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帅们处于指挥作战的第一线，对单纯防御军事路线的危害更有切肤之感，所以个个发言踊跃、言辞激烈、言之有理、持之有据。整个会议出现一片声讨“左”倾冒险主义，要求结束李德、博古对红军的瞎指挥的场面。
第三章 历史转折李、博一落千丈，凯丰打抱不平
出席遵义会议的正式代表中，只有博古和凯丰反对毛泽东的讲话，不同意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批判，反对毛泽东出来领导党和红军，29岁的凯丰表现得最为狂妄，他当面挖苦毛泽东：“你懂得什么马列主义？顶多是看了些《孙子兵法》！”
毛泽东抬起头看了看口出狂言的凯丰，不客气地反问：“请问凯丰同志，你可知《孙子兵法》究竟有几章？”
凯丰答不出来，露出十分尴尬而又不服输的神态。
一直做白区工作的刘少奇在发言中指出，四中全会后，“左”倾冒险主义使工人运动流产，白区党组织几乎完全瘫痪，并要求中央对五中全会后，白区和苏区党的路线作出全面的检讨。
刘少奇过去在白区工作时，因坚持党在白区工作的正确方针，曾屡次遭到“左”倾冒险主义者的打击。1931年秋，他担任中央职工部部长后，接连发表了《关于工运的意见》、《批评“退出黄色工会”的策略》等文，尤其在领导上海沪西纱厂工人罢工斗争中，反对“左”倾领导者要求工人搞武装斗争，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建立苏维埃政府的“左”的脱离群众的主张，坚持工人斗争从实际出发，首先帮助当时工人解决生活困难的正确方针，结果被王明“左”倾领导者撤销了中央职工部部长的职务。因此，他对“左”倾错误的危害是有切身体会和深刻认识的。
但是博古、凯丰不承认中央在白区工作等方面也犯了严重错误，认为四中全会以来中央的路线是正确的，不能因为没有粉碎第五次“围剿”而否定党的整个路线。
会议引起了争论。博古和凯丰激动地进行了反批评。刘少奇正要据理反驳他们，被毛泽东拦住了。毛泽东认为当前首先要解决的是军事路线问题，这是关系到正在进行的长征成败、党和红军命运和前途的问题，切不能因为政治问题的争论而影响军事路线的解决。所以他提出先检讨军事路线问题，其他问题暂不讨论。这是毛泽东推动遵义会议顺利进行的一个正确策略。后来毛泽东说：“遵义会议承认博古政治路线，只集中弄清军事路线，因为中央在长征中，军事领导是中心问题。当时军事领导的解决差不多等于政治路线的解决，组织上不久也取消了博古的中央书记而以洛甫代之，因为当时只有如此，才能团结我们内部。”
周恩来后来也指出：“毛泽东提出‘先解决军事路线’这就容易通，很多人一下子就接受了。如果当时说整个都是路线问题，有很多人暂时会要保留，反而阻碍党的前进。这是毛主席的辩证唯物主义，解决矛盾先解决主要的矛盾，其次的放后一点嘛。”
毛泽东这样做，将斗争的原则性和策略的灵活性很好地结合在一起。会上，虽然没能就“左”倾领导者政治方面的错误展开讨论，但这个问题在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在大家认识进一步提高的基础上，在瓦窑堡会议上顺利地得到解决。后来毛泽东回忆遵义会议时说：在遵义会议上，他（刘少奇）表现还是不错的。在那个时候这是很宝贵的。
尽管毛泽东很注意把握斗争的分寸，但会后，凯丰仍顽固地坚持错误立场，对博古说：“对路线错误的批判，我还是接受不了，中央的大印不能就这样交出去！”回到地方工作部，他还气呼呼地对李维汉说：“谁正确，谁错误，走着瞧！”
鉴于凯丰的错误态度，在会后撤销了他的红九军团中央代表的职务。不久，到了云南扎西，由于他承认了错误，转变了态度，又及时地恢复了他的这一职务。在严峻的战争环境中，新的党中央领导人一改过去对犯错误同志“无情打击”、“残酷斗争”的极端做法，使犯过路线错误的同志纷纷回到正确路线一边。
两天来同志们的批评使博古十分震惊，他从没想到自己的错误这么严重，招致这么多人的激烈反对。他是感到自己难以胜任党的主要领导人的重任了，但是在一片批评和谴责声中下台，他又感到十分痛苦。在当时异口同声、众炮齐发的情况下，作为会议的主持人，他表现出了良好的民主作风，没有滥用职权压制提意见的人，而是耐心听取各种不同意见，表现了共产党人应有的胸怀和组织纪律性，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
会后，博古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到自己的住处，进门后有气无力地坐在桌边的靠背椅子，心情十分压抑。会上那一幕幕的情景，又像放电影一样在他脑海中闪过……这么多的批评、指责，难道自己过去的一切都错了吗？打了几个败仗就什么都不行了吗？世界上哪有常胜不败的将军？博古这时心情十分复杂，他似乎要为自己辩解。他认为自己历来组织观念是最强的，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候起，就是按共产国际的指示办事。既然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当然必须听从它的指导，难道有谁能够违背共产国际的指示去另搞一套吗？想到自己日以继夜、呕心沥血地工作，竟换来这样一个结果，他感到委屈，也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孤独。为排解心中的烦闷，他顺手撕了张印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委员会”字样的信笺，随手写下了几行似诗非诗的话：
我是多伤惨，
光阴犹如胆，
何日胆光转，
红军出青天。
这一夜他怎么也睡不安宁，痛苦、沮丧、愤慨、委屈交织在一起，折磨着他。
