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光墉（1823—1885 ），字雪岩，安徽绩溪人。
《灯火楼台》是台湾著名作家高阳先生接续《胡雪岩》和《红顶商人》的一部长篇系列小说之第一部。作者在书中继续讲述胡雪岩的传奇经历。
胡雪岩因协助左宗棠镇压捻、回起义，为其筹措军饷、购办西洋新式火器、运送军前药品，所以，得左宗棠在“收功”之后的出奏保举。由于胡雪岩的“殊功”，朝廷破格优奖，赏穿黄马褂，顶戴用珊瑚，赫然成了一名“红顶商人”。由此，官助商势，胡雪岩的发展，亦达到了巅峰。
胡雪岩凭借其雄厚的资本和靠捐纳与“殊功”所获的高官身分，活动于商界和官场，结交上层人物，并以官场中互相倾轧、利用的复杂关系、为左宗棠向英、德两国外商一次借银数百万两，以应支出浩繁的军费，从而多得左宗棠的庇荫。由于精细的买卖，胡雪岩往往一夕之间，获利巨万，时称“财神”。于是，他大兴土木，营造庭园，规模甚巨，并纳多房姬妾，生活腐化，不堪言状。然而，树大招风，己遭非难，终于，在商事达于鼎盛之际，胡雪岩面临了危机。
高阳先生于《灯火楼台》之后的《萧瑟洋场》（ 《灯火楼台》之二，亦为本公司出版）中，讲叙了胡雪岩在发展至巅峰之后，所面临的如履薄冰、危机四伏的处境和开始衰落的过程。
前记同光年间有“财神”之号的胡光墉，与王有龄、左宗棠遇合之奇，为拙作《胡雪岩》、《红顶商人》的主要题材小《灯火楼台》接续《红顶商人》，，写胡雪岩的结局。
胡雪岩事业的颠峰，亦正是左宗囊“西征”收功，新疆底定，晋封二等候，一生勋业的巅峰，时在光绪四年春天。
饮水思源，没有胡雪岩筹饷及后勤支援之功，左宗棠的“西征”不可能获致辉煌的成就。因此，这年四月十四日，左宗棠会陕西巡抚谭钟麟，联衔出奏，请“破格奖叙道员胡光墉”，历举他的“功劳”。 计九款之多。 前面五款是历年各省水陆灾荒，胡雪岩奉母命捐银赈济的实绩，因而为胡老太太博得一个正一品的封典，使得胡雪岩在杭州城内元宝街的住宅，得以大起门楼，浙江巡抚到胡家，亦须在大门外下轿，因为巡抚的品秩只是正二品。
后四款是胡雪岩真正的“功绩”。一是胡雪岩在杭州设了一座字号“胡庆余堂”，规模宏大，声名媲美北京同仁堂的药店，历年，西征部队日常所需的“诸葛行军散”、“辟瘟丹”、神曲“、”六神九“之类的成药，治跌打损伤的膏药、金创药，以及军中所用药材，都由胡雪岩捐解。
其次是奉左宗棠之命，在上海设立采运局，转运输将毫无延误，再次是经手赚买外洋火器，物美价廉。泰西各国出有新式武器，随时采购，运至军前，左宗棠认为“新疆速定，虽已兵精，亦由器利”。
最后一项最重要，即是为左宗棠筹饷，除了借洋债及商债，前后合计在一千六百万两以上之外，各省的“协商”，亦由胡雪岩一手经理。协响未到，而前线不能不关饷时，多由胡雪岩代垫。湘军、淮军多曾出现过索响哗变事件，只有西征之师从不“闹响”。
这份能维持西征士气的功劳，左宗囊认为“实与前敌将领无殊”，事先曾问过胡雪岩，打算得个什么奖励？回答是“想弄件黄马褂穿”，所以奏折中请子“破格优奖，赏穿黄马褂”，奉旨准如所请。胡雪岩是捐班的道员，以军功赏加布政使衔，从二品文官顶戴用珊瑚。乾隆年问的盐商，有戴红顶子的，戴红顶而又穿黄马褂，只有一个胡雪岩。
