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总司令部设在“柏天顺”酱园，它是一幢中西合璧的楼房，也是遵义城最豪华气派的私人宅邸。主人柏辉章是贵州省省长、二十五军军长王家烈麾下的二师师长，也是贵州的一个自由商贾和银行家。他的股份覆盖了三万多人口的遵义市周围的所有赢利企业，这所豪华新居就是他社会地位的象征。
柏的宅邸是30年代中国军阀的典型住所，是用灰砖建筑并带有柱廊的两层楼房，屋檐略微突出，楼上有带顶篷的阳台，在当时可算得上够现代的了，多少体现了中国传统建筑与西方建筑风格的结合。房子由围墙环抱着，考究的大门正对着遵义一条主要街道。如果说房子的外观是中西合璧，屋内的陈设则地地道道是中国特色：中国古式红木家具，中国式的屏风、轴画、茶具、工艺品等等。
中革军委和红一方面军都在这里设了办公室。周恩来和他的妻子邓颖超住在二楼一间靠阳台的舒适房间里。邓颖超后来一直记得她站在二楼阳台上能够着槐树叶子。她这时还患有肺结核，一直咳血。不过，这是她长征以来头一次与她日理万机的丈夫团聚在一起。朱德和妻子康克清也住在柏宅。另外还有刘伯承和其他军事指挥员，如张云逸、彭雪枫等人。彭德怀、刘少奇和李卓然也在这儿住过。
楼上周恩来和朱德住房的旁边，有一个宽敞的客厅，著名的遵义会议就是在这里召开的。
在住房安排中，引人注意的是，博古和李德都没有住进这两个红军领导人集中的地方。博古住在离柏公馆不远的一所四合院内，这小院藏在子尹路西侧一条小巷里，背靠着玉屏山。李德住在一家地主的四合院里，离柏公馆很近。洋顾问被安排住进土老财的房子，这使他感到委屈，对于惯于享受特权、对住房十分挑剔的李德来说，无论如何难以接受。为宣泄心中的愤懑，他竟歇斯底里地跑到门外放了几枪，以示抗议。
红军领袖被安排好住处后，便开始忙碌起来。
第三章 历史转折初到遵义，未雨绸缪（二）
首先以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朱德的名义发表了《出路在哪里》的文告。这份文告深刻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阐明了党和红军的主张，指明了工农劳苦大众的出路。文告号召贫苦工农大众要合心、要团结，拿起菜刀、锄头、大刀、木棍、鸟枪、快枪，以及一切武器暴动起来，发展游击战争；号召白军士兵哗变到民众方面来，一同来革命，实现共产党的主张，创建工农红军、工农自己的苏维埃政府。这篇战斗檄文，对遵义的人民群众有很大的影响和号召力。
接着在1月12日，遵义市成千上万的工人、市民、知识分子、小商贩，以及从十几里几十里外赶来的农民，兴致勃勃地云集到省立第三中学的操场上，聆听红军领导人的讲话。下午1时，大会开始，朱德、毛泽东、李富春先后在大会上讲话。朱德在讲话中说，红军是工人农民自己的队伍，红军有严格的纪律，自觉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愿意联合国内各党派、军队和一切力量共同抗日。朱德讲话之后，台下爆发出阵阵掌声。
在口号声和无数双眼睛的期盼下，毛泽东大步走上讲台，用浓重的湘音开始讲话，题目是“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他说：“穷人为什么受穷呢？就是因为政权不在穷人自己的手里。地主、官僚压迫和剥削穷人。……穷人要翻身，就要拿起枪杆子，跟着共产党和红军闹革命，建立起自己的红色政权。红色政权不收苛捐杂税，还要实行全民选举……”
随后，李富春也讲了话。
红军领导人的讲话通俗易懂，深明大义，讲到了群众的心坎里。遵义的老百姓明白了翻身求解放的大道理，决心跟着共产党干革命，纷纷要求参加红军建立自己的红色政权。过去一些人因听信国民党的欺骗宣传，对共产党和红军存在着误解和偏见，听了毛泽东等红军领导人的讲话，改变了对红军的看法。遵义三中有位叫黄颖的同学，听了大会发言后，思想上发生了巨大变化。他说：“他们简练通俗的语言，亲切平易的态度，朴素简单的服装，由浅入深地把革命大道理讲得很透彻，使我既惊讶又佩服。原来国民党诬蔑他们是‘红胡子’、‘红头发’、每天都要吃‘小孩’的人，却是这样的和善可亲、文质彬彬。”
就在这个会上，黔北高原上开天辟地成立了第一个人民政权——遵义县革命委员会。会后，遵义周围各地的革命委员会、工会、农会、游击队、抗捐斗争委员会、革命先锋队如雨后春笋纷纷成立。各族苦大仇深的工农大众和革命知识分子踊跃参加红军，几天工夫，红军就收了5000多名新战士。
忙完了对群众的组织和发动，红军领袖们开始考虑进遵义后最重要的一项议事日程——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重大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
周恩来一身兼三任：调动和部署兵力，筹备遵义会议，准备军事报告。
周围毕竟有敌人觊觎，为不使会议期间遭敌人袭击，周恩来首先要布置好几个军团的位置，警戒遵义。他和朱德频频调动部队，对所属各部担负的任务进行周密细致的安排和部署。
博古和李德思想上还不通，周恩来还得对他们做说服工作。虽然猴场会议重申了黎平会议确定的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定，但到了遵义后，博古想变卦，认为通道、黎平、猴场三次会议已经解决了问题，不需要再召开什么会议。李德压根就反对在遵义召开会议，因为他深知毛泽东倡议开会是为了“讨论失败”，这将把他置于被告地位。到遵义前他已靠边站了，但顾问的头衔尚未正式撤销，一开会怕连这顶帽子也保不住了。
