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修常能猜出曹操心思，虽曾多次惹他不快，但杨修真正的死因还在于他与曹植过从甚密，在曹丕、曹植争立太子的斗争中站错了“队”，曹操担心他继续帮助曹植留下后患，这才起了杀机。说到底，杨修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只要不影响曹魏江山，曹操巴不得自己手下的人才一个个卓尔不群，超出自己。可《曹操与杨修》一剧却将杨修之死归于曹操的“忌才”，以“唯才是举”装点门面，而骨子里却半点也容不得任何超过自己的真正人才。
戏剧流传广泛，自它诞生之日起，就有着强大的生命力与广阔的民间市场。特别在古代的农村，戏剧几乎成了农民们唯一的娱乐方式，直至今日，传统戏剧仍然拥有一批固定的观众。戏剧几百年来的程式化表演与封建道德说教已使得曹操那奸诈残暴的丑恶形象在广大民众心中根深蒂固难以更移。
若拿曹操与备受推崇的三国人物诸葛亮、刘备、关羽等人相比，其实也有许多超乎其上的杰出之处。论才、学、识，刘备远不及曹操，是一个典型的庸才；论居心不良，他们两人不相上下，刘备在曹操并未篡汉、汉献帝仍然在位的情况下，早就做着帝王的美梦了；论道德品行，即以维护正统的《三国演义》而言，就讥讽过刘备怒摔阿斗的虚伪及彝陵之战前的暴戾。然而，他在上却总是扮演着正人君子的伟大形象，其缘由恐怕就在于他会攀龙附凤，弄了一顶“皇叔”的帽子戴在头上。若拿曹操与诸葛亮相比，两人也是各有千秋：他们都是杰出的政治军、军事家，以个人道德品质来看，诸葛亮高于曹操；就个人功业及对人民利益与经济发展的贡献而言，诸葛亮则不如曹操。而关羽则更是无法与曹操相比，他曾是曹操手下的败将，做过他的俘虏，除了个人勇武及一则“坐怀不乱”的故事外，就找不出更多的夸耀之处了。
然而，他们身后的命运却截然不同，双方被推到了正反对立的两个极端。一方是正义、高尚、伟岸的化身，一方是邪恶、卑鄙、小人的代表。中国传统认为宇宙应处于一种和谐的状态之中，要是出了什么问题，比如战争、分裂、灾异等，那么一定是坏人从中捣乱。在魏晋南北朝分裂时期，难逃其咎的最大坏人就是曹操。然后，又在的长河中越传越坏，乃至全然走形失真，成了奸邪丑恶的典型。由此看来，曹操实在有点冤哉枉哉，也就难怪近代有人为他鸣冤叫屈、大翻其案了。曹操其人，似乎天命注定了总要背上沉沉的“黑锅”：自呱呱坠地的那一时刻起，就因不明不白的宦官身世，背了一辈子的赘阉遗丑“黑锅”；死后满以为可以得到解脱，却又被人丑化，背上了另外一些他怎么也想象不到的莫名其妙的“黑锅”。
若论曹操对的贡献，当分生前死后两个不同的层面。生前我们已有所述，而身后的“功绩”就在于充当了封建统治者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道具”，起着警戒世风、匡正道义的作用。在一个以礼代法、以德治国的里，统治者需要这么一个白脸曹操的出现，老百姓也认可接受了他，这似乎与我们民族的背景与土壤有关。
封建帝王从维护自己的利益与统治出发，自然贬斥“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依附朝廷的正统文人不过是一批御用的“帮腔”与“帮闲”，他们唯有顺着主子的意图引经据典大加抨击；而民间艺人就以正统文人的思想为主题，创作出一批不同体裁的贬曹作品。“文以载道”是中国的历来传统，文艺自古以来都是政治的工具与附庸，从来就没有真正独立过。因此，中国古代从未出现过本体化的，更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具有独立人格的真正知识分子。
