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广昌是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北大门。
1934年4月中旬，蒋介石调集11个师，由陈诚率领沿盱江，一边修碉堡，一边缓缓向广昌推进，企图占领中心地区，彻底摧毁红军，扼杀中国革命。
4月21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全称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下达保卫广昌之政治命令。
命令指出：“敌人已尽力采用一切方法企图占领苏维埃的广昌”，“我们的战斗任务，是在以全力保卫广昌”。
命令高呼：“高举光荣的红旗向着伟大的胜利前进。胜利万岁！”
文末的联合署名是：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博 古
军委主席 朱 德
总政治部代主任 顾作霖
人们从文末的署名中不难看出，由毛泽东、朱德亲手缔造的所谓“朱毛红军”的决策层里，已不见了“毛泽东”的名字。
这是怎么回事？
原来正当毛泽东开辟了井冈山的道路，并进而总结出一整套创建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理论，以指导全党从大革命的失败中重新站起来的时候，他遇到了来自共产国际的强有力的挑战。
随着苏区的发展和壮大，一批批在列宁主义故乡苏联受过系统理论熏陶的中国共产党人，陆续来到了中央根据地。1931年1月，在上海举行的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等“左”倾教条主义者取得了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他们陆续向中央苏区派出“钦差大臣”，开始全面推行“左”倾盲动主张和贯彻共产国际的指示。这些在莫斯科吃过洋面包的干部，在政治上不乏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又全面学习和研究了马列主义，相对于没有进过大学、更没留过洋的农民出身的毛泽东来说，显得更有理论水平，因而神气十足。
他们一到苏区，就指责由毛泽东担任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中央苏区犯了许多严重错误，是“机会主义”、“富农路线”，因而要对苏区中央局实行“改造”和“充实”。到1931年11月的赣南会议，他们提出“要集中火力反对右倾”，“在实际工作当中，要与一切立三路线影响和党内主要危险——右倾机会主义作最残酷的斗争。”实际上不点名地对毛泽东进行批判。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他们又剥夺了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让毛泽东回后方，负责中央政府工作。这样，毛泽东就被排挤出中央根据地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
失去党、军要职的毛泽东到哪儿去了呢？
他从宁都来到福建汀州养病。
毛泽东一进汀州城，就到福音医院看望老朋友傅连暲。
“毛泽东，恭喜！恭喜！”傅院长满脸笑容对毛泽东说道。
毛泽东莫名其妙，不知喜从何来。
原来是毛泽东“喜得贵子”。毛泽东和贺子珍结婚后，贺子珍在1929年生下一女孩。因当时红军战事频频，贺子珍只得把女孩寄养在当地老百姓家，准备日后再来接孩子。
可是，后来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再去这家领孩子时，孩子已夭折了。
1932年，贺子珍又怀孕了。她被送进福音医院。14天前生下一男孩，这对曾失去过亲骨肉的毛泽东夫妇来说，当然是“一喜”。
见到妻子和儿子，心情郁闷的毛泽东得到了一丝慰藉。他亲自给小名叫“小毛”的儿子取了个大名，叫“毛岸红”。“岸”是与岸英、岸青、岸龙排在一辈的“岸”；“红”则意味着生在红区，长大要当红军。可惜毛泽东的这个儿子在红军长征后又寄放在老百姓家里，革命胜利后再也没有找到。
毛泽东被傅连暲安排在离福音医院半里多路的“老古井”住下。傅连暲仔细为毛泽东检查了身体，并常常陪毛泽东上北山散步，两人结下了亲密的友谊。
在福音医院里，毛泽东还结识了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身在医院的毛泽东，心里却仍时时惦记着前线，关心着红军的命运。罗明一直敬仰红军的缔造者毛泽东，可是过去却没有直接聆听毛泽东教导的机会。现在是天赐良机，两人便攀谈起来，而且谈得非常投机。
罗明说，自从主力红军打下漳州后千里回师赣南，眼下只有刚成立的红军独立第八师、第九师共3000人在闽西。毛泽东听说这一情况，便建议罗明在闽西、闽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毛泽东向罗明介绍了中央革命根据地三次反“围剿”取得胜利的经验，指出应加紧开展广泛的地方游击战争，以配合主力红军的运动战，使主力红军能集中优势兵力，进行各个击破，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粉碎敌人的第四次“围剿”。而在（上）杭、永（定）、（龙）岩老区开展游击战争，牵制和打击漳州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和广东陈济棠部队的进攻，对于粉碎敌人的“围剿”，保卫中央苏区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听了毛泽东的一席话，罗明茅塞顿开。第二天，他就急匆匆出院，回闽西召开省委会作了传达。大家一致拥护毛泽东的意见，并决定罗明任省委特派员，去杭、永、岩进一步开展游击战争。罗明根据当地实际情况，于1933年1月下旬向省委写了《对工作的几点意见》、《关于杭永岩情形给闽粤赣省委的报告》，提出了广泛发动赤卫军、少先队、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在扩大红军问题上，根据地的边缘地区与巩固地区政策应有所不同等意见。
没想到，罗明的这些报告竟招来了横祸！
刚刚走马上任的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一手发现”了罗明的所谓“路线错误”，因为在《关于杭永岩情形给闽粤赣省委的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话：如果只注意局部某一地方的转变，不注意很好地配合起来，发展武装斗争，那就请我们最好的领袖毛主席、项英主席、周恩来同志、任弼时同志，或者到苏联去请斯大林同志，或者请列宁复活，一起到下溪南或者其他已受摧残的地方，去对群众大演讲三天三夜，加强政治宣传，我想也不能彻底转变群众斗争的情绪！
