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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王莽来看，他有自己的政治主张，也想做一些事，他后来的种种改革也确实证明他想开创一个时代，刷新一下陈腐的政局。因此，我们今日评判他，就不必管他是不是权迷心窍，而因更多地从当时的时势着眼。时势需要，虽不道德也道德；同样，如果时势不需要，虽道德也不道德。毕竟，个人的道德毁誉事小，帝国需要强人事大。
而实际上当时帝国已经处于崩溃的临界点，作为财税来源和帝国命脉的农业，已经在天灾和人祸的夹击下垮了。大批失去土地的农民形成洪水一样的流民，并滚雪球一样成为一个极具危险的社会阶层，这个阶层就像炸弹长长的药引，紧紧地缠在帝国不堪一击的躯干上，只需要一点火星，这个帝国就会全面爆炸。这一点，不但那个自称“汉老寡妇”的王太后和王公贵族不知，就是长安的一班朝廷大员也不一定知道，但多年掌握中枢、一直处理政务的王莽知道，再不采取非常手段，则大家会一块儿玩完。民变一起，天下大乱，什么宗室，什么外戚，管你是刘姓还是王氏，统统都会在乱局中沉沦。为今之际，只有重振皇权，优恤小民，才可以釜底抽薪，鼎定天下，而环视刘氏宗室，早已在富贵中腐烂，就是有一二有识之士，又有谁有王莽的德能勤绩和摄政王的权威呢？且不论时势的需要，仅仅为了救刘、王二姓，除了篡位，王莽也已经别无选择。这也是他废汉后为什么还保留刘氏贵族地位的一部分原因。当然，他后来为了确立新朝的权威，也努力清除刘汉的印迹。这是后话。
再说，以他个人所处境地而言，做到摄政王的地步，已经是离弦之箭，断难回头，一旦王太后宾天，恐怕自己想求善终也不可得。李斯与儿子临刑前哀叹，再也不能牵黄犬出上蔡东门；霍光二十余年尽心辅政，身后儿孙也难逃诛灭。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教训不可谓不残酷。就是皇帝感念兴立之恩，优待老臣，但自己多年摄政，恩罚尽出于己手，作威作福之下，难免有冒犯幼君的时候，仅就此而论，恐怕灭一百次族都不为过；不要说自己曾有种种不臣的细节，就是没有任何事，一干新贵也会罗织罪名灭之而后快，不灭己不足以显其威风，不灭己不足以显其忠心，不灭己不足以号令群臣；更何况，往日受恩之人急于要划清界限，以邀宠新君，免不了要揭发旧事，甚至还会添油加醋、无中生有；往日得罪之人，则更是盼来了咸鱼翻身报仇庆祝的时候。总之是，一旦太后一去，自己就难免“大树飘零”，断难逃出生天。也不要对皇帝报以奢望，君恩往往无常，在其位者，虽父子兄弟犹然白刃相见，何况对昔日的权臣呢？对群臣口诛笔伐自己，说不定他还乐观其成，或许这竟是他的授意，是他“风”臣下检劾旧事的。因此，对王莽来说，与其将来灭族亡家，不如铤而走险，冒险一试，说不定就因此开辟了一片基业，而最坏也不过个灭族。
我们今天回头看，从帝国的利益和民贵君轻的角度来看，是刘孺子还是王莽更能领导帝国？明眼人一看即知。我们现在负面评价王莽，只是因为他的政治、经济改革以失败告终。但评价历史又怎么能以成败论英雄？人们丑化王莽无非是他篡夺了刘氏江山。不过诚如陈涉所言，“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圣人又言，“皇天无亲，唯德是辅”；又说，天下本无私，唯有德者居之。想当初刘季不也是从嬴子婴、楚霸王手里抢走了天下吗？何以刘季做得，王莽就不能从刘孺子手里接管政权？
不合时宜的悲剧改革家
读史至此，不由得不感觉到王莽是一个重形式甚于实质的呆子。他对形式的迷恋达到着魔的地步，最后竟为了形式意义上的改革而放弃了稳定，成为一个失败的悲剧改革家。
内心软弱自卑，一直对自己政权合法性没把握，所以一再借符命建立自信。王莽对形式和符号的迷恋达到不可理喻的程度。他自比周公，甚至给孝平皇帝的继嗣刘婴改名为刘孺子，以效法周公辅政时管蔡讥讽“其将不利于孺子乎？”这一典故；废汉时还握住时年5岁的刘孺子的手流泪不止，为不能全始全终内疚。
他搞了许多符命图谶，可笑的是，他本人好像还真相信这些，有时候，他的种种作为简直同代汉前判若两人，其思维的混乱和不可预测，除了其内心的持续紧张和自信不足外，再无别的原因可解释。他虽然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但内心的挣扎并没有停止，再加上刘氏宗室或明或暗地一直在抵制，从而使得他对新政*权的合法性始终没有把握，而这种担心又进一步加剧了他内心的紧张和疑惧。在这种情绪笼罩之下，他就有了一些不要说政治家就是常人都难以理解的错乱行为，今日有史家甚至说王莽后来可能已经精神错乱了。汉钱称刀，“刘”为卯金刀，王莽废汉钱不许卯金刀流行是为了从符号上灭汉，然而矛盾的是，他一方面要废汉，另一方面却保留汉高祖在京师的宗庙，保留王太后的尊号，诸刘为郡守只蓰为谏议大夫，并没有剪除，诸侯王降为公〔只是后来有人建议才罢废〕，这不但不足以立威镇住刘氏贵族，反而使之因为降爵而心怀怨恨，而且他们的名号仍在，对社会仍有一定的号召力。这无异于保留了汉的神主，为反对派假汉神主号令天下提供了可能。打蛇不死，反受其噬。王莽此为，等于是政治自杀。说其精神错乱也不为过。