曹操曾以他那文治武功的个人奋斗改变过，而后来的对此也做出了“有力”的回应——改变他的形象与地位。如果我们换一种认识的角度以曹操为主体而言，这也算是他生前改变的一种延续，他以“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无畏气概，任人斥责唾骂地充当奸邪恶毒的化身，通过歪曲自己、丑化自己、“牺牲自己”的独特方式，潜在而曲折地继续改变中国的与土壤。
随意褒贬人物，将他们视为工具为我所用的传统一脉相承地延续至今。“文革”时期以人物作为政治的“传声筒”，给他们插上好人、坏人的标签，好人无限歌颂，坏人则“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当今以商业价值为标准漫无边际地“戏说”人物，弄得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让人莫辨真伪。文艺作品固然离不开想象与虚构，但总得以真实为依据，在不违背真实的前提下进行艺术创作与艺术加工，把握一定的尺度与原则、正确处理好真实与虚构关系尤为重要。
其实，以道德观念衡量、评价某一人物，并将他们推向某一极端，从而面具化、脸谱化、道具化，已成为国人的一种独特的心理思维模式，它们与封建集权统治下单一的政治制度、经济体系、思维模式“相辅相成”、密不可分。
只有客观冷静、全面公正地评价曹操，才能还其真实的本来面目。这也是我们认识面向未来所应采取的一种科学而理性的姿态，从某种程度而言，它标志着整个民族的文明与成熟。
民族融合的自觉先行代表 一
三国鼎立结束，然后是晋朝的短暂统一。“八王之乱”那种统治者家族内部之间愚蠢而残酷的自相屠杀，很快使得西晋王朝陷于瘫痪境地，而少数民族的乘机起义与反抗终于导致了它的彻底崩溃。于是，中国又陷入了长达两百八十六年之久的大分裂时代。
上的“五胡乱华”就发生在这一时期。
“胡”，是古中国对除汉族以外其他所有少数民族的泛指与总称。五胡，当时指的是匈奴、鲜卑、羯、氐、羌等五个民族。一般而言，少数民族都居于远离中原的荒凉地带。经过长时期的交流与融合，在中原统治者的邀请甚至强迫之下，这些民族中的一部或大部已不再居于偏远的塞外，以相对独立的方式迁居内地。五胡叛变，并非出于自觉的民族意识，而是不堪忍受晋王朝的腐败与政府官员的贪污残暴愤而起义。五胡乱华，先后建立了十六个帝国，北中国在经历了分崩离析的一百三十六年之后，才于公元439年由后起的鲜卑族拓跋部所建立的北魏统一。
鲜卑是中华大家庭中的一个古老民族，因多分布于鲜卑山一带，故称鲜卑，拓跋部仅为其中的一支。他们最早生活在大兴安岭北部森林的天然岩洞里，过着相当原始的游猎生活。后来，由于生存的艰难、视野的开阔与发展的需要，拓跋部便慢慢脱离密林地带，向西南迁移到呼伦贝尔大草原，填补了北匈奴势力瓦解后的虚空，并由游猎经济向畜牧经济转变。
草原虽然土地辽阔，但气候寒冷，贫瘠荒凉，可供游牧民族利用的资源并不多。当人口与牲畜增加到一定的限度，必然向四周开拓发展空间；如遇严重天灾，就更得向周边地区大肆掠获。严酷的生存环境培养了游牧民族残忍好斗的习性，武力侵略，是他们达到目的、行之有效的唯一方式。