这段话中最犯忌的就是把毛泽东称为“最好的领袖”，并放在其他领袖的前头。
博古质问罗明，谁说毛泽东是“我们最好的领袖？”怎么能把毛泽东跟斯大林甚至跟列宁相提并论？
由于崇拜毛泽东、推行毛泽东的主张，罗明被戴上了“机会主义路线代表人物”的帽子，被撤销了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的职务，并在福建省委的批斗会上，被整整斗了三天三夜。
于是，反“罗明路线”的斗争迅速从上而下，从地方到部队广泛展开。福建省资格较老、地位较高的干部，普遍受到了打击，甚至没有一个区、没有一个连以上干部没有被斗争的。福建军区司令员谭震林、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张鼎丞、省委常委郭滴人、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刘晓、团省委书记陈荣等均受到批判，甚至被撤职。
1933年2月下旬开始，在江西也开展了反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的“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这一斗争持续了很长时间，直到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前夕才停息下来。
毛泽东本人在被剥夺了党和军队领导职务，专任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主席兼人民委员会主席的情况下，又在1934年2月1日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简称“二苏大”）闭幕后，被免去人民委员会主席职务。博古指派张闻天“分管”政府工作。毛泽东只成为徒有虚名的政府首脑，被彻底架空了。博古拍手称快说：“老毛（泽东）变成了加里宁了，哈哈！”
毛泽东在倍受排挤打击的情况下，既坚持原则，不承认自己犯了“纯粹防御路线”和“富农路线”的错误，又表现出高度的组织纪律性。他服从党的决议，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力所能及地做好地方工作。
第一章 走入低谷“朱毛红军”不见了毛泽东（二）
1933年2月，博古代表中共临时中央，责成毛泽东负责领导“查田运动”。从此，毛泽东把主要精力花在“查田运动”上。
所谓“查田运动”，即是在农村开展“清查阶级、清查土地”的运动。
1933年3月，毛泽东在瑞金叶坪进行“查田”试点，随后在中央苏区开展“查田运动”。
6月，毛泽东接连在《红色中华》上发表关于“查田运动”的重要文章，并在瑞金叶坪主持召开了“八县查田运动大会”。
8月，毛泽东发表《查田运动的初步总结》。
毛泽东，原本是中央苏区最高首长，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如今却只能分管“查田”这一项工作。
就在毛泽东“查田”的那些日子里，中央根据地的第四次反“围剿”战斗正在激烈进行。
前线，司令部里虽然已见不到毛泽东修长消瘦的身影，听不到毛泽东充满辣味的果断而又幽默的湘音，然而由于毛泽东军事思想在红军中的深刻影响，领导这场战斗的周恩来、朱德、刘伯承仍按照毛泽东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指挥作战。从1933年2月中旬起至3月20日，红军接连在黄陂战斗、草台岗战斗中大胜蒋介石的军队，粉碎了蒋介石的第四次“围剿”。
1933年秋天，蒋介石在德、法、英、美等帝国主义的支持下，纠集100万军队，向革命根据地发动空前规模的第五次“围剿”。其中50万兵力，直接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
发动四次“围剿”均遭失败的蒋介石急红了眼，这次他改变了过去“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战法，采用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略，层层修筑碉堡，逐步向根据地内推进，最后寻找主力红军决战，用“竭泽而渔”的办法，达到其消灭根据地红军的目的。
面对蒋介石的新战略，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采取了什么样的对策呢？他的王牌就是让一年前由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担任总指挥。
李德认为，对付蒋介石的新战法，红军过去反“围剿”的方式已不适用。他狂妄地说“游击战争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是打正规战的时候”，坚决反对积极防御、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反对以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作为主要作战形式，主张打以堡垒对堡垒、阵地对阵地的正规战、阵地战，因而使红军陷入了极端被动的地位。
1933年11月，驻福建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在蒋光鼐、蔡廷锴领导下，打出“抗日反蒋”的旗帜，公开与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决裂，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并表示愿意同红军合作。蒋介石从“围剿”中央苏区的军队中抽调9个师，从沪杭宁地区抽调两个师，去进攻十九路军，暂时减轻了对中央苏区的压力。面对这种有利形势，远离前线的毛泽东曾建议中央红军改变战略方针，以主力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威胁国民政府的根本重地，调动“围剿”苏区的国民党部队回援，在广大无堡垒地区寻求有利战机，消灭其有生力量，以打破“围剿”，并支援福建革命政府。但是，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对毛泽东的这一正确建议置之不理，以致失去了粉碎第五次“围剿”的有利时机。
蒋介石镇压了福建事变后，腾出手来再次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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