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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来核查呢？龙谦提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地方议会。凡是此类问题的监督者就是地方议会。
如果中央真的认真严厉到如此地步，全国性的扫盲运动将取得非常可观的成绩。蔡元培在山东数年，对于各府各县推行小学教育是做了调查的，其资金耗费并没有他想象的那样高，盖由于地方乡绅一般对于家乡建立小学校表示支持，捐款捐物的情况比较普遍，而且，还有私塾等一些教育设施可资利用。
关键是师资。龙谦说，这就要双管齐下了，一方面组建一些中等师范学校培养师资，另一方面则要将社会上的知识分子利用起来，科举制度下还是培养了一大批知识分子的，为什么不能用？五年制义务教育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扫除文盲嘛。
当蔡元培指出可以参照山东的做法时。龙谦认为山东固然有相对成熟的经验，但其中的先天不足必须纠正。其一，山东小学校使用的教材不行。囿于当时的情况，使用的都是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一类的童蒙类读物，现在国家成立了，满清推翻了，教育部要编纂印制统一的教材，由各省教育厅登记订购。不要小看教材的作用，它将影响一代乃至数代人的道德修养。孑民先生从事教育多年，但更多的是大学教育。我不敢说您不懂小学教育。但可能存在盲区。教育从娃娃抓起，国家需要什么样的青年，教材就编纂什么样的内容。教材讲什么？一是爱我们的国家，二是爱自己的父母亲人。传统的东西我不反对继续使用。但爱国守法的内容必须加进去。爱国要从小教育才行。要让孩子们知道什么是祖国。国家跟自己有什么关系？大一点的孩子就要加入宪法民法方面的内容，从小教育培养公民意识，摆脱奴性。塑造完整的公民人格。其二呢，就是要加入科学内容，比如数学、自然方面的内容，光是识字不行。这方面我们手里那些童生秀才们怕是有些差距，所以要编撰统一的教材。
蔡元培对此极为赞赏。
蔡元培指出了一个现实的问题，普及义务教育将彻底消除文盲，这件善政的功德无量，怎么估计都不过分。但是，适龄儿童怎么确定？比如十六岁的青年，事实上已经在工作养家了，但很多还是文盲，这种情况怎么办？
龙谦认为要灵活处理。怎么灵活处理呢？第一，适龄儿童的年限，建议规定为七岁至十二岁，这是接受教育的最好年纪。超过这个年龄的少年或者青年，愿意接受教育的，学校不得将其拒之门外。但由于家庭关系不能进校念书的孩子呢，不做勉强，但可以用夜校一类的机构扫盲，这个由企业或者乡村解决。
接着谈到五十所大学或专科学校的设立和整顿，龙谦谈了自己的设想。
“工业化是我们必须走的路子。而且时间急迫，越快越好。但工业化的推进就需要大量的专业人才了，所以要设立大学和专科学校，不只是资金和师资力量的问题，更多的是专业的适用性。现在我就是要搞实用主义，学校和专业的设立必须服从我工业化的需要。当然还要考虑全国的布局，要在中部和西部多设立几所大学，带动中部和西部的崛起。
大学以及专科学校与义务教育最大的不同有二，第一是办学资金来自中央，由中央财政完全负担。要测算一下需求，规定一个比例，比如将全国财政的4％或者5％拿出来做教育经费，由教育部支配使用。大学的分类要仔细研究，确定名单，比如综合性的大学，比如比如山东大学，就是综合性大学，按照我的设想，每个省至少要设一所综合性大学，可以以省命名，比如山东大学就很好。但目前情况不一定具备条件，可以慢慢来。比如山东工业大学、山东师范大学，就是专门的学校了，这一类学校要注意专业的设置，因为我们要集中力量培养一批国家急需的人才。冶金、化学、机械制造、热处理、材料科学、电力、采矿、纺织、制药凡是国家急需的，都要想法设法开办专业教育部可以组织一批人，由您带队出国访问一次，看一看别的国家大学是如何办的，另外就是要大力招收华侨学者回国，承诺给予特别优厚的待遇。所有大学的选址，校长的聘用，办学经费诸多问题，都是教育部的职权范围。说到经费，当初为了尽快将山东的教育搞上去，我定的教师待遇是很高的，现在看来有些不平衡了，这个，请蔡先生统筹考虑，最好制订全国性的标准，考虑到地区经济的不平衡性，一个标准贯穿全国是不适宜的，可以分等分级。教育部要加以研究。但是，教师的待遇一定要高于一般行业，打个比方吧，我认为，综合性大学校长的薪水，不能比政府部长低。顶级教授的薪水，应该等同或者略高于校长。专业性学校的校长，应当参照副部长的薪水来定。以示我们重视教育之意。另外，我所说的五十所学校，是一个估计，没有科学的调查做支撑，仅供您参考。”
蔡元培记下了龙谦的话，认为龙谦对于教育的考虑已经很详细了。而且，龙谦特别规定了教师的薪水要高，这令蔡元培很是感奋。
龙谦还谈到了私立学校的设立，“我是赞成设立私立学校的，而且应该在政策上给与鼓励。比如免费征地。免收税费等。以便集中社会力量普及教育。私立大学或者中学小学的设立、运作要有规范，不能乱来。这个，请孑民先生组织研究，待政府成立后。国会要颁布义务教育法。教育部也应出台相应的规则。”