当中原势力强盛时，北方游牧民族不敢轻举妄动，至多不过于收获时节抢劫一番，又快疾如风地迅速退回原地。然而，每当中原大乱，他们不仅劫夺财物，还占据地盘，建立王国。鲜卑拓跋在不断吞并周边部落的过程中逐渐强大，然后依次南迁到阴山河套、内蒙古、山西等地，又于五胡乱华之时乘机南下，逐鹿中原。公元386年，拓跋部首领拓跋改国号为魏，北魏正式建立。公元398年，拓跋建都平城，称皇帝，建立起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尔后，北魏又经过四十一年的征伐，才结束了北方分裂割据的混乱局面。
北魏，是中国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在中原地区建立的封建王朝。
与此同时，局促于南中国的东晋王朝也像一个病入膏肓的老人，在一阵漫长而绝望的挣扎之后撒手人寰——政权被它的宰相刘裕所篡。于是，大分裂时代的前期五胡十六国结束，后期南北朝时代开始。
拓跋宏，即孝文帝，是北魏王期的第六代君主。他不仅是南北朝时期最出色的皇帝，也是中国上最为著名的皇帝之一。
孝文帝拓跋宏只活了短短的三十三岁便匆匆离开了人世，然而，这颗转瞬即逝的流星所闪烁的光芒是那么耀眼，在中国的深邃夜空显得相当突出，总是如磁铁般牢牢地吸附着后人的目光。
拓跋宏于公元467年生于当时的北魏首都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两年后被立为太子。
虽已入主中原，但拓跋部仍保留着过去早婚的习俗，拓跋宏出生时，其父献文帝拓跋弘年仅十四岁。封建王朝往往是家族统治，拓跋部建立北魏后，又学会了中原王朝维持皇权统治的某些做法，并定为制度严格执行，比如后宫产子，被立为太子，其母就要“赐死”。其用意显然是害怕将来皇帝即位年幼，大权落到母系外戚手中。这一做法可以追溯到西汉时代，汉武帝担心死后皇权受到外戚威胁，将太子生母勾弋夫人先行杀害。因此，拓跋宏在两岁多被立为太子时，母亲思皇后李氏即被“赐死”。这一野蛮的做法不仅给他幼小的心灵蒙上了一层阴影，也仿佛预示着他日后家庭生活的凄凉与不幸。
拓跋宏从小失去亲母，便由祖母冯太后抚养。冯太后也非血亲，只是名义上的祖母。她是汉族人，“性聪达”、“粗学书计”，受过封建传统的教养。她性格坚强，做事果决，颇具政治家之风采，《魏书？皇后列传》说她“多智略，猜忍，能行大事，生杀赏罚，决之俄顷”。拓跋宏父亲拓跋弘继位时，年仅十二岁，北魏孤儿寡妇，政局不稳，冯太后初露锋芒，收捕擅威作福的专权丞相、车骑大将军乙浑，平定关中叛乱，临朝称制，掌握了朝政大权。
拓跋宏刚一出生，冯太后即“罢令，不听政事”。乍一看，她已不再临朝听政，而将国家大事交由献文帝拓跋弘处理，似乎是想好好当当祖母，一心一意地抚养拓跋宏，享享人间的天伦之乐了。献文帝拓跋弘亲政后，开放山泽之禁，开仓救济灾民，带兵北伐柔然，很快就显出了他年轻有为、桀骜不驯的风姿。于是，权欲旺盛的冯太后怎么也放心不下这位十多岁的皇帝了，便经常过问、干预北魏政事。这自然会引起献文帝的不满，加之他们并非母子关系，于是，一场司空见惯的宫廷权力斗争于不知不觉间就爆发了，结果自然是根基深固、极富政治谋略的冯太后获胜。献文帝下诏禅位，传给拓跋宏。《魏书？天象志》对此写道：“上迫于太后，传位太子，是为孝文帝。”
拓跋宏即位时只有五岁，在平城皇宫的太华殿前举行隆重的登基大典时，他是被人抱上皇帝宝座的。一个年仅五岁的小娃娃，冯太后自然不会有什么值得担忧，也就再度临朝听政，将一应权力控制在自己手中。同时，她也在因忤逆而“禅位”的献文帝身上吸取教训，将年幼的孝文帝按照她心中想象的模式加以引导、塑造、培养。
拓跋宏的血管里流着的虽然是鲜卑族拓跋氏的血液，但他从小受到的却是汉的熏陶与教育。抚育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