不过，虽然直到遵义会议结束博古思想一直不通，但他表示愿意遵守少数服从多数的组织原则，愿意为实现遵义会议确立的路线忠诚地进行合作，愿意遵守遵义会议的决议。遵义会议后，他也顺从地交出“总负责”的大印，继续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革军委委员。自1935年2月7日起，担任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在与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阴谋的斗争中，博古坚定地站在毛泽东一边，被张国焘列为打倒对象。1936年他同周恩来、叶剑英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参加西安事变谈判，促进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从1941年起，他在延安主持《解放日报》和新华通讯社工作，正确生动地宣传了毛泽东思想。1946年2月，博古作为中共代表团的代表参加重庆谈判；4月8日在从重庆飞返延安途中，因飞机失事遇难。
博古在延安整风时，对自己在主持中央工作时期的错误，有了比较全面彻底的认识。到了党的七大时，他作了一个系统解剖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的发言，对这条路线的产生、发展和破产的各个阶段作了认真的回顾；对这条路线在各个方面造成的严重危害作了深刻的剖析；对自己在推行这条路线过程中应负的主要责任及犯错误的思想根源，作了坦率诚恳的自我批评。
在遵义会议期间还有一位因愤懑和骄狂而睡不着觉的，那就是已经“靠边站”的德国顾问李德。李德被毛泽东发言中对他尖刻的指责深深刺痛了。直到30年后，他仍对遵义会议只讨论军事问题而没有同时也讨论政治问题的做法表示极大的不满，他指出会上根本就没有提及苏联和国际政治。
美国著名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他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这样描写李德在参加遵义会议时的情景：
李德的处境很不利，他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远远地坐在门旁，被有意地排斥在中国人圈子之外了。他只能通过伍修权的翻译来了解他们在说什么。而入夜以来，伍修权变得愈来愈不安和疲乏，翻译的内容也越来越简短，有时完全停了下来。李德长得体阔肩圆，平时总是不动声色，除非要发言，否则总像块石头似的坐在那里纹丝不动。而现在他却怒形于色了。博古发言时，他的脸涨得通红，当毛泽东开始抨击他时，他的脸又变白了。他表面上一点没有失去控制，只是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把刚在遵义没收而分配给他的烟卷也抽了不少。看起来他变得越来越沮丧和抑郁了。
的确，对这位有着高贵血统的由共产国际派来作顾问的日耳曼人，在遵义会议上是太没给留面子了。想到一年多以前当他骑着枣红马进入瑞金城，后面跟着步伐整齐的红军干部团，被街道两旁前来欢迎的中国老百姓簇拥着以“国宾”相待的情景，李德感到自己已像落花流水一样被中国人抛弃了。他在一片义正辞严的声讨中已无招架之功，只剩下为自己开脱责任的份了。他说他只是一个顾问而已，任何责任都应由中国领导人自己承担，是他们把事情搞糟了，应受谴责的是中国人，是中共中央委员会。他不承认有任何错误。
直到若干年后，李德在《中国纪事》里还将自己推个一干二净，抱怨道：“虽然我再三提醒大家注意，我的职务只是一个顾问，并无下达指示的权力，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还是产生了这种错误的印象，似乎我是具有极大全权的。博古也许还有意识地容忍这种误解，因为他认为，这样可以加强他自己的威望。”这简直令人啼笑皆非！
即使如此，毛泽东对失去军权的李德仍然很尊重，在重大军事行动问题上仍有意识地经常征求他的意见。当会后李德要求随红一军团行动，以体验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时，也得到了批准。李德在受到批判后没有逃跑，成为参加长征的少数外国人之一。
第三章 历史转折邓小平心中有数，陈云珍藏提纲（一）
谈到遵义会议，还有两个参加者当时在党内的地位并不十分显赫，但以后对中国革命的作用非同小可。他们就是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邓小平和陈云。
邓小平是以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身份参加遵义会议的，主要负责会议记录。从各种遵义会议的回忆录中，我们没有看到邓小平在这个中央政治局一级的会议中发过言，这是由他当时在党内所处的地位决定的。他虽然默默无声地埋头记录，但可以肯定地推论，他完全拥护毛泽东的主张，举双手赞成结束“左”倾教条主义者指挥红军的局面。
之所以这样肯定地推论，是因为邓小平是直接受到“左”倾教条主义批判的大名鼎鼎的“邓、毛、谢、古”事件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对“左”的危害比别人有更深切的体会和认识。
1933年3月，从江西会寻安中心县委调任江西省委宣传部部长的邓小平，仅两个月后就被当作“江西罗明路线”的主要代表，受到错误的批判和打击。其根本原因就在于邓小平坚决贯彻了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与“左”倾领导之间产生原则性分歧。反映这一分歧的直接导火线则是所谓的“寻乌事件”。
1932年11月，广东军阀陈济棠乘红一方面军主力在北线发动建（宁）黎（川）泰（宁）战役，南部苏区力量空虚之机，突然向会、寻、安三县大举进攻。时任会寻安中心县委书记的邓小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