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红军主力为什么要退出中央苏区，这次转移向何处去，下来的军政命令中都没有明确的解释，而且明明是战略退却，还特别指出反对把这次行动曲解为“退却”。几个月来军事上的接连失利，第五次反“围剿”的惨重失败，每一个红军指战员都有目共睹，“左”倾教条主义者的“愚兵”做法，只能使红军指战员产生思想上的苦闷和疑虑。
后来在行军途中，有的战士问干部：“总支书，这里是什么地方？走到哪里是个头？”干部自己也不知道，只好回答：“我们这两条腿是属于革命的，上级让往哪里走，我们就往哪里用劲！”
此行何处，事关这次战略转移的重大战略意图，当时最高决策者博古和李德一直秘而不宣。事实上，连他们自己也是叫花子打狗，边打边走。他们在敌人的进攻面前，从进攻中的冒险主义到防御中的保守主义，眼下已变成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了。这时他们想的，只是先把“家”搬到湘西去，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后再作计议，其余的都顾不上了。
第一章 走入低谷去留心绪都嫌重
随主力西征，前途渺茫，但是留下来更是生死未卜。因为主力转移之后，留守的少量部队，将要面临几十万国民党大军的反扑。
就像转移的方向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一样，留守人员名单也是由最高“三人团”一手决定的。在研究留守人员名单时，博古、李德向周恩来征求了对军事方面干部的意见，其他方面只告诉他一个数字。
当最高“三人团”的目光扫过中共高级干部名单时，第一个被考虑留下的是项英。项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府副主席、代理中革军委副主席，具有党、政、军全面工作经验，委任他为留守人员总负责，显然是最恰当的人选。当项英得知这一任命时，表示坚决服从。以后，项英在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作出过重大贡献，但也有重大失误，对1941年皖南事变中新四军的巨大损失负有重大责任，本人也因此牺牲。但此时他在主力红军转移的情况下临危受命，表现出高度的组织纪律性。
第二个被列入留守名单的是江西军区司令员陈毅。陈毅8月底在兴国前线受伤，坐骨碎裂，此时正躺在医院的病房里。
10月的阳光洒满洁白的病房，窗外传来阵阵口号声、军号声。躺在病床上养伤的陈毅，以往总是谈笑风生，富于幽默感，如今却像换了一个人，显得忧心忡忡、烦躁不安。他预感将要发生什么重大的事情。
不出所料，他的老朋友周恩来来到他的床前，告诉了红军转移和他被确定留下来的消息。
显然，这一消息令陈毅的心情更加沉重。
1929年初，他随毛泽东和朱德离开井冈山向南行进，在赣南和毗邻福建省的边区建立了中央苏区。他是“朱毛红军”的一名闻名遐迩的高级指挥员，如今，他却要离开这支队伍，设法寻求生存和发展的机会。他亲眼目睹了苏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到已拥有几百万人口和相当大的一块土地的发展历程，如今却又要看着它从“红区”变成“白区”。陈毅是个务实的人，他不会自欺欺人，把清汤白菜说成是肉汁米饭，他深深地知道红军面临的是怎样艰难困苦的处境。
尤其令陈毅忧虑的是他将与项英合作。项英与博古、李德关系密切，是共产国际路线的积极执行者。直到主力红军出发前，在李德对项英作留守工作的指示时，项英还提醒李德：“不能忽视毛为反对党的最高领导而进行的派别斗争，毛暂时克制不过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毛可能依靠很有影响的、特别是军队中的领导干部，抓住时机在他们的帮助下把军队和党的领导权夺到自己手中。”
平心而论，陈毅是敬重和追随毛泽东的，他将与项英合作共事不能说是件快事。但当周恩来问他有什么意见时，陈毅干脆地说：
“没有意见。”
一个共产党员，面对党的困难局面，还能说什么呢？虽然陈毅对当时中央的错误领导积了一肚子意见，但是目前的困境不允许他去争论是与非，当务之急是各自承担挽救危局的责任——无论是走还是留。
周恩来似乎更了解陈毅的心思，他向陈毅解释说：
“你是高级干部，本来应该把你抬走，因为你在江西搞了七八年，有革命斗争的丰富经验，既有政治斗争经验，又有军事斗争经验。更可贵的是你有井冈山斗争的经验，有中央根据地几次反‘围剿’的斗争经验。相信你一定能依靠群众，依靠党的领导，坚持到胜利。”
陈毅紧扣的心弦似乎松弛了一些，他从周恩来信任和亲切的话语里感受到组织上的关怀。
一天前，周恩来得知陈毅体内的弹片尚未取出时，当机立断，命令卫生部长贺诚把电台使用的发电机和打好包的爱克斯光机调来打开，为陈毅受伤的大腿拍照，并请来红军中两个医生为他动手术取出了弹片。想到此，陈毅还能说什么呢？
临别，周恩来的手与陈毅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陈毅得知自己留下来的消息后，决定把自己的马送给瞿秋白，让他赶紧追上队伍。但陈毅还不知道，中央已决定把瞿秋白留下。
