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中央政治局又在毛儿盖召开会议，就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作出决议。并决定分兵两路北上。右路军由中央，毛主席率领，包括一方面军之一、三军团及四方面军之四军、三十军。左路军由朱总司令、张国焘率领，包括四方面军之九军、三十一军及一方面军之五、九军团。
右路军穿过草地，向班佑、巴西、阿西一带前进，在包坐河边的救济寺，消灭了胡宗南一个师。左路军由卓克基出发，经草地向阿坝、班佑一带前进。但到了阿坝后，张国焘进一步露出了他分裂党的野心，竟打电报给中央，要右路军全部南下。中央虽曾几次去电，指出只有北上才是出路，纠正其南下的错误，后来甚至严词责令北上，但张国焘却悍然不顾中央指示，仍坚持其错误路线。
这时，右路军虽只剩下七八千人，可是中央北上的意志坚定不移。9月，部队自巴西出发，渡包坐河，沿白龙江前进，过栈道，攻克天险腊子口，然后即越岷山，脱离了雪山草地地区，到达甘南之岷县、西固间的哈达铺。敌人急忙拼凑了二三十万人马，准备在渭水堵击。红军在哈达铺休息两天，便出动作向天水前进状，诱使敌人将主力集中天水。我们却以急行军自武山、漳县之间，顺利渡过渭水封锁线，相继占榜罗镇和通渭城。10月，经回民区连续突破会宁、静宁之间的封锁线及平凉、固原之间的封锁线，击败敌四个骑兵团的追击，翻越六盘山高峰，过环县，抵达陕北根据地之吴起镇，与陕北十五军团胜利会师。直罗镇一仗，粉碎了蒋介石向陕甘边区的第三次“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党中央到达陕北以后，在1935年12月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瓦窑堡会议）。会议批判了党内那种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和中国工人农民联合抗日的错误观点，决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指出了中国革命的长期性，批判了党内在过去长时期内存在着的狭隘的关门主义和对于革命的急性病。这些错误，都是党和红军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遭受严重挫折的基本原因。遵义会议是在红军长征途中召集的，所以只能够对于当时最迫切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做了决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之后，党中央、毛泽东同志才获得可能系统地阐明政治策略方面的问题。瓦窑堡会议是一次致关重要的会议。会后毛泽东同志又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这个报告，不但规定了当时党的政策，系统地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而且总结了两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根本经验，规定了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根本路线。
第一部分第30节 刘伯承的回忆（7）
六
张国焘公开和中央分裂后，擅自率领左路军及右路军中原属四方面军的两个军，再过草地、翻雪山，经毛儿盖、懋功、宝兴等地，向川康边境的天全、芦山一带退却。在绰木碉，他终于奸心毕露，公然进行叛党活动，宣布成立伪中央，自己担任主席。朱总司令在这样的境遇下，坚持了毛主席党内斗争的正确方针，表现了坚定的政治原则性。张国焘要他发表宣言反对中央，他不但严词拒绝，而且耐心地向干部宣传中央的正确主张。
四方面军在天全、芦山一带停留了三个月。这时，敌中央军周浑元部队入川，与刘湘配合，向我们攻击。两军对峙，仗越打越大。部队消耗很大，张国焘却举棋不定，直到部分防地被突破，才被迫撤向道孚、炉霍、瞻化、甘孜和大金寺一带，仍旧企图向青海西宁方向逃跑。
这时，二方面军由湘鄂川黔边界根据地出发，经贵州、云南，长途转战，历尽艰辛，也来到甘孜。由于朱德、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同志坚决维护中央正确路线；加上四方面军广大干部也逐渐认识到南下是错误的道路，纷纷要求北上抗日；因而叛徒张国焘的分裂阴谋就完全失败了。这时，他被迫取消了伪中央，并率领队伍北上。
部队由甘孜出发，经东谷、阿坝、包坐，再次过雪山草地，8月到达甘南，占哈达铺、大草滩、临潭。这时，中央已经派聂荣臻、左权同志带领部队西征，迎接二、四方面军北上。并准备组织静（宁）会（宁）战役。二、四方面军乃兵分两路：四方面军为左路；二方面军为右路。右路军经西和、武山之间东去，连克成县、徽县、康县、两当，并围攻凤县，拖住胡宗南的尾巴。聂、左部队已将毛炳文、许克祥包围起来，通知张国焘前来协同聚歼。谁知张国焘竟继续他逃跑主义的错误，以组织岷（县）洮（临洮）西战役为名，擅自带领左路军仍旧向西撤走，准备去青海西宁。后因部队不满，而且渡河困难，张国焘只好将部队又拉回来。
但张国焘野心不死，竟又借口执行宁夏战役计划，擅自命令四方面军西渡黄河。结果过去了一部分，渡口即被赶来的胡宗南部控制。已渡的部队，照他的预定计划，西进至甘州、肃州地带，即被国民党军辗转包围。虽经英勇抗击，但终于遭受失败。
