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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见这番情景，张大夫刚刚松动的心又紧了起来。特别是总理直呼黄永胜的名字，叫他立即来见他。这越让人觉得气氛不正常，总理平时从不这样叫人，不是名字后面带上同志，就是称职务。听见总理这样直呼黄总长的名字还是第一次。
黄永胜神色紧张地走了进来，一动也不动站在总理旁边。总理也不叫他坐下，仍然对着电话焦急询问：“在什么位置？喂……现在究竟在什么方位？什么方向？怎么会没有呢？赶快寻找！”
张大夫暗暗猜测：是不是导弹基地出了毛病，把导弹的弹头给打丢了，没准儿会落在北京的头上，那就糟糕了！……不然总理怎么会这样着急问位置在哪里。
这时已经是13日的凌晨。
离北京不远的山海关机场，一架三叉戟飞机正带着巨大气流，强行滑出跑道，载着副统帅夫妇和他们“超天才”的儿子林立果，朝着黑暗的夜空逃窜而去。
“大红旗”专车被孤单单地遗丢在机场的跑道上，车子后玻璃上，留着三个还微微发热的子弹痕迹。坚硬的防弹玻璃有效地阻止了警卫连长追逐的子弹，使得林彪多活了几个时辰。直到今天还能看见当年林彪乘坐专车上那三个白色弹着点，这恐怕是中央警卫局多次执行秘密任务中，惟一能听见枪声的行动。
9月13日凌晨2点30分左右，林彪乘坐的256号飞机，坠落在蒙古温都尔汗。剧烈的爆炸声震碎了沙漠的宁静，冲天的大火映红了漆黑的天空。
惊心动魄的九一三（2）
山海关到飞机坠毁现场只要一个小时的航程，而不知为什么，三叉戟却在天空上兜了一个多小时的圈子，飞机燃料已经无法支撑他们到达目的地了。后来对于失事现场的调查也说明飞机是因为迫降失败，才造成机毁人亡的结局。
回顾这段历史，众所周知，毛泽东在视察南方的途中，及时预感到林彪反党集团要对他下毒手的阴谋，提前回到北京，使得林彪集团妄图制造第二个“皇姑屯事件”阴谋败露，不
得不仓皇逃窜。
周恩来在大会堂关注飞机出逃动向时，毛泽东已经神秘地从南方回到了北京，陈锡联到丰台站秘密地将毛泽东接到人民大会堂，住进了118房间。大约在午夜一点左右，卫士长走到周恩来身边，轻声说：“总理，主席来了。”总理一听，连忙放下电话，起身往门外走去。
从东大厅到主席住的118房间，要经过大舞台的后面，总理才走到大舞台北面20米远，就看见主席穿着睡衣朝这个方向走来。身边的工作人员一见总理和主席停下来，握上了手，都自觉地向后撤了几步，让他们俩人单独谈话。张大夫更自觉，站得最远。那时主席口齿还非常清楚，不需人在旁边翻译。他们低声谈了一会儿，听见总理提高嗓门儿，说：“主席，放心，你去休息吧。”主席挥挥手，就转身往回走。
事后才听有人说，主席那次说了“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吧”，也有人说：“主席还说了，林彪还是党的副主席嘛，打下来，怎么向全国人民交代？”
灯光，投在毛泽东憔悴的脸上。无法接受的事实强烈地震撼着毛泽东，他沉默苦思一个多月，终于，病倒了！
从得知林彪外逃到证实林彪被摔死的十多个小时里，中南海经历了建国以来最紧张的时刻。
林彪飞机起飞，中南海立即进入了甲级战备。谁也不能预测林彪投靠苏联后的结果，更没有人抱侥幸飞机会中途突然坠落下去的幻想。
负责外事警卫的副团长邬吉成，半夜被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上级的指示足以叫这位“侍卫长官”睡意全无，再不敢合上眼睛。“中南海进入紧急战备！你负责布置钓鱼台的战备工作。”
