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明的阶梯--历史上最有影响的33部书- 第42节

　　这18篇的前五篇通常被称为《五藏山经》或《山经》，从第6　篇以下的13篇通常被称为《海经》；而第14、15、16、17四篇通常又被称为《大荒经》或《荒经》。刘歆在他的《上山海经表》中说：“禹别九州，任土作贡，而益等类物善恶，著《山海经》。”意思是说：大禹治服洪水以后，把天下土地分为九个区域，根据各地的土地状况规定缴纳贡赋的种类和数量；他的大臣益（又称伯益，相传是嬴姓各族的祖先）等人又把各地的物产按好坏分为不同类别，为此而写了《山海经》。王充在《论衡。别通篇》中说：“禹主行水，益主记异物，海外山表，无所不至，以所见闻，作《山海经》。”按这个说法，又是禹和益二人同时巡行天下，但有分工，一个专管水道走向问题，一个专管记录各地的“异物”，而《山海经》则是二人巡行的见闻录。

　　二说虽有差异，但都认为《山海经》是夏代的古书，作者是禹和益。此后，晋朝的郭璞、北朝的郦道元、颜之推，直到清朝的毕沅、吴任臣、郝懿行等人，都沿袭此说。宋代朱熹认为《山海经》是为了解释《楚辞。天问》篇而作（《楚辞辨证》下）。其实，这些说法都不可信，夏禹、伯益不可能有著作传世，为释《天问》而作亦无根据。今天的研究者，对此也各说不一。今人蒙文通先生认为：《荒经》以下五篇大约写于西周前期；《海内经》四篇写于西周中叶；《五藏山经》和《海外经》四篇作于春秋战国之交。而且认为《海内经》四篇可能是古蜀国的作品；《大荒经》以下五篇可能是巴国的作品；《五藏山经》和《海外经》四篇可能是接受了巴蜀文化以后的楚国的作品。此说见《中华文史论丛》第一辑。今人袁珂先生则认为《大荒经》以下五篇约写于战国初年或中期；《五藏山经》和《海外经》四篇成于战国中期以后；《海内经》四篇成于汉代初年。而且认为作者都是楚国或楚地的人。

　　此说见《中华文史论丛》1978年复刊号。此外，还有不少其他的说法，如：“写作《山海经》的人居地应略偏于我国东北部地区。”等等。今读《山海经》，《五藏山经》文字古朴，可能成书较早；《海外经》、《海内经》八篇有秦汉时期才出现的地名，如长沙、象郡、诸暨、零陵、桂阳等，但却不能因此就判断它是秦汉时期或更后的作品，也许这些地名是后人纂入的；《大荒经》以下五篇，有郭璞为此书作注时、把汉代桑钦的《水经》移入的一部分。总之，可以大略地说，今本《山海经》成书于秦汉以前，其中有秦汉以后增入的内容；其书不是一时一人之作。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山海经》首先是一部有关古代自然地理的书。

　　书中记载了约五百多座山、三百条水道。每记一山，一般都要说明它在另一山的什么方向，相距多少里程，有什么物产，有什么河流发源，流向何处。

　　但是，由于古今地名的变化，古人测计方位与里程的不准确（甚至未经测计，只凭传说），由于简策和文字的错乱，不同作者因所处方位不同而指向不同，等等原因，作为地理书的《山海经》，十分难读，有时同一地望，忽而在东，

　　忽而在西，读者如同进入迷阵。正如郭璞所说，“此书跨世七代（指夏、商、周、秦、汉、魏、晋），历载三千”，“其山川名号，所在多有舛谬，与今不同，师训莫传，遂将湮泯。”应当特别指出的是，《山海经》中有些后人不曾知道的极为古老的地理观念，也是形成该书难读的重要原因。如书中记载的著名的昆仑山即可说明这一情况。古语“昆仑”一词，本是形体格外高大、颜色苍黑之意。

　　这座形体格外高大、颜色苍黑的山，不仅盛产各种珍奇物类，而且是众神居住的地方，是“帝之下都”、“百神之所在”，“非仁羿莫能上冈之岩”，是西王母神居住的地方，无比神奇。屈原在《楚辞》中写道：“登昆仑兮食玉英”、“吾与重华游兮瑶之圃。”关于这些，在《穆天子传》、《神异经》、《庄子》、《淮南子》等古书中记载更加详细。昆仑山在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可与古希腊神话中的奥林匹斯山媲美。这座昆仑山的方位是处在“天地之中（中央、正中）”，而且它又是顶着天使它不掉下来的“天柱”；是“日月所相避隐为光明”的地方，就是说是黑夜与白天的分界处，如同杜甫说的那样“阴阳割昏晓”；它又是黄河的发源地，“河水（黄河）出其东北隅”。这座昆仑山到底在哪里？春秋战国时人们已经说不清楚，当时的文献，除了神话传说或寓言故事，并不用昆仑这个名称。汉武帝时，根据“河水出其东北隅”的说法和使者的调查报告，把今新疆于阗以南的山定名为昆仑山。但这是汉代人的地理概念，而这个山根本没有《山海经》和其他一些古籍记载的那些特点。今人何幼琦、何新等先生经多方考证，《山海经》记的昆仑山就是今天的泰山（说见《诸神的起源》第五章），不是任何别的山。泰山处在夏商以前中华民族活动区域的中心地带，在那时人的眼里，它被视为“天地之中”，而且受到无限的崇拜，由此而产生了各种神奇的传说。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民族活动区域的不断扩大，活动中心的不断变迁，这一古老的历史和在这历史中形成的地理观念早已模糊不清，甚至被掩埋和遗忘了，因而本来有具体实指的昆仑山也就变得迷离恍惚，找不到所在了。曾经赫赫有名的昆仑山尚且如此，而其他山川就更不须说了。这样，根据传说写成的《山海经》，后人读起来也就摸不着边际了。

