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明的阶梯--历史上最有影响的33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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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明的阶梯--历史上最有影响的33部书- 第3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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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聘请弥利坚(美国)、法兰西、葡萄牙三国技术人员,在粤东船厂和火器局传授造兵舰火炮及民用生产工具的技术,“择内地巧匠、精兵以传习之。”

  (三)准许福建、上海、宁波、天津等商民仿效粤东厂、局,建船厂、火器局,生产的商船和民用器物“或自用或出售者,听之”。

  (四)开采银矿。他认为:货源莫如采用。除朝廷开银矿外,“沿海之银矿山,许民开采。”

  (五)学习外国养兵练兵之法。他认为外国饷兵之厚、练兵之严、驭兵之纪律,为绿营水师对症之药。

  魏源提倡学习外国先进技术,识见已自不凡;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对于中国的历史文化、中国人的聪明才智绝不妄自菲薄。对学习和掌握西方的先进技术,发展生产,以臻富国强兵,充满必胜的信心。他说:“尽传外国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富国强兵,不在一举乎!”

  《海国图志》是魏源思想发展的高峰,代表了当时思想界最进步的思想。

  其影响所及,开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思想先河。资产阶级维新派王韬曾说,魏源“师长一说,实倡先声”。1854年,《海国图志》传到日本,对日本的明治维新起了很大作用。在鸦片战争后的中国,魏源不可能明确提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这就决定了他探索的富国强兵的道路行不通。他的政治思想也只能是归于幻灭的梦想。 
  

  
16 黑暗中的光辉梦幻——《大同书》
 
  公元1903年,在曾经盛产神话的南亚大陆印度,在大吉岭地区的一间普通客房里,诞生了一部中国近代史上最著名的空想社会主义著作。这就是近代启蒙思想家康有为著的《大同书》。

  《大同书》的诞生近代的中国,倍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主义的压迫,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空前严重。一些先进的仁人士子,为了救亡图存,光复华夏,进行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奋斗和有益的探索。康有为的《大同书》正是这一努力与追求中的“历史备忘录”。

  康有为出身于累世官僚地主之家,自幼受的是正统的封建教育。然而,在亡国危机的刺激下,他越来越怀疑那些“圣经贤传”,不断寻求拯救祖国的道路。

  他游览过香港,参观过上海的租界,后来又到国外去考察。他是当时到过世界各地最多、接触各国人物风情也最多的中国人。他购买了许多当时翻译的各类外国书籍,特别是接触到了19世纪的欧洲空想社会主义著作,使他决心为中国设计一幅人类未来社会的远景——“大同”社会的蓝图,以鼓舞那些还在苦难中挣扎而士气殆尽的同胞们。

  1884年,康有为着手编写《人类公理》一书,这就是后来驰名于世的《大同书》的初稿。书中,康有为揭露了封建社会的罪恶,歌颂了西方国家的先进,设计了一个“无有阶级,一切平等”的大同世界。书成之后,康有为认为中国实行“大同”尚非其时,迟迟不肯示人。直到1913年他才以《大同书》为名,在《不忍》杂志上发表甲、乙两部。全稿直到他死后八年,也就是1935年,才由他的弟子钱定安交中华书局出版。而康有为也由此而被世人称为“一佛出世”,“当代一人”,完全打动了他的学生和朋友。

  大同之世“大同”,是儒家宣扬的理想社会。《礼记。礼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在这样的社会里,老年人晚年有人照顾,壮年人有理想的工作,孩子有学习的机会,鳏寡孤独者,还有残疾之人都为社会所养。人人都生活得愉快幸福。康有为的《大同书》,虽然承袭了自孔子以来的中国大同思想,但并非孔子大同思想的简单翻版。孔子的大同思想着眼点是向后看,眼睛盯着唐虞三代,口口声声“吾从周”,认为古代是人类最理想的社会;康有为的《大同书》虽然承继了这份大同遗产,但他受西方进化论学说的影响,眼睛是向前看的。

  他凝视前方,憧憬未来,向往着更高级的人类理想社会。

  在《大同书》中,康有为提出了废除私有财产,实行财产公有的构想。

  他认为:在农业上要实行“公农”,把天下所有的田地都归为公有,任何个人不得占有和买卖;在工业上,要实行“公工”,把天下所有的工厂、铁道、轮船都归为公有,私人不许独占;在商业上要实行“公商”,把天下的商业都归公,由政府商部统一管理经营,不准有私人商业。

  《大同书》还对社会政府职责作了规定。社会政府部门主要职责是组织生产和分配成果。政府所属的农部、工部、商部必须按全体人口的需要和各地物产的丰歉,制定相应的计划进行生产、运输和消费。做到“地无遗利,农无误作,物无腐败,品无重复余赢”,即人民群众的需要和产品的供应要相等,既不虚耗人民的宝贵光阴,又不浪费社会的物质财富。

  不仅如此,康有为还为未来社会的劳动者赋予了崇高的社会地位。既然未来的社会是建立在公有的基础上,一切社会财富是由工人劳动创造的,所以太平之世除了工人没有别的可崇尚的;太平之世除了工人所创造的新器外没有别的可尊高的;太平之世没有痛苦,所有的只是欢乐。所以说在野蛮的时代,工人最低贱,愿意干的最少,人们对工人也最薄;在太平之世,工人是最高贵的,愿意工作的人也最多,对待工人也最优厚。而且人们既是工人,又是“学人”。人们所追求的是“知识竞争”,在竞争中出现许多“聪明睿智之士”,他们拿最高的薪金,享受最高待遇和荣誉。太平之世,人人都想创新发明,人类的进化因此而永无止境。“大同之世”生产力高度发达,一切生产劳动全采用机器,“一人之用可代古昔百人之劳”。因此人们的劳动时间将大大缩短,每天只工作三四个小时或一二个小时,除此之外都是游乐读书的时间。