“战备到什么程度？”
“甲级。部队拉出去，布岗，设置障碍，挖工事。”
老天，这不是要打仗了吗？如此严重！邬吉成不敢半点耽搁，保卫党中央是他的天职，他马上执行命令，到钓鱼台布岗，设置障碍，一直忙到天色微微发亮。而汪东兴比他更忙，竟然忘记了给部下才下达的战备命令，电话里怒气冲天地质问邬吉成：“到处找你，你到哪里去了？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到处乱跑！”
邬吉成困惑不解，这一顿批评是哪儿跟哪儿啊？汪主任可不是个好忘事的人，前脚交代的事情，后脚就忘了？什么事使他大动肝火？“不是你通知要进入紧急战备吗？我去布岗才回来。”
“噢噢，……我忘了。对不起，对不起。”汪东兴这才想起来。
几天后，邬吉成才知道中南海发生了如此惊心动魄的事件！别说汪东兴紧张，谁听了不是一头冷汗？副统帅叛逃，他的几大金刚都重兵在握：黄永胜总参谋长，吴法宪空军司令，李作鹏海军政委，邱会作总后勤部长。陆海空三军都抓在他们手里。如果敌人从内部捣乱，内乱往往比外患难提防。
就在中南海处于高度紧张的日日夜夜里，红墙外的天地却是一派宁静的景象，依然花红柳绿，车水马龙，一派迎国庆的热闹气氛。高高的红墙阻隔了人们的视线，风景如画的中南海已经充满了浓浓的火药味，进入了严阵以待的战前状态。四处可见设置的障碍物，大板子上钉满了钉子，铁丝网密布……
被留在大会堂陪同总理的工作人员，在林彪逃离十多个小时后，才慢慢得知事情的真相。好比大梦初醒，竟然惊呆得半晌无语。
13日晚，夜色降临，阵阵微风已经带着秋季切肤的凉意。大会堂东面的天安门广场却是另外一种情形，首都各界和以往一样，在国庆节的那一天，要列队通过天安门，接受伟大领袖的检阅。因为白天广场上人多，无法排练，只好等到晚上九十点以后，将两头卡死，让车辆绕道驶过长安街，腾出大块地方，供人们加紧排练。
沉浸在迎节日操劳而忙碌之中的人们，怎能相信近在咫尺的人民大会堂已在高度紧张中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
这两个世界反差实在太大。可是，这面鼓必须这样敲下去。否则，中国人民的心理承受能力何以能接受这么意外且沉重的压力！
灯光，在周恩来的书房里彻夜通明。
灯光，投在毛泽东苍白、憔悴的脸上。
灯光，在中南海大大小小的会议室里像星星一样闪烁。
毛泽东历经沧桑，临大事波澜不惊，“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吧！”
然而，林彪的叛党叛国毕竟震惊中外，党史里史无前例的接班人也是党史里史无前例的驾机叛逃者。毛泽东的心理承受力无法安然接受这枚不是落在他的掩体前而是落在他心灵上的重磅炸弹。这无疑也是对他发动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无言宣判。
他沉默苦思一个多月，终于，病倒了！
1971年初冬。中南海。
曾郁郁葱葱的苍翠在寒风中迅速地枯黄、凋谢、飘零……
毛泽东在游泳池住宅里突然晕倒。巨大的身躯像一堵坚固的墙倏忽轰然倒塌……砸蒙了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
毛泽东病了。充满生动诙谐和思辨色彩的书房里，开始飘散着刺鼻的药味，尽管毛泽东最不喜欢和药打交道，这次由不得他了。
惊心动魄的九一三（3）
患病后的毛泽东坐在凹陷的沙发里，闪动着忧郁的目光，缄默着……他的病一直对外界保密，大家也无从知道主席究竟生了什么病。但他迟缓的动作和痛苦的神情描绘出他重负之下没有轻松自在的生活内容。