　　第二、《山海经》是一部有关古代历史地理和氏族世系的书。其中记载了约一百个邦国，并记述了这些国人的形状、民族来源，以及他们的生活食料。如：“西周之国，姬姓，食谷”：“北齐之国，姜姓”：“有北狄之国。

　　黄帝之孙曰始均，始生北狄“：”西南有巴国。太暤生咸鸟，咸鸟生乘釐，乘釐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人。“等等。全书记载人名140　多人，大部分都叙述他们的传代关系，可与《世本》及《大戴礼》中的《五帝德》、《帝系妊》互相参证。其中属于帝俊后裔的最多。近世甲骨文专家研究，认为帝俊是殷的远祖，因而有人认为《山海经》是根据殷商族的传说记录的。可见《山海经》对研究上古史是有一定史料价值的。当然，从严格的地理书的观点看，《山海经》所记的古国，有许多是荒唐古怪的，如上述贯胸国、丈夫国、女子国之类，绝非实有。

　　但这是不足为怪的，世界上任何民族的古史都杂有这种荒诞的内容，真实的历史往往隐藏在这些荒诞内容的背后。

　　第三、《山海经》是一本有关中国古代巫术和医药的书。中国古代医学本来发源于巫术，《山海经》里所记的一百四十多人中，有15个是巫者。《山经》在记述名山大川及其动植物和矿产时，往往兼及鬼神，最后又往往讲到祠神用鸡、用玉、用糈（精米）之类的话，因而它有可能是巫师们在祭祀山川时所用的祈禳书。如：“自天虞之山以至南禺之山，凡一十四山，六千五

　　百三十里。其神皆龙身人面。其祠皆以白狗祈（用白狗作祭品向神祈祷），糈用稌（t　ú，糯米）。“又如：”崇吾之山至于翼望之山，凡二十三山，六千七百四十四里。其神状皆羊身人面。其祠之礼，用一吉玉（有采色的玉）瘗（yì，埋，埋于土中以祭），糈用稷米。“《海经》虽没有祠神用什么物品的记述，但讲诸巫活动的地方，随处可见，又有许多怪神和怪物的叙写，带有宗教神秘的色彩，大约也是与巫术有关。所以，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山海经》“盖古之巫书也”。

　　《山海经》形象地记载了动物127　种，植物58种，还有许多矿产，给人以琳琅满目、如同进入博物馆的感觉。记述各地特产的动植物，常常是连带说明哪样可吃、哪样可佩、哪样不可吃、哪样吃了会发生什么作用。如：“钱来之山，其上多松，其下多洗石（洗澡时用以去污垢的石头）。有兽焉，其状如羊而马尾，名曰粒�羊，其脂可以已腊（治皮肤皴裂；腊，读x　ǐ）。”又如：“招摇之山，临于西海之上，多桂，多金玉。有草焉，其状如韭而青华（花），其名曰祝余，食之不饥。有木焉，其状如穀而黑理，其华四照，名曰迷穀，佩之不迷。有兽焉，其状如禺而白耳，伏行人走，其名曰狌狌，食之善走。丽麂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海，其中多育沛（其物今不详），佩之无瘕疾（虫病）。”这些记载分明是反映了古人对药物的试验和探索，读《山海经》可以使人看到中国医药学的开端，可以领略到所谓“神农尝百草”教人治病的古老传说的真象。《山海经》所记动物，多数都有些稀奇古怪，有的可能因观察不准，被假象蒙蔽，便信以为真。如《海外西经》所记的并封，“其状如彘（猪），前后皆有首（头），黑。”一只大黑猪，前后都有头，这不可想象。但闻一多先生解释说：“乃兽牝牡相合之象也。”这样就把真象揭开了，原来当初是人们看到两头野猪交配时的状态，从而演绎传说成为并封这样一种本属乌有的怪物。但我们却不能由此而把那些古怪动物都指为虚说，也许有些是因为灭种而后来见不到了的。

　　上古神话最为珍贵但是，《山海经》一书最重要的价值，乃在于它是一部关于中国上古神话的书。对《山海经》的内容，司马迁的“不敢言之”，魏晋人的“莫不疑焉”，以及许多学究式的解说，大约都是犯了同一个毛病，就是用机械实证的观点和方法去看待《山海经》中记述的每一事每一物。这样，只能有两种可能的结论：要么就是具体真实的存在；要么就是没有意义的胡说，从而排斥之，舍弃之。中国古代许多美丽的神话传说被沦没佚失，大约与这种思想方法很有关系。近世以来，对古代神话的研究形成专门学问，人们才以新的观点和态度去对待那些一向被视为荒诞不经的神话传说，从而看出它的意义和价值。

　　在远古时期，人类就已经凭借着自己的想象来幻想创造了还不是用文字来记载的神话。人类创造这些神话的起因，是要对各种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寻求解释，处理好与这些现象的关系，或者制服它，利用它，或者敬畏它，顺应它，从而使自己生活得更好。因此，这些神话不仅折射着远古时期人类的历史、生活、观念、思想和愿望等等，同时也对人类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起着巨大的积极作用，正如今天的文学、艺术引导着人们健康生活、奋发向上一样。中华民族的远古史上曾经创造了极其丰富的神话。这些神话是口头创作，开初只在人们的口头上流传着，在流传中也不断地加工着和丰富着，是那时人们的文学艺术，也是那时人们的精神食粮。这正如鲁迅所说：“神话不特为宗教之萌芽，美术所由起，且实为文章之渊源。”但是，在有了文字的记载之后，流传在人们口头上的我国上古神话，并没有人把它记录整理成系统的专门著作加以保存和流传，只是在后世的诗歌及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