光绪六年十一月，左宗棠奉旨入觐，“仗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及陕甘总督的差缺，分别由他麾下大将刘锦棠及杨昌浚接替。左宗棠于下年正月底到京，奉旨以东阁大学士管理兵部，派为军机大臣，并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当他从甘肃启程时，曾专函胡雪岩，约他灯节后在北京相晤，可是……
胡雪岩全传——灯火楼台
一出将人相光绪七年三月初七，胡雪岩终于践约抵达北京。同行的有两个洋人，一个是在华经商多年，泰来洋行的经理，德国人福克，一个是英商汇丰银行的代表凯密伦。
由于这年天气格外冷，天津海口尚未解冻，所以胡雪岩是从陆路来的，浩浩荡荡十几辆车，一进右安门，直投前门外草厂十条胡同阜康福钱庄。为了接待东家，“大伙”汪惟贤十天以前就预备好了，车队一到，胡雪岩与他的客人，还有古应春与办笔墨的杨师爷，被接入客厅，特为挑出来的四名伶俐的学徒，倒脸水倒茶，忙个不停。胡雪岩是汪惟贤亲自照料，一面伺候，一面问讯旅况。
乱过一阵，坐定下来，胡雪岩贴身小斯之一的保福，捧着金水烟袋来为胡雪岩装烟，同时悄声说道：“张姨太已经打发丫头来催请了。”
“现在哪里有工夫？”话中似嫌张姨娘不懂事。
保福不作声，只望着屏风后面一个十六七岁的丫头摇一摇手，表示胡雪岩还不能进去。由南到北，通都大邑中，有阜康钱庄，就有胡雪岩的一处“行馆”，大多有女主人，住在阜康福后进的张姨娘，不甚得宠，所以胡雪岩有这种语气。
“大先生，”汪惟贤来请示：“是用中菜，还是大菜。”紧接着又表功：“恐怕两位外国客人吃不来中菜，特为跟文大人借了个做大菜的厨子，都预备好了。”
所谓“文大人”指的是刑部尚书文煜，他是正蓝旗的满洲人，同治七年出任福州将军。清兵入关，在冲要之地没有驻防的将军坐镇，其中福州将军因为兼管闽海关之故，是有名的肥缺，文煜一干十年，官囊极丰，有上百万的款子，存在阜康。汪惟贤知道胡雪岩跟他是在福州的旧识，交情甚厚，所以不嫌冒昧，借了他从福州带来的会做大菜——西餐的厨子，来接待福克与凯密伦。
既然预备好了，自然是吃大菜。胡雪岩本有些话要问汪惟贤，但因他也是主人的身分，按西洋规矩，与汪惟贤分坐长餐桌的两端，不便交谈。直到饭罢，两洋客由阜康福中会说英语的伙计陪着去观光大栅栏以后，胡雪岩才能跟汪椎贤谈正事。
正事中最要紧的一件，便是他此行的任务，跟左宗棠谈一笔三四百万两银子的借款。胡雪岩急于想知道的是，左宗棠人朝以后的境遇，“帘眷”是否仍如以前之隆，与两王——掌枢的恭亲王及光绪皇帝的生父醇亲玉的关系，以及在军机中的地位等等，必须了解得清清楚楚，他才能决定哪些话可以说，哪些事不必谈。
“我看左大人在京里顿不长的。”汪惟贤也是杭州人，跟东家打乡谈，“待不长”称之为“顿不长”，使得胡雪岩大吃一惊。
“为啥顿不长？”
“还不是他的‘沃不烂，煮不熟’的老脾气又发作了。”
“沃不烂、煮不熟”也是杭州的俚语，有刚愎自用之意。接着，汪惟贤举左宗棠在军机处议俄约及“海防”一事，来支持他的看法。
原来新疆回民起义一起，俄国以保侨为名。出兵占领了伊犁，扬言暂时接管，回民起义一平，即当交还中国，及至左宗棠西征，先后克复乌鲁木齐、
吐鲁番等重镇，天山南北路次第平靖，开始议及规夏伊犁、要求俄国实践诺言，而俄国推三阻四，久假不归的本意，逐渐暴露。于是左宗棠挟兵力以争，相持不下。这样到了光绪四年秋天，朝议决走循正式外交途径以求了结，特派左都御史崇厚为出使俄国饮差大臣，又赏内大臣衔，为与俄议约的全权大臣，许他便宜行事。