从一开始杜修贤就疑惑主席的病态模样不仅仅是“自然规律”的结果，会不会还因为其他什么原因，一种科学仪器和听诊筒所不能探及的更深层的原因？
当杜修贤第一次见到大病初愈的毛泽东，立即被一种从未有过的惊恐骇住了。毛泽东忧伤而暗淡的目光里丝毫看不见病人渴望康复渴望健壮的意念，仿佛陷入失望、苦恼的境地，让精力、生命在苦斗中慢慢地消耗……杜修贤手微微地颤抖，不敢按下快门，总觉得调不准焦距，过去的形象现在的形象，在取景框里重叠交融，最后慢慢融化，成为一种困惑，涂抹了他的视线。
红润、健壮、目光敏锐、谈笑风生的毛泽东几个月前还在他的镜头里熠熠生辉，怎么就迅速消失了，一下子转换成苍白、臃肿、神情滞缓、沉默寡言的毛泽东呢？他无法接受这个突变的严酷现实。就像看着一座巍峨的山在眼前塌方、崩落、流失，而自己却无能为力。还有什么比突然失去眼前最完好的形象更令人痛苦和焦虑呢？
毛泽东和外宾缓慢地交谈，口齿也开始不清了，有时翻译要在旁边问好几次才能听清楚。杜修贤当时想，主席身体这样差，就应该少接见些外宾，让主席多休息，或许能早些恢复健康。殊不知，这只是外宾蜂拥而至游泳池要求拜会毛泽东的开端。
毛泽东迅速衰老的真正原因在以后才被人们所发现所认识。
第八章
面对诗友的遗像（1）
一颗乐观豁达、爽直忠诚的心脏在凌晨的钟声中停止了跳动。“调车，我要去参加陈毅同志的追悼会！”毛泽东的突然决定令所有人措手不及。
陈毅去世了。他是在北京最寒冷的季节里去世的。
无论是相信还是不相信，他都静静地躺在那儿，仿佛熟睡一样，那么安详，那么轻松。
此时，日历上印着赫赫黑字—1972年1月6日。
凌晨的钟声，再有5分钟就要敲醒新的日程。而一颗乐观豁达、爽直忠诚的心脏却停止了跳动，生命的钟声永远地沉默了。
朱德、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刘伯承……白发苍苍，颤颤巍巍的老帅们，一次又一次地来到医院看望弥留之际的老战友，他们是从一个战壕里出生入死冲杀出来的，今天说什么也不忍心让陈毅一个人孤孤单单地“上路”，送他一程又一程。
一程比一程凄凉，一程比一程涕零。
几个小时前，他醒过来，听见叶帅的声音：“二月逆流”平反了。他终于了却了人世间巨大的也是最后的心病。
他悄然无声地走了。床前那台心动监视荧屏似乎再禁不起亮点的蹦跳，它太累了，歇息下来，拉成一条笔直笔直的直线……
陈毅逝世的消息很快传到了中南海。
1月8日，毛泽东含泪圈发了有关召开陈毅追悼会的文件。
按照文件上所定的规格：陈毅已不是党和国家领导人，陈毅的追悼会由中央军委出面组织。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主持追悼会，军委副主席叶剑英致悼词。政治局委员不一定出席，参加追悼会人数为500人，地点在八宝山。
当毛泽东看到悼词时，发现连头带尾只有600字，而且简历占去了一半篇幅。毛泽东提笔圈去了悼词中“有功有过”四个字。
但是，接连几天，宋庆龄副主席都来电话说，她坚持要出席陈毅的追悼会；西哈努克亲王亲自发来了唁函，并提出参加陈毅追悼会的请求；还有许多民主人士要求参加陈毅的追悼会。这一切令周恩来十分为难。
陈毅的追悼会定于1月10日下午3点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
这一天的中午，身穿淡黄色睡衣的毛泽东，在一侧堆满线装书的卧床上辗转不安。他面色略显憔悴，腮边胡须很长。
1971年“九一三”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