  康有为的“大同”世界里,没有阶级,没有压迫,没有帝王,没有君长,也没有官爵、科第,人人平等。这是一个色彩斑斓的人类理想社会,却终是一种空想、梦幻。康有为也只能给人们一个带有空想社会主义性质的公有制形式,而且,他毕竟只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者,没有科学的世界观,不懂得人民群众是社会的主人,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真理。所以,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达到“大同”的路。在《大同书》中,康有为把衣、食、住、行以至器用、家具,沐浴等等的细微末节都作了详细的描绘,因而注定了这种从头脑中硬性产生的东西一开始就是空想。它愈是制定得详尽周密,就愈是陷入纯粹的幻想。虽然如此,《大同书》中所表现的追求美好生活的强烈愿望,以及他那探索救国救民真理的执著精神是值得后人继承和发扬的。康有为的《大同书》,使当时从封建营垒中走出来的少数知识分子,激起了反对封建主义的勇气。其中的很多理论观点,都闪耀着中西文化智慧的火花。

  浓厚的民主主义思想《大同书》中,出现了很多对劳动人民所受苦难的控诉和描写,不但真实可信,而且尖锐深刻,可以说是《大同书》中最激进的一部分内容,处处都是康有为民主主义思想的闪光。

  对于中国农民所遭受的剥削压迫的惨状,他这样写道:农民的生活最为穷苦,胼手胝足,风吹日晒,辛勤劳作一年,又被地租和赋税榨取得颗粒不剩。啼饥号寒,转死沟壑,这样不公平的事,天下人竟习以为常!他描写采矿工人的苦难,说采矿工人,整日赤身露肤,深入洞穴,潦水燃火,牛拖马拉,何其悲惨!而煤矿工人则更苦,煤气熏灼,身手漆黑,触鼻恶心,常人一刻也受不了,而他们却终生在毒气中工作,一旦洞裂地陷,则压死地下。

  他形容被迫出国谋生的华侨的悲惨命运说:他们弃家离乡,万里渡海,漂泊异国,卖身为奴,筑路开矿,任人鞭笞,驱若牛马,瘴疠疾病,生死莫问,呼天谁知?

  《大同书》是作者经过长期的思考和亲身的社会观察,在积累了丰富的资料的基础上几经修改而成的。康有为看到当时的世界是一个悲惨的世界,到处都充满了痛苦和呻吟,而中华民族所受的苦难又最为深重。他在《大同书》中愤怒地说:全世界都处在忧患之中,全天下的人们都是忧患的人,全天下的人都是被戕杀的人,苍茫的大地所形成的,不过是一个大杀场、大牢狱罢了。

  正因为对劳动人民寄予了深切的同情,所以康有为敢于对封建剥削制度发出抗议的呼声。他说人们生在这个世界上,都有上事父母下养妻儿的需求;然而却经常被迫交纳租税。征兵的公文一下,衙门里的差役就纷纷而来,鸡猪任他们宰割,房屋任他们摧毁。遇上水涝干旱有疾病的年头,公租交不上去,家里的男子就被关进牢狱,家里的土地典质给他人,甚至有的人为交租而卖掉自己的妻子儿女。惨状难闻,苦情难诉,牵裙挥泪,呜咽涕零。刚刚被逼得骨肉离散,吏胥又上门要新的租税了。所以元结说官劫过于贼,孔夫子以为苛政猛于虎也。这里,康有为把劳动人民在封建专制压迫下的苦难表达了出来,充满了对苦难人民的深切同情和对封建专制制度的强烈憎恨。康有为虽然不懂得阶级分析的方法,但他实际上已经站在了批判封建主义的立场上了。

  仁道主义康有为在他的《大同书》绪言中写道:“依人之道,苦乐而已,为人谋者去苦以求乐而已,无他道矣。”他认为,国家、君臣、政治都是免除人们的痛苦的,即“为人免其苦”。“苦”,即“苦道”。《大同书》中列举了人世间的种种“苦道”——有“压制之苦”,“贫穷之苦”、“苛税之苦”,“劳苦之苦”,“贱者之苦”等等。还有“帝王之苦”,“富者之苦”,“贵者之苦”。

  这样,不论贫者富者,不论统治者被统治者,大家不分彼此地同在一片“苦海”中,就应该不分彼此地互相怜悯,互相同情,不分彼此地互相“亲爱”。

  康有为阐扬了孔子的“泛爱众”思想,又借用了佛家的“慈悲”主义思想,论证了人类生活去苦求乐的正义性和合理性,无情地揭露了封建道德的虚伪性和残忍性。《大同书》通篇散发着浓郁的中国传统的人本主义思想。

  不仅这样,康有为还引用了资产阶级的博爱主义,认为实现大同世界的根本途径,在于靠人类的“不忍人之心”。他宣称,人类所以有各种各样的界限和痛苦,归根到底是由于人们不能相爱,人人都把自己的“仁爱”之心发扬光大,大同世界也就实现了。

  康有为把这种人本主义的思想表述为人道,提炼升华为“仁”。《大同书》全篇充满“仁”的思想,成为它感动人心的哲理性思想灵魂。“仁道主义”就是按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表达的人道主义。到了康有为的《大同书》,这种“仁道主义”既有天赋人权等西方资产阶级理论色彩,也具有中国思想发展史上特有的人本主义思想。他把人和“仁”二者糅合为一体,指出“人之所以为人者,仁也”。

  他从自然“天性”和“元”的本体结合的轨迹上,推导出“仁”的基本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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