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之虎胆威龙 作者:春来江水绿如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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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之虎胆威龙 作者:春来江水绿如蓝- 第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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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东北到日本,从中国大陆到日本,这三条供应线中,两条在中国本土,一条在中国领海或邻近,可见中国对日本的地缘重要性。两条在中国本土的供应线不必当心美国直接攻击,海上那条很危险,为保障海上供应线,必须在中国沿海部署兵力,这样日本可以依托绵恒的大陆,与美军作战,摆脱孤岛地理的不便。日军作战的顺序是:将国军主力赶出中国大陆沿海重要港口,控制中国资源产地,一来获得资源,二来保障供应线,三可建立沿大陆的支持点消除由陆向海的威胁,在这点上,无论中国军民如何抗击,日军做得较成功,直到抗战后期,大陆方向都没有威胁到日军的海上交通线,直到四五年,日军势弱,美军也只有潜艇进入东海和南海;其次,是清除掉点状分布的英法美据点,形成日军可任意驰骋的净空间,这点日军也成功了。日军想形成一个以日,华,印度支那,缅甸,南太平洋诸国,马里亚纳为外环的圈,一些日军军官想向苏联方向形成缓冲带,发动了诺门坎战役,结果失败,日军上层也是不支持的。而中国战前许多年都忙于内战和肃共,蒋介石一直没有牢固三北地区的控制,苏联倒是离得近,因此联俄可对北方军阀形成背压,好在军阀都还不亲苏!蒋介石也看到了日本的威胁,为防已盘居东北的日军南下切断与苏联的联系,又防苏联的不介入,蒋也加紧联美,中国的战略只是自保,借他人之力制肘日本,最后遏制战略落空了。
    与日军比较的后记
    写了这多,大伙也能看出中国当时的毛病在何处。一个民族以自己的价值观去对待问题不一定会成功,大清的外交史就能看出;同样,侵略者不一定会失败,如满清王朝的建立,关键是对文化差异的正确认识和容纳,日本也败在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世。我们总在说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难道我们的人就一定比别人行?抗日战争的情况来看这点并不乐观,我们把人的因素建立在某些虚妄的假设上了,这种虚妄的假设至今还影响我们,还成为我们自甘落后的最好慰籍,之所以在后来许多次战争中我们总是人的代价巨大,及大量建造落后装备等等都是自以为我们的人就一定比别人行。许多年前,我们动辄要去解放全人类等,耽误了多少时间多少人,这种虚妄误国误人非浅!
    国人最不善于总结教训,同样的亏吃上多次也无改悔,几十年来,大众回顾抗战,不是神彩飞扬胡吹乱侃,就是伤心落泪义愤填膺,有多少有用的检讨与反思?只愿说胜事,不愿言败绩,尽管败多胜少。小时候我还以为土八路打沉了所有的日本航空母舰哩。
    转自《燃烧的岛群》
    作品相关 重庆大轰炸(文后附视频)(转载)
    从1938年2月到1943年8月,中国的战时首都——重庆遭受了日本法西斯的狂轰滥炸。其轰炸时间之长、次数之多、造成损失之惨重,不仅居于中国各大城市首位, 而且在世界反法西斯各国城市中也名列前茅'1'(p192)。面对日军的狂轰滥炸,重庆人民展开了英勇的反轰炸斗争,挫败了日本“摧毁中国抗战意志,迅速结束中国事变”的狂妄企图,成为中国人民不屈不挠、坚持抗战的重要象征。重庆人民的反轰炸斗争,是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重庆大轰炸的历史,既是日本法西斯侵华暴行的血腥罪证,也是中国人民不屈不挠反对外来侵略的光辉事例。一、重庆大轰炸的起因
    抗日战争初期,日本帝国主义迷信自身武力的强大,推行速战速决的战略计划,妄图在3个月内灭亡中国, 以便腾出手来执行其扩大侵略的“北进”、“南进”政策。从1937年7月发动芦沟桥事变到1938 年10月占领武汉、广州,日军虽然在军事上取得了一些胜利,侵占了中国华北地区、华中地区、华南地区共13个省的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340多座城市。但这些胜利并没有给日本带来胜利结束战争的结果,相反,战争的全局却呈现出与日本速战速决的战略初衷完全背离的状况,日本的军力、国力已难堪重负。到1938 年底, 日本已在中国战场投入了近100万的庞大兵力,付出了近45万人伤亡的代价, 军事力量严重削弱;随着战局的扩大,战线的延长,日本兵力不足的矛盾更加突出,在占领地区只能局促于主要城镇和主要的交通沿线地区;战争使日本军费开支急剧增加,严重妨碍了日本经济的正常运行,极大地加重了日本人民的负担,致使人民生活日益恶化,反战情绪不断高涨;战争的长期化也破坏了日本的世界战略,使其“北进”、“南进”的扩张战略无法实施;在国际上,苏联继续援助中国抗战,美、英等国因不满日本侵华威胁其在华利益,对中国抗战表示了一定程度的支持,并借助国联理事会对日本进行制裁,日本在外交上处于孤立地位。
    同时,中国方面虽然在战争初期遭受了严重损失,但抗日力量仍在不断生长。全面抗战开始后不久,中国的抗日战争就形成了正面和敌后两个战场。日军占领武汉后,在绥远、山西、陕西、河南、安徽、湖北、湖南、江西、江苏、浙江、广东一线约4000公里的正面地区,仍面临着200多个师的中国军队,国民政府以西南、 西北地区为根据地仍在继续抗战。而在日本占领区的后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开辟抗日根据地,严重威胁着日本对占领区的统治,并同正面战场相配合形成对日军的夹击态势。中日战争必将长期化。
