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语言几乎全是林彪提出来“颂扬”毛泽东的原话。毛泽东认为“文化大革命”初期看来是必需的个人崇拜的东西现在显得过头了。对他的个人崇拜应该降温了。
周恩来批示将毛泽东的批件先在中央政治局范围内传阅。林彪很快就见到了。正在苏州休养的林彪，对毛泽东的批示没有作任何表态。
一个星期后，林彪做出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他对毛泽东改变国家体制的建议明确提出反对。他表示：应设国家主席，要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
这样，在修改宪法时，关于要不要写上国家主席的条文，爆发了一场激烈的论战。
庐山飞云雾（2）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主席是毛泽东。1959年4月，当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举行时，毛泽东声言为了集中精力考虑一些重大问题，决定辞去国家主席职务，刘少奇当选为第二任国家主席。1964年12月下旬至1965年初，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刘少奇又一次当选为国家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惨遭迫害，于1969年11月12日晨6时45分，死于河南开封软禁之地。在刘少奇死后，国家主席空缺。
谁继任国家主席呢？
按照当时的政治形势，只有两人可担此任：要么毛泽东，要么林彪。
毛泽东早在1958年就提出不当国家主席，如今年岁更大了，难道还会重新担任此职？
如果毛泽东不当国家主席，则非林彪莫属了！
林彪对国家主席所拥有的不小的权力发生很大兴趣。尽管在中共九大，林彪成为惟一的党的副主席，他的接班人的地位已明文载入党章，不过，这个副主席之职，还填不了林彪的权欲。因为他发现，党的副主席并没有多大实权：毛泽东是党的威望无比的领袖，一切党的重大事务必须由毛泽东拍板；至于政府，一切由周恩来主管。
林彪企望着当国家主席，而且看来惟有他可能当选国家主席—因为毛泽东既然早在1959年他66岁时便辞去国家主席之职，岂会在1970年他77岁时重新出任国家主席？
毛泽东当然对林彪的心态一清二楚。
林彪明知毛泽东不可能再出任国家主席，可是却再三“提议”：国家主席请毛泽东“兼任”。
林彪以为，毛泽东一定会谦让，会说：“请林彪同志任国家主席。”一旦有了这样“一句顶一万句”的“最高指示”，林彪理所当然会成为国家主席。
毛泽东呢，也有他的高招。他明白，如果他自己不当国家主席，那就必定要提名林彪为国家主席。然而，他又不愿意提名林彪担任国家主席，于是，他干脆建议在修改《宪法》时，删去在原《宪法》中的第二章第二节，来了个“不设国家主席”！
1970年3月8日，毛泽东正式提议，召开四届人大，并修改《宪法》。毛泽东同时提议，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不设国家主席。3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开始了修改《宪法》的准备工作。
于是，陈伯达与张春桥在起草《宪法》修改方案中，产生了争论：陈伯达主张应当放入有关国家主席的条文，张春桥则主张删去原有的有关国家主席的条文。
3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修改《宪法》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写出《关于修改〈宪法〉问题的请示》，送呈毛泽东。毛泽东阅批了这一报告。
3月17日至20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召开四届人大的问题。
林彪在苏州。他在3月9日让叶群给在北京的黄永胜、吴法宪说：“林副主席赞成设国家主席。”
毛泽东不予理睬。
林彪只得自己出面，让秘书给毛泽东秘书打电话说：“林副主席建议，毛主席当国家主席。”
毛泽东的答复很巧妙。他让秘书回电苏州：“问候林彪同志好！”
4月11日晚11时30分，林彪在苏州让秘书于运深给中共中央政治局挂电话。当时于运深记下的林彪原话全文如下：
一、关于这次“人大”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同志仍然建议由毛主席兼任。这样做对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人民的心理状态适合。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
二、关于副主席问题，林彪同志认为可设可不设，可多设可少设，关系都不大。
三、林彪同志认为，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
林彪这三条意见，第一条是假话，第三条是真话，第二条是无所谓的话，他确实是不愿“担任副主席”了！
就在接到林彪电话的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给毛泽东写了请示报告。毛泽东对此作了批示：
“我不再做此事，此议不妥。”
这是毛泽东第二次毫不含糊地否定了关于设国家主席的意见。
4月下旬，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借用《三国演义》中的典故，告诫林彪：“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炉火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做孙权。”
毛泽东谈笑风生，而他的笑声中饱含着尖刻的讽喻。
这是毛泽东第三次表明了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