那个给他争取来“安汉公”和“宰衡”称号的甄丰，在他废汉后同他保持一种距离，并对汉宗室持同情态度。王莽只是羞辱了一下他，授给他“更始将军”职务，这对自视甚高个性很强的甄丰来说，确实是莫大羞辱。王莽迷信并制造图谶，将亲信制造的图谶上图画的人物全部找出来授之以官，以致两个看城门的、卖饼的布衣只因为跟图谶上的人像相像，就被确认为就是神迹所昭示的人物，从而使那两个市井小民一举而为公卿，出任“更始将军”。现在他让甄丰也当“更始将军”，与昔日卖饼郎、看城门的并列，就是成心羞辱甄丰。这也就罢了，皇帝羞辱一个臣子也不算什么。可是当甄丰的儿子甄寻造出新的图谶说新室将分陕西为二，丰当为右伯时，王莽仅仅为了证明图谶的天意色彩，证明图谶的正当和灵验，竟然真的授甄丰为陕西右伯。只是甄寻不知道见好就收的道理，竟然胆大包天地造出新图谶，说王莽的女儿，那个汉平帝皇后、定安太后、新室黄皇室主当为其妻时，才引起王莽的震怒：“黄皇室主为天下母”，甄家父子才被诛灭。
制造天意，慕古成痴，进行神秘主义炒作。王莽在其短命的皇帝生涯中，一直追求一种“精神胜利法”，对文字的力量达到痴迷的地步。他总是通过改名字来彰显自己的威权。王莽将高句骊改为下句骊，长安改为常安，派使者收回废汉授于匈奴的印玺，授之新印，并在文字上做手脚，贬低匈奴，将“匈奴单于玺”改为“新匈奴单于章”，把匈奴王的玺改称普通人的章，在无谓的名称上羞辱匈奴，后竟将匈奴名字改为“降奴服于”，从而满足自己的精神胜利，徒然引起无谓的国际纠纷。这就像后来明王朝把西域维吾尔译成“畏吾儿”一样，纯粹是精神胜利，事实也证明这就是内心虚弱的表现。王莽并没有就此止步，不知道是不是为了转移国内矛盾，他竟在内患未除之机又挑起边衅，五路人马对匈奴用兵，分其国土人民为15，立内附已久的呼韩邪单于的子孙15人皆为单于。此一战虽然获胜，但因用严厉的强制手段进行社会总动员，消耗了本来就不充裕的社会财富和人力，那些原本对前政权失望已久的社会弱势群体，因为政权更迭而产生的一点微薄的希望也因此很快灰飞烟灭了。
他的托古和慕古成痴也是前所未闻。他进行的货币改革导致金融破产，货币失去公信，从而加速了社会的恐慌和愤怒。他废大钱小钱五铢钱，除了因为中央财政出现巨额亏空，铸造新钱有转移亏空，并消除刘汉痕迹的作用外，主要还是为了进行他那书呆子式的托古改制。他发布文告说，反对货币改革者，“比井田〔跟反对井田者同罪〕，投四裔”，他对政敌竟真的像舜对政敌一样投之四裔。甄寻等三人就被分杀于羽山、三苗，连杀的用词也用的是上古的。如殛、放等，书呆子气十足。他可笑的比照上古作法，除了表明他的不合时宜和迂腐外，再次证明了他内心的虚弱和信心不足。正是因为内心虚弱和信心不足，他才拼命地比附上古帝王的圣迹来强调他的正统和合法。与此相映证的是，他自认是黄帝和舜的后裔，竟然史无前例地追封王陈田宋四姓先祖，诏封四姓为新室的宗室。
改革的左倾盲动。他发布土地改革文告推行王氏“井田制”，他的“耕者有其田”的思想，近人曾比之为两千年前的空想社会主义。然而，推行土地改革有激烈与和平两种手段，要么以强力做后盾，采取强制手段进行土地改革；要么用商业手段通过赎买地主土地分给农民。但他既无强力又不赎买，却仍要在政权初立时，不顾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大原则，犯了严重的左倾幼稚病，企图通过诏书和文告进行土地改革，并威胁天下：反对者投诸四裔。这自然引起豪强强有力的反抗。他不明白自己的权威基本上还局限在长安，天下广大，鞭长莫及。他忘记了有汉一代不断被提起的亡秦的教训，想当年秦皇帝“奋六世之余烈，鞭长策而御宇内”，实行残暴统治，却因为农民陈涉登高一呼，天下就“嬴粮景从”，万世基业的宏伟设想比及二世就灰飞烟灭了。以今日之新比昔日之秦，谁的力量大？莽新没有嬴秦的实力，却要行使嬴秦的威权，岂可得乎？
对刘氏失之于宽，对豪强失之于严，从而打击了政权的基础，使新室权威只及于长安。王莽有感于国家财税流向豪强，底层的农民沦为奴隶，造成国家、农民双输，豪强独赢的局面。他推行“耕者有其田”的“井田制”，还反对把农民变为奴隶，认为有负天生人的初衷，大有天赋人权的萌芽。但可悲的是，这一正确的改革实行在错误的时间。要么在他当安汉公时借汉威实行，挟天子以令诸侯，使反对者失去依托的名号和借口；要么等新室权威底定，天下已稳时实行。王莽急于求成，却不知，在汉末中央皇权不断弱化过程中，豪强的羽翼已经丰满起来。现在面对王莽的新政，他们很快就在政治上作出反应，“用脚投票”，与刘汉余孽合流。土地改革因为没有给农民带来好处，不但没有争取到破产农民的支持，反而未得先失，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豪强也驱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