蔡元培感佩地说。“有您这样开明的总统，我相信国家一定会振兴的。”
龙谦笑笑，“我常想。我们国家自诩文明古国，究竟对世界有何贡献呢？有人曾说我们有数大发明，以此改变了历史。比如造纸，比如指南针，比如印刷术，比如火药。确实很伟大，但我更觉得应当叫做发现而不是发明，其中的差别在哪里？就在于是不是有目的地攻关。火药确实是我们发明的，但我们却用的不好，反过来让学生教训先生。但是，我们还是有一些值得骄傲的东西的，比如郡县制，比如科举制，意义极大，它保证了中国在很长时间内领先世界。不知您是不是这样看的。今后我们更要在继承祖先文明的前提下革新政治，革新组织，我特别希望您领导的教育部能够推出一系列让后人感佩的制度来，用最快速度改变民众愚昧的现状，唤醒民众的麻木，振奋民族的精神。”
蔡元培记下了龙谦的话，琢磨着发明与发现的区别，琢磨着郡县制及科举制的地位。一时间，蔡元培竟然有做学生的感觉了，“退思先生，如果您不做总统，一定是一个优秀的教育部长。”
“哈哈，您说错了。这个倒不是我自吹，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政府，没有一个和平发展的环境，教育是无从搓手的。我还是给您做后勤部长吧。”
原先在济南时，蔡元培就组建山东师范大学，向龙谦要钱要地，跟龙谦也算熟悉，但没有这样就教育深入交流过。龙谦为他描绘的远景，令蔡元培极为振奋，“请总统放心，蔡某一定竭尽全力实现总统的宏图伟略。”
“对了，据我所知，德国的洪堡大学是现代意义上的第一所大学，政府只管出钱，不管其他。我是想这么办的，但不知行不行。我素知您主张兼容并蓄的办学方针，主张思想自由，学术自由。这个是对的，我赞成。但是目前的情况，国内各种思想极为复杂，国内的政治局势乃至国际局势也极为复杂，我不能不集中全部力量来实现我们各方面的目标，一些不合适的思潮，争论，我可能要加以限制，希望您理解。现在洪粤诚的宣传局就混乱不堪，对于国家政体的设计吵成一团，您是明白人，如果中枢建国的思想过于混乱，就难以保证建国步调的一致了”
这却是蔡元培所关心的，有些不安地问道，“不知总统要如何钳制思想？”
蔡元培用了“钳制”一词，让龙谦哑然失笑，“孑民先生言重了！思想是钳制不得的，而且也无法钳制，我从来没有要钳制思想！我要的是行动一致！推行工业化，包括推行义务教育，肯定会触及各方面的利益，会遇到各种的阻力，我心里有数。我允许大家争论，但不允许行动上阻扰，因为我要做的是关乎国家根本利益的善事、大事。目前所谓的上层思想过于混乱，国防军内部对于政体有不同的声音，不满我搞什么分权制，我的一些老部下不理解成立国会的意义，认为纯属聋子耳朵。军队外的杂音也很强，质疑我开国会是做样子的有之，反对共和的声音也出现了，甚至有人提出恢复中断的君主立宪，将那个一岁多的娃娃推出来做国家元首，这就是胡来了！高等学校是会领思想舆论的风气之先的，蔡先生一定要注意这一点。满清的覆亡，不能说没有新政以来权力思想过于失控的因素，我不能走满清的老路。而且，当前情况下，如果不能将军队、政府的力量集中起来办大事，我们这个共和国是不会走出困境的，我的话请您考虑。”
“这个我明白。再不能有地方反制中枢的现象发生了。”
“现阶段靠得是中枢的强力控制。但以后就不是了，靠得不是领袖的威望，而是法律和教育！打个比方吧，蒙山军现在我说的算，但军队将领，特别是广大的士兵并不真正理解打仗是为什么！我们准备武力平定外蒙的分裂叛乱，士兵们并不懂为什么要将他们派到冰天雪地的大漠去！这就不行！如果我不在了，用什么来保证军队的号令严明？我觉得还是教育，当现在的娃娃们接受了国家民族的观念，明白了个人与国家不可分割的血肉联系，等他们成长起来，投身于保卫国土完整及主权尊严的战争，他们就会爆发出更为强大的力量。所以，教育既要允许自由，也要限制自由。国家没有统一意志就是一盘散沙，就会被列强一直凌辱下去。”
“总统说的极是。我完全赞同。”
“对了，你听说了敦煌石窟吧？”
“听说了，很令人惊讶。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一直想问你。”蔡元培曾是革命家，是教育家，勉强算半个政治家，但骨子里更是文人。当他听到敦煌石窟中的秘密，那份激动只有受过相当程度教育的人才能真正理解。而发现敦煌价值并施以保护的传说简直就是一个传奇，那是在十年前，眼前这个人不过是刚参加了一次实力悬殊的勤王战斗。
“敦煌石窟里藏有大量的经卷文物，各朝各代的都有，现在在军队的保护之下，具体情况，我让人给你介绍。我想，这样的宝藏全国范围内还很多，我们会逐步发现的。整理国故是我们的使命，是每一个爱国的知识分子义不容辞的责任。我想建立一个社会研究院，吸收大量的有专长的知识分子进来，有组织有计划地对国故展开研究和保护。比如敦煌石窟，比如故宫，还有大量的地下文物的挖掘考古，甚至还有清史的编撰工作，也要展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