱的局势二
北京城里对发生于廊坊的战斗并无所知。无论是皇亲国戚和贩夫走卒，自九门大开放义和团进城，他们就被城里发生的新鲜事所震惊，喜欢看热闹是中国百姓的特征之一，京师的民众更为明显的表现出这一点。
现在，京师的官员百姓可算是开了眼了。昔日警备森严的堂堂王府，竟然成为了随意出入的拳坛。堂堂王爷，竟然穿上了义和团的服侍招摇过市。就算是最下层的百姓，也觉得这个世道有点儿不对劲了。
端郡王府和庄亲王府，都成为了义和团的主要“指挥部”。
洋人们坏了端王的事，让他的儿子坐不上龙椅，端王仇恨洋人，无论是官员还是百姓，都理解。你说庄亲王载勋你折腾个什么劲呢？看起来载勋对于让人的仇恨更加的狂烈。他的位于西皇城根太平仓的亲王府邸成了义和团“坎”字团的总部，王爷本人每日间骑了高头大马，身穿义和团鲜艳醒目的服侍，在一大群团众的簇拥下，乱闯于北京的大街小巷。京师的所有城门，都贴上了以他名义发布的告示：杀一洋人，赏银五十；杀一女洋人，赏银四十，杀一洋婴，赏银二十。
从义和团大队进京，庄亲王府前的空地，便成为了刑场。取代了菜市口了。洋人不好杀，都躲进教堂或者东交民巷了，那就杀“二毛子”，凡是给洋人做事的人，都在可杀之列。杀人不过瘾，庄王还带人抄那些“里通外国”官员们的家，抄家或许还是轻的，搞不好就被押至庄王府前砍了脑袋。
那段时间，庄王成为了官员们最怕见到的人。
满洲贵族，都统恒庆，据说还和载漪素来交好，这次竟然被义和团杀光了全家。一家十三口死于非命。满族尚书立三，与载漪不和，被下狱，贝子溥伦，大学士孙家鼐，尚书陈学棻，副都御史曾广銮被抄家。最为奇特的是。连一向支持义和团的大学士那桐的家也被抄了，金银珠宝损失无算。
官员们惊恐万状。他们忘记了，农民们之所以背井离乡，揭竿而起，从根本的动机上说就是痛恨高官们的家财万贯，仇视人世间的贫富不均。他们才不管被炒的家庭主人是什么政治态度呢。住这么大的房子，藏着这么多的金银珠宝，不抄你抄谁？
如果不是京城内围攻使馆的战争很快打响，矛盾和注意力及时得到转移，搞不好连西苑、紫禁城都有可能受到攻击。
6月16日，慈禧在仪鸾殿召集了一次重要的御前会议，光绪皇帝也参加了。
根据掌握的情况。西摩尔的联军被挡在了廊坊，可能已经开始撤退了。但京师的情况极其复杂，义和团们开始攻击教堂了，著名的西什库教堂昨日已经遭到了攻击。义和团以及许多激进的官员们已经喊出攻占东交民巷，杀光洋鬼子的口号。
作为最高决策层，必须对局势作出决策了。
臣子们不发一言。多听少说本就是做官的常识，尤其是在现在的情况下。但谁也没想到，竟然是皇帝先开口了。“国家动乱，乱民遍布京师，为何不弹压？”
这就是给义和团定性了，不是什么爱国神团，而是乱民。
礼部尚书许景澄是帝党，立即接话，“中国与外国结约数十年。民教相仇之事，无岁无之，然不过赔偿而已。惟攻杀外国使臣，必召各国之兵。合而谋我，何以御之？主攻使馆者，将置宗社生灵于何地？”
许景澄话音未落，端郡王载漪的大嗓门即响起，“好嘛，这便是失去人心的法子。”
大臣们都在偷偷去看端坐御座上的老佛爷，但慈禧一言不发。
因级别低跪在了殿门外的太常寺卿袁昶大声叫道，“臣袁昶有话上奏。拳匪不可恃，外衅不可开，杀使臣，悖公法！”
这位是坚决反对进攻使馆，杀戮外交人员的大臣代表，但他的话被慈禧训斥回去了，“法术不足恃，人心也不足恃吗？中国极弱已久，所倚仗者，唯人心耳！如果失却人心，何以立国？”
她训斥了袁昶，接着征求大臣的意见，已经练就了明哲保身神功的满清臣子们只有唯唯而已，哪里还有什么高明的主意？于是慈禧做出了两项决定：一是安抚乱民；二是派侍郎那桐、许景澄立即出京，去和西摩尔联军交涉，让洋人不要派军队来京。
这又是一个荒唐的决定。西摩尔的联军为何来北京？是因为使馆受到了威胁，你这边不制止对外交人员的攻击，那边怎么交涉？
真是悲哀。满清朝廷何时依靠过人心？当初八旗兵杀入山海关，杀奔江南，搞出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哪里想过人心？凭恃着不是武力吗？等自己武力衰弱不堪了，却想起了人心？
自辛酉年联合鬼子六政变成功，慈禧这个大清朝最尊贵的女人把持朝政已经三十年了，也算是和外国人打交道的老手了，如何想不到眼下局势的发展趋势？挡不住西摩尔的联军，朝廷失败，京师遭殃。挡得住西摩尔的联军，换来的是列强更多的军队登陆，就算英法美德意等国远隔重洋，调兵不易，那日本、俄国可是近在咫尺啊，凭借着强大的海军，可以迅速调集兵力过来。甲午之败不过过了五六年，慈禧怎么就忘记的干干净净？甲午之战，中国理直气壮，单独对付日本一国，尚且海陆两路大败，割地赔款。如今攻击外国使馆，屠戮外国神职人员，正是袁昶所言“悖公法”之举，不占一点道理，却对着十一国联军，胜算在哪里？何必再征求大臣的意见，又何必做出白痴般的决定？
还是有敢说话且头脑清醒的臣子的，在会议结束，光禄寺卿曾广汉、大理少卿张亨嘉、侍读学士朱祖谋和恽毓鼎留了下来，重新跪在太后和皇帝面前，张亨嘉首先发言，认为必须镇压义和团，办法很简单，杀几个头领即可。而朱祖谋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