张国焘的错误，给党和红军带来了严重的损失。但由于遵义会议以后，全党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这才使得张国焘的错误没有能够产生更大的危害。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对从张国焘的错误路线下挽救四方面军，对从极端艰难困苦的情况下保存中国工农红军，对长征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1936年10月，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终于在会宁会师。旋即在山城堡打了一仗，消灭胡宗南部一个师，胜利地结束了长征。从此，我军就亲密地团结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正确的领导之下，为争取实现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迎接抗日高潮而奋斗。
回顾长征的全部过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长征是彻底纠正了“左”倾错误路线，确立了毛泽东同志正确路线的领导，才取得胜利的；长征是在与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和他的分裂阴谋作了坚决斗争，并坚持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才取得胜利的。
我们也可以看出：只有毛泽东同志久经考验的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革命战略思想，是中国革命的惟一正确的指导思想。只有它，才能赋予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以无比顽强的生命力，赋予革命军队以无坚不摧的战斗力量。也只有它，才能引导红军奇迹似地战胜千苦万难，完成长征，走向新的胜利。
长征，用它铁的事实宣布：以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是不可战胜的。
（刘伯承）
第二部分第31节 杨成武回忆长征（1）
8月，红军征服了雪山以后，在毛儿盖、波罗子一带集结待命，前面就是纵横数百里、神秘莫测、人烟稀少的水草地。党中央决定北上过草地，命令我们团为过草地的先头团。毛主席很关心这一行动，要亲自给我们先头团交代任务。
我怀着万分兴奋的心情，带着骑兵侦察员从波罗子附近，飞奔党中央的驻地毛儿盖。十数匹快马像一股疾风，忽而飞上高坡，忽而驰下山谷，在山峦起伏的高原上，扬起阵阵烟尘。由于急于听取主席的指示，我还是嫌马儿跑得太慢。
到了毛儿盖，直趋毛主席的住处，见到了国家保卫局局长邓发同志，他立即带我去见主席。我边走边打量着这个住处，这是藏民用木头架起来的普通房子，分上、下两层，底层关牲口，楼上住人。上了小木梯，踏上楼板，邓发同志朝里一指：“毛主席就住在里面。”
当面接受毛主席的指示，我还是第一次，心中不禁有些激动。
主席看见我们进来，立即同我握手，叫我坐下，脸上露出慈祥的笑容，亲切地对我说：
你来了，很好！这次你们四团还是先头团。要知道草地是阴雾腾腾、水草丛生、方向莫辨的一片泽国，你们必须从茫茫的草地上走出一条北上的行军路线来。
稍顿一下，主席又继续说道：北上抗日的路线是正确的路线，是中央研究了当前的形势后决定的。现在，胡宗南在松潘地区的漳腊、龙虎关、包坐一带集结了四个师；东面的川军也占领了整个岷江东岸，一部已占领了岷江西岸的杂谷脑；追击我们的刘文辉部已赶到懋功，并向抚边前进；薛岳、周浑元部则集结于雅州。如果我们掉头南下就是逃跑，就会断送革命。他右手有力地向前一挥说：我们只有前进。敌人判断我们会东出四川，不敢冒险走横跨草地、北出陕甘的这一着棋。但是，敌人是永远摸不到我们的底的，我们偏要走敌人认为不敢走的道路。
主席详细地告诉我过草地可能遇到的困难，具体地指示了解决的办法，以后又强调地指出：克服困难最根本的办法，是把可能碰到的一切困难向同志们讲清楚，把中央为什么决定要过草地北上抗日的道理向同志们讲清楚。只要同志们明确了这些，我相信没有什么困难能挡得住红军指战员的。
以后，主席又询问了部队的思想情况和过草地的物质准备情况。
我向主席报告说，部队的情绪很高，大家一致坚决拥护中央过草地北上抗日的决定，只要中央、主席一下命令，我们就坚决向草地进军。我们有过草地的思想准备，省吃俭用存下一些粮食，沿途采摘些野菜，估计可以捱过草地。只是衣服成问题，每人只有两套单衣，恐怕抵御不了草地的严寒。
主席恳切地、着重地嘱咐我，要尽量想办法多准备些粮食和衣服，减少草地行军的困难！然后问我是否已找到向导。
我说已有一个六十多岁的通司作向导，已准备了八个同志用担架抬着他为我们带路。
毛主席指示说：要告诉抬担架的同志抬稳当些，要教育大家尊重少数民族，团结好少数民族。主席沉思片刻后继续说道：一个向导解决不了大部队行军的问题，你们必须多做一些“由此前进”、附有箭头的路标，每逢岔路，插上一个，要插得牢靠，好让后面的部队跟着路标，顺利前进。
毛主席以很严肃的口吻对我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四方面军的二九四团已编入你团，你们必须搞好团结。团结是党的事业胜利的保证，你们搞好了整编后的团结，就是一、四方面军亲密团结的标志。
最后主席问我有什么困难。我说，我们一定遵照主席的指示去做，有困难我们依靠大家想办法解决。主席说很好，并叫我到徐向前总指挥那里去接受具体的指示。我向主席敬过礼以后，立即去见徐总指挥。
从徐向前总指挥那里出来，赶紧去看正在患病的周副主席，因医生禁止探望，只见到邓颖超同志。她详细地告诉我周副主席的病况，并要我转告同志们不用惦念。当时药物奇缺，粮食极度困难，眼看就要向草地进军，周副主席的病委实叫我们担心！我们多么希望他快点恢复健康啊！
离开邓颖超同志的时候，已近黄昏，我再返回主席住处，看是否还有指示，邓发同志问我吃饭没有，经他一问，这才想起今天还没有吃东西，而且还要走几十里才能回到我们团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