    军力国力的制约、外交上的孤立和战争的长期化,日本当局深感“以抗战情绪日益旺盛的中华民族为对手,在辽阔无垠的大陆上,以派遣军的有限兵力,欲期急速结束事变,几乎认为是不可能的事了”'2' ,“如果再扩大战区或增添兵力,无疑要大量消耗国力”'3'。因此, 在占领武汉、广州后,日本一改以往“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狂妄姿态,表示“如果国民政府抛弃以往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成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予以拒绝”'4'。 被迫放弃了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确立了以政略进攻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侵华新方针。日本侵华新方针确立后,其军事战略也进行了相应调整。强调为减少消耗而限制战争的规模和强度,要以坚强的军力为背景进行政略和谋略工作,将军事打击的重心移向对付后方的抗日游击战争。在日本看来,“对被压缩中之中国政府若放任不顾,则仍为重大之祸根,必贻后患,故仍须适宜促使其崩溃”'5'。因此, 在将军事打击的重点转向敌后战场的同时,企图通过非军事的政略工作并辅之以军事打击,动摇国民政府坚持抗战的意志,迫使其放弃抗战立场,实行对日妥协。而对重庆的大轰炸,就是适应这一军事战略的具体迫降行动。
    重庆是一座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名城,位于长江和嘉陵江交汇处,襟带双江,控驭南北,素有“天险”之称。公元前11世纪,巴国曾建都于此,秦时设巴郡,隋唐时称渝州,南宋始称重庆。近代以后,1891年开埠,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批准建市。
    1931年局部抗日战争发动后,国民政府曾经营西北地区作为未来对外战争的后方基地。1935年后,随着西南各省的统一问题渐趋解决,国民政府逐渐将国防中心转向西南。由于重庆是西南地区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和经济中心,与西南各省联系密切,具有丰富的人力、物力资源;地形险要,三面环山,具有绝佳的天然屏障,在战争中易守难攻;且有西南西北两大国际交通线为依托,一旦东部沿海地区遭敌封锁,仍能对外交通联络。因此,1937年10月29日,在淞沪战场中国军队处于不利的形势下,蒋介石在国防最高会议上发表《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的讲话,确定以四川为抗日战争的大后方,以重庆为国民政府的驻地。11月16日,最高国防会议批准了迁都决定,12月1日, 国民政府在重庆正式办公。到1938年12月,蒋介石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要机关抵达重庆,国民政府西迁工作胜利结束。重庆成为了战时中国的政治中心和军事中心,成为名副其实的战时首都。1939年 5 月, 重庆升格为行政院直辖市。1940年9月,国民政府明定重庆为永久陪都,重庆的政治地位空前提高。随着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大量的工矿企业也相继迁渝。随着迁渝工厂的相继复工,重庆很快就建成了以兵工、机械、钢铁、煤炭、纺织、化工、电力等工业为主体的工业体系。加上新兴工厂的建立,重庆成了战时中国工业部门最齐全、工业种类最多、工业规模最大的惟一的综合性工业基地。此外,重庆的金融、商业、交通、文化教育和对外交往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迅速成为战时中国的经济中心、文化中心和对外交往中心。
    战略地位的提高,使重庆开始成为日军轰炸的主要目标。 1938年2月18日,日机首次轰炸重庆市郊。10月4日, 日机首次轰炸重庆市区。12月初,日本天皇发布《大陆命第241号命令》, 命令对中国内地实行战略轰炸。并制定了具体的实施计划《陆海军中央航空协定》,强调要“攻击敌战略及政略中枢”,“捕捉、消灭最高统帅和最高政治机关”,“坚决实施战略、政略航空战,挫败敌继续作战的意志”'6'(p59~60)。十分明显,日军轰炸重庆的罪恶目的,就是要动摇中国政府的抗战决心,摧毁中国抗战的后方基地,迫使重庆国民政府屈膝投降。1939年后,日军开始了对重庆的大规模轰炸。
    因此,重庆大轰炸既是日本帝国主义调整对华侵略方针的必然产物,也是日本帝国主义对重庆战略地位提升的必然反映。二、日机轰炸重庆造成的损失
    日本法西斯对重庆的大轰炸开始于1938年2月,结束于1943年8月,主要集中在1939年至1941年的3年时间。 日军集中了侵华陆军和海军的主要航空兵力,有近60天袭渝机数超过50架,有30多天袭渝机数超过90架,最多一天达175架。每次轰炸不仅投下许多爆炸弹, 而且还投下许多燃烧弹,目标直指人口稠密和繁华地区。日机的轰炸造成了极其惨重的损失。
    关于日机轰炸给重庆造成的损失情况,各种文献的记载颇有出入,据《重庆大轰炸》一书统计,从1938年至1941年的4年中, 日机轰炸重庆127次,出动飞机5940架次,投弹约15677枚,炸死9990 余人, 炸伤10233人,毁坏房屋建筑8250幢另33300间。'6'(p26)又据《重庆防空志》一书不完全统计,在5年半时间中,日机轰炸重庆203次,出动飞机9166架次,投弹17812枚,炸死炸伤人员24004人,其中死亡11148 人、重伤12856人(较场口大隧道惨案伤亡人数按官方统计计算), 炸毁、焚毁房屋17452栋、37182间'7'(p94)。余凡、陈建林根据有关资料综合计算认为,抗日战争时期日机空袭重庆218次,出动飞机9513 架次,投弹21593枚,炸死市民11889人,伤14100人,焚毁房屋17608幢,损失资产难以计数,仅市区工商界的直接经济损失即达500万美元'8'。四川省政府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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