博古住进四合院后，开始整理自己纷乱芜杂的思路。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到湘江之战红军损失惨重，他已听到部队对他的指挥议论纷纷。从通道转兵，到黎平会议，军事部署基本上摆脱了李德与自己的设想。但是前一段军情紧急，来不及对重大军事部署进行充分讨论。进遵义后，部队得到暂时的休整，中央政治局的同志与红军中的高级将领一致要求开会统一思想，总结前一段的教训，决定下一步的部署，要坚持不开会恐怕不可能了……
正举棋不定，周恩来来到他的住所，进一步向他申述了猴场政治局会议决定在遵义开会的决议，而且告诉他王稼祥、张闻天、朱德、陈云和毛泽东等多数政治局的同志都要求召开会议，周恩来本人也力主召开会议。博古终于同意召开遵义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他俩明确了分工：由博古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由周恩来作关于军事问题的副报告，并由周恩来负责会议的筹备工作。
处理完一天的工作，夜深人静时，周恩来回到自己的住室，打开桌上的铜墨盒，开始握笔沉思，精心推敲他的副报告。他深知这杆笔的份量，时停时写，写了改，改了又写，一连写了几个通宵。正是这份凝聚周恩来智慧和心血的报告，在遵义会议上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
与周恩来一样繁忙的是毛泽东。他最先提出要讨论失败原因，又争取到王稼祥、张闻天等人的支持，由此导致红军进军方向的转变，才有今天呆在遵义城内“坐而论道”的局面。他要抓住这一千载难逢的时机，为开好遵义会议做好各方面的工作，使会议达到结束“左”倾错误领导、摆脱革命危机的目的。
贺子珍后来回忆说：来到遵义后，毛泽东忙极了。那些天，他整天不在家，也很少睡觉，一改过去晚睡晚起的习惯，早早就起床走了，有时中午都不回来吃饭，晚上回来得很晚，也不马上睡觉，还要趴在桌子上写一阵。
他忙什么呢？当然是忙着准备会议的“重型炮弹”。他把制作炮弹的工作分给了张闻天、王稼祥和他自己。
毛泽东先迈进了张闻天的住室。张闻天正伏在一扇宽大的彩色玻璃镶嵌的窗子下写日记。
毛泽东拉过一把红漆木椅坐下，稍致问候便开门见山地说；“进了遵义，形势好像对我们有利。遵义民众在地下党组织的发动下，热烈地欢迎我们入城。自离开根据地，还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场面。遵义是风水宝地啊，我们应该从容不迫地开个会，好好总结一下过去啦。”
张闻天随声附和道：“对呀！过去的一些是是非非，到了澄清的时候了。润之，你该在会上痛痛快快地讲讲了。”
毛泽东诚恳地说：“思美，你是知道的，很长一段时间，我没有在中央的会议上发言喽。你是政治局常委，说话有分量，麻烦你辛苦一下，准备一个报告，在会上说说咱们的意见，对‘三人团’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提出批评。”
张闻天面有难色地说：“我不大懂军事，怕写不好。老毛，还是由你准备，你懂军事，亲自带兵打过仗。”
毛泽东笑笑说：“不要紧，我们商量一下，你执笔。你是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又是大秀才，你在会上报告名正言顺，我嘛人微言轻，不过，我会讲话的。报告还是由你作，我和稼祥帮你出点子。”
张闻天推了推鼻梁上下滑的眼镜，两手一摊说，“我只好临危受命，担此重担喽！”
毛泽东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本子交给张闻天，说：“突围出来，我一路上找过一些指挥员谈话，搜集了不少材料，很有用处。这些火线上闯出来的指挥员，最有发言权。你写报告提纲，可以参考一下他们的意见。”
毛泽东递给张闻天的这个小本子，无疑是射向“左”倾军事路线的一发发炮弹。
从张闻天处出来，毛泽东又去找王稼祥。他把由张闻天执笔写报告提纲的想法告诉了王稼祥，王稼祥很是赞同说：“行，洛甫研究过一些军事理论著作，在党内的地位比我们都重要，由他作报告身份比我们合适。不过，老毛，洛甫写时，你要帮他一下，你毕竟玩过枪杆，能说到点子上。”
毛泽东慨然应允：“会上我还要作补充发言，你也讲讲。”
王稼祥点点头说：“那自然，你不让我开炮，我也会开炮的。”
辞别了王稼祥，毛泽东迈着轻松的步履朝自己的住处走去。他感到如释重负，只等会上交锋了。毛泽东历来不打无准备的仗，即使在政治斗争的战场上也一样。结束党内“左”倾路线统治这一仗，经过通道、黎平、猴场三次预备役的铺垫，已到了要么不打，打则必胜的地步。
当然到目前为止，也不是所有政治局委员意见完全一致了，个别委员也在忙着进行逆向运动。
少共中央书记、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看了博古未写完的报告连连摇头，说：“过头了，过头了，博古同志，你的检讨过头了，中央有什么错，你有什么错，完全是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嘛！”他一个劲儿地为博古推卸责任。倒是博古自己觉得无论如何也要作点检讨，否则过不了关。凯丰强烈反对说：“只怕作一点检讨也难交待，这几天我也找人做工作，聂荣臻我就跟他谈过几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