对于留下体弱多病的瞿秋白，党内许多同志表示了不同意见。在瞿秋白被列入留守名单时，周恩来希望博古再慎重考虑一下，但博古坚持留下瞿秋白。虽说留下瞿秋白的理由是他正患肺病，不宜长途行军。其实，一年前中共临时中央作出的《关于狄康同志的错误的决定》，才是留下瞿秋白的原因。
吴黎平曾回忆说：“（决定宣布）两天之后，我曾经把秋白同志留下的这一决定，问过毛泽东同志，说秋白这样的同志，怎么可以不带走，让他听候命运摆布？毛泽东同志回答道，他也提了，但是他的话不顶事嘛。我也问过张闻天同志，他回答，这是中央局大伙决定的，他一个人说没有用。”张闻天本人后来在延安整风时也曾回忆：“瞿秋白同志曾向我要求同走，我表示同情，曾向博古提出，博古反对。”
为了和战友们告别，瞿秋白邀请了李富春、傅连暲聚餐。席间，面色苍白的瞿秋白高举酒杯一饮而尽，满怀深情地祝愿革命胜利！
徐特立临行时来看望瞿秋白，瞿秋白把自己的一匹马换给了徐老，并让自己身强力壮的马夫跟着徐老踏上了长征路。
月光下，小路旁，瞿秋白支撑着瘦弱的病体与朝夕相处的战友们告别，谁知这一别竟成了永诀！
最高“三人团”最后决定的留守名单是：
成立以项英为书记，陈毅、贺昌、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梁柏台、陈潭秋、毛泽覃、汪金祥、李才莲为委员的中共中央分局，项英兼任军区司令员及政委，陈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贺昌为军区政治部主任。同时留下红二十四师和地方部队16万余人，坚持革命斗争。
另外，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何叔衡被留下；江西“罗明路线”的邓、毛、谢、古中的毛泽覃和古柏也被留下。
刘伯承曾激烈地反对过李德的瞎指挥，被列入留守名单，后经周恩来力争，才允许随主力红军转移。
出发前，林伯渠与何叔衡在梅坑依依惜别。何叔衡为林伯渠饯行，对酒畅饮，彻夜长谈。分手时，何叔衡脱下自己身上的毛衣，赠给即将远行的战友。林伯渠怀着“共同事业尚艰辛”的沉重心情，写下惜别诗《别梅坑》：
去留心绪都嫌重，
风雨荒鸡盼早鸣。
赠我绨袍无限意，
殷勤握手别梅坑。
在于都河边，叶剑英和由于同毛泽 东关系密切而被留下的刘伯坚慷慨话别，壮怀激烈。事过多年后，叶剑英以古代荆轲赴秦前，好友高渐离到易水边击筑送行的情景来比喻这次离别：
红军抗日事长征，
夜渡于都溅溅鸣。
梁上伯坚来击筑，
荆卿豪气渐离情。
更为留下的人担心不无道理。
留下的中共优秀党员许多都在主力红军转移不久，相继牺牲于敌人的屠刀下，死得都十分英勇，十分悲壮。
杰出的文学家、中共早期的领导人之一瞿秋白落入敌手后，临刑前镇定自若地走向刑场，边走边高唱《国际歌》。
中共一大13位代表之一的何叔衡在被敌人包围的情况下，一种说法是“宁可跳崖，不愿被俘”，最后被敌人打伤后枪杀；一种说法是他发誓说：“我要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然后举枪自杀。
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刘伯坚被敌人抓住游街，临刑前写下“带镣长街行，志气愈轩昂。拚作阶下囚，工农齐解放”的壮丽诗句，然后英勇就义。
留下的人中牺牲的还有许多许多……
假如他们当时随主力红军转移，或许不会死于敌手。
但是历史就是历史，历史没有“如果”。
第一章 走入低谷毛泽东侥幸踏上征程
被剥夺了党政军大权的毛泽东，当然也无权参与突围实行战略转移的重大决策。但是凭着对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形势分析，毛泽东已预感到战略转移在所难免了。
一天，聂荣臻同林彪去看望已回到瑞金的毛泽东。
一见面，毛泽东很高兴地说：“你们什么时候到这里来的呀？”
聂荣臻说：“我们刚回来，接受新任务来了！”
毛泽东问：“什么任务？”
聂荣臻答道：“要转移。”
毛泽东说：“你们知道了？”说完，话题一转，提议一同去看瞿秋白创办的一个图书馆。
林、聂见此情形，也就不再议论转移的问题。
聂荣臻在回忆录中回忆当时的情景说：“毛泽东那时是很守纪律的。同时，那个时候他也在避嫌疑。因为一军团长期是由他直接领导和指挥的部队，他要防止教条宗派主义者怀疑他在暗中搞什么宗派活动。因此，没有达到我们想探问转移方向的目的。毛泽东同志这样注意遵守纪律，李德仍不断散布谣言，污蔑攻击毛泽东同志搞宗派活动。……我所经历的事实，是对这类谰言的最好的回答。”
事实上，毛泽东当时非常关心战略转移的问题，尤其是转移的方向和目的地。但组织上没说，他也就不随便打听。后来周恩来将部队准备转移的决定告诉了毛泽东，他立刻转到为这个不愿意接受的沉痛现实做准备的忙碌之中。
毛泽东非常关心人员的去留问题，尽管自己的处境不佳，但对战友的生死去留仍挂怀于心，曾多次向中央领导人提过建议。博古等曾想把王稼祥作为重伤员留在当地老百姓家养伤，毛泽东知道后马上提出意见，说王稼祥是军委副主席和总政治部主任，重任在身，必须随军行动。其他一些同志也提过同样建议，博古最后只好同意。王稼祥参加长征，对党的集体领导是一个很大的加强，对遵义会议的成功和长征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何叔衡、瞿秋白、刘伯坚、贺昌等一大批战友没能一同参加转移，毛泽东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