《宪法》工作小组中同样存在两种意见。康生、张春桥接受毛泽东的主张，吴法宪、李作鹏在林彪支持下，坚持要设国家主席。两派意见时常发生冲突。
林彪一派虽然与毛泽东的主张相抵触，但是他们打出的旗号却是树立毛泽东的领导权威。8月13日，中央修改《宪法》工作小组召开会议，继续讨论《宪法草案》稿中的文字修改问题。会议上，张春桥和吴法宪就有关提法发生争执。
此前，张春桥陪同毛泽东会见外宾时曾亲耳听到毛泽东谈到“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发展马列主义是讽刺”。张春桥以此为依据，提议删去草案中“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以及“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等三个副词。
吴法宪不同意，他反驳说，“要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会后，吴法宪通过黄永胜将争论的情况报告了林彪。林彪对吴法宪在关键时刻敢于向张春桥发动反击表示满意，说：“吴胖子放炮放得好！”
庐山飞云雾（3）
三个副词出自“文化大革命”中最著名的“红宝书”—《毛主席语录》的开头，发明权属于林彪。毛泽东已多次表示反对这种说法，他在1969年审定九大《政治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时，也删去了初稿中的这三个副词。
对于自己的发明，林彪十分珍惜，岂能放弃？
林彪、叶群估计在将要举行的政治局会议讨论《宪法》文字定稿时还会有一番激烈争论。叶群遂打电话给陈伯达、黄永胜，要他们准备有关领袖们在称“天才”问题上的语录，准备在会上和张春桥等人“斗争”。出乎他们意外的是，8月14日政治局会议上，张春桥等人未再坚持删改意见，《宪法草案》按林彪一伙的意思顺利通过。
尽管如此，在国家主席问题上，毛泽东仍未改变主意。
林彪出人意料地在会上突然发难，但他打出的旗号却是树立毛泽东的权威。闭幕时，五位政治局常委还剩四位坐在主席台上。
1970年8月23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江西庐山开幕了。
开会的那天，总理交代杜修贤和拍摄电影电视的记者说：会场拍摄时，你们要注意多拍摄西面的会场。一时杜没有明白总理的意思，只是点头答应了。待开会时，当他把镜头举向会场西面时才恍然大悟，会场的西面坐着老帅们和中央的老委员们。到会议结束，他更是大彻大悟，会场西面大多是同意毛泽东不设国家主席的委员。
杜修贤真惊讶总理料事如神的精明和把握心态的准确！
在当天会议上，毛泽东主持会议。周恩来总理宣布了会议的三项议程：讨论修改《宪法》的问题；国民经济计划问题；战备问题。按预先宣布的程序，首先应是康生作《宪法》修改草案报告。然而，林彪突然提出要讲几点意见。
林彪要讲话，讲些什么内容，多数常委事先都不知道。在常委会讨论九届二中全会议程时，林彪并没有说这个问题。
林彪在讲话中继续坚持称天才，坚持设国家主席。这种场合下，林彪是以党的副主席身份讲话，传达的却是个人意见。他要把个人观点假以集体决议传达给与会的中央委员。
他说：“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说毛主席对马列主义没有发展，“这是形而上学的观点”，“是反马列主义的”，“这点值得我们同志们深思，尤其是在中央的同志值得深思”。这次《宪法》草案“把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用法律的形式巩固下来非常好，非常好！”这是整个《宪法草案》三十条中“最重要的一条”、“最根本的经验！”“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是这次《宪法》的一个特点。这种领袖地位是“国内国外除极端的反革命分子以外不能不承认的”，“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这次《宪法》里面规定毛主席的领导地位，规定毛泽东思想是指导思想。我最感兴趣的、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这一点。”
林彪翻来覆去地讲他的这些观点，讲了一个半小时。他显然是有准备的。他讲话时，讲台上放着一个稿子。林彪的讲话，既没有讲形势，也没有讲其他新的问题。虽然台下有热烈的掌声，但大家看到坐在台上的毛主席听得越来越不耐烦，明显地表现出了不高兴。周总理、康生也表现出着急的神态。陈伯达则听得很认真。
林彪讲完后，毛主席对周总理、康生说：“你们讲吧！”语气中流露出不悦的情绪。
周总理见此情况说：“计划问题有本子，材料都有，我就不讲了。”
康生也说：“《宪法》说明已印发给大家，不讲了。”
毛主席宣布散会。
林彪的讲话明白地把“国家元首”这个毛泽东坚决推卸的头衔加予毛泽东。对林彪的讲话，与会人员没有感到异常，认为这是中央的安排。
当天晚上，政治局讨论国民经济计划纲要会议上，吴法宪提议要全会第二天再听林彪讲话的录音，学习林彪的讲话。政治局委员多数同意，主持会议的周恩来遵从众意，通过了这样的安排。
为了配合这次行动，陈伯达、叶群已预先有准备。上庐山后，他们临时组织了一些语录，编成《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分发给团伙中的人。
8月24日，陈伯达、叶群、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按事先商定的口径，引用同样的语录分别在华北组、西南组、中南组、西北组发言，共同点是坚持“天才论”，提议设国家主席，要毛泽东任国家主席。许多人不明真相，但出于对中央的信任和对毛泽东的崇拜，纷纷赞同由毛泽东任国家主席。陈伯达等人的发言同时影射张春桥一伙诋毁毛泽东。
陈伯达在华北组的发言中说：“竟然有个别人把‘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