这年腊月，崇厚取道法德两国，抵达俄京圣彼得堡，立即与俄国外务部尚书格尔思展开谈判。谈了半年才定议，而且崇厚以“便宜行事”的“全权大臣”资格，在黑海附近，签订了《里瓦几亚条约》，内容是割伊犁以西以南之地予俄，偿付“兵费”五百万卢布，增开通商口岸多处，许俄人通商西安、汉中、汉口，以及松花江至伯都呐贸易自由。
消息传回国内，舆论大哗，痛责崇厚丧权辱国。而崇厚敢于订此条约，是因为背后有两个强有力的人在支持，一个是军机大臣沈桂芬，他是朝中足以与“北派”领袖李鸿藻抗衡的“南派”领袖，深得两宫太后的信任。一个是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以继承曾国藩的衣钵标榜，在军务与洋务两方面的势力，已根深柢固，难以摇撼。在议约的半年中，崇厚随时函商，获得沈、李二人的同意，才敢放心签约，而且未经请旨，即起程回国，留参赞邵友廉署理出使大臣。
沈桂芬、李鸿章虽都赞成伊犁条约而动机不同。沈桂芬是因为僵持的局面持续，朝廷即不能不派重兵防守，左宗棠的洋债就不能不借，长此以往，浩繁的军费会搞得民穷财尽，用心可说是委曲求全。
李鸿章就不同了，多少是有私心的，第一，如果中俄交恶而至于决裂，一旦开战，俄国出动海军，必攻天津，身为北洋大臣的李鸿章，就不知道拿什么抵挡了，其次，左宗棠不断借洋债扩充势力，自非李鸿章所乐见，伊犁事件一结束，左宗棠班师还朝，那就无异解甲归田了。
无奈崇厚的交涉办得实在不高明，两宫震怒，士林痛诋，连恭王与沈桂芬主持的总署——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的诸大臣，亦觉得过于委屈，有改议的必要。
于是朝命以出使俄国大臣崇厚不候谕旨，擅自启程回国的罪名，开缺交部严加议处。所议的俄约，交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妥议具奏。这就是明朝的所谓“延议”。
廷议的结果，崇厚所签的条约，无一可许，两宫因而召开“御前会议”，慈禧太后原想严办崇厚，加以“翰林四谏”中的宝连与黄体芳，上奏力攻崇厚，而且语中侵及李鸿章与恭王，这一来，崇厚便免不了革职拿问，交刑部议罪， 虽非。 铛入狱， 而软禁在刑部提牢司的“火房”中，这度日如年的况味，也就可想而知了。
此举是抵触“万国公法”的，各国公使，群起抗议，但朝廷不为所动，一面派使英兼使法的钦差大臣、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兼使俄，谋求改约，一面将崇厚走了“斩监”的罪名。不过，朝廷亦并未放弃和平解决的意愿，备战以外，由李鸿章策动英、法、德三国公使，出面调停，免了崇厚的死刑，但仍监禁，然后曾纪泽才在光绪六年六月，由伦敦动身赴俄，修订崇约。
交涉开始之时不会顺利，是可想而知的。幸而曾纪泽不愧名父之子，运用他对“万国公法”的知识、出使的经验及关系，促请英、法驻俄公使的协助，在左宗棠到京的前两天，与格尔思改走了约稿，伊犁收回，嘉峪通商，不明定可通至某处，松花江通航取消，只是赔偿“军费”增加四百万卢布，
共为九百万。
当中俄关系紧张时，李鸿章提出“海防论”的主张，与左宗棠的“陆防论”针峰相对。及至左宗棠到京入军机，先议俄约，由于曾纪泽挽回利权之多，超过朝野的期望，左宗棠亦表示满意，无甚争执，后议李鸿章“海防”
的计划，他的话就多了，由海防谈到陆防，一转而为西睡的形势，与他在新疆用兵的经过，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