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之下，在毛泽东同志主编的“湘江评论”、“新湖南”等报刊的启发和号召之下，全省的人民群众，首先是知识青年学生群众和文化教育界，都动员起来了，反张运动就渐渐成为真正的群众运动了。
湖南学生联合会和“湘江评论”等期刊虽然已被封禁，但一批积极分子仍然在毛泽东领导之下作秘密的活动——首先是驱张运动。
11月里，湖南学联发出“再组宣言”，继续作各种活动。12月初，又在长沙教育会坪举行了一次焚毁日货的示威大会。这次除学生外，工人，店员也参加了。张敬尧的四弟张敬汤骑着马，带着一营队伍来镇压。他破口大骂男女学生为男女土匪，湖南人都是土匪，并且叫兵士把台上的人拖下地来，要他们跪下，打他们的耳光……
这是对学生、教育界以及全湖南人一种很大的侮辱。人们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程度了！
这时候北洋军阀内部，直系和皖系起了激烈的冲突。直系的吴佩孚在进攻湖南时本是很出力而有“功劳”的，但湖南省长兼督军的位置却被皖系张敬尧占去了，吴佩孚只被派驻衡阳，心里很不高兴。驻在常德的冯玉祥对张敬尧也表示不满。
毛泽东同志分析了这种情况，认为张敬尧已处于孤立的地位，驱逐他出湖南的时机已经成熟。现在只要人民组织起来，行动起来，就可以达到驱张的目的。首先就是学生和教育界的有组织的行动。
焚毁日货时，湖南人受了很大的侮辱，这是一根导火线。毛泽东同志领导新民学会的会员们立即召集学联的积极分子，商量发动全省学校总罢课，联络省内省外的力量开展驱逐张敬尧的运动。经过他们的日夜紧张活动，结果，全省各学校的学生一致罢课，表示反张。湖南学联用中等以上学校一万三千名学生的名义发出宣言：“张毒一日不去，学生一日不返校。”
这一行动得到全省各界的同情。
全省罢课实现之后，以新民学会会员为领导核心的学生界教育界组织“驱张代表团”，分途到北京、衡阳、常德、上海、广州等处活动。由毛泽东同志率领的代表团去北京，沿途作反张宣传；到北京时又向政府请愿，事实上是公开控诉皖系军阀的罪恶。由彭璜等组成的代表团去上海进行宣传活动，组织“平民通讯社”发行“天问”的刊物，揭发张敬尧的罪恶，刊载驱张的文章（毛泽东在“天问”上也写过些文章）。由何叔衡、夏曦等同志组成的代表团到了衡阳后，一面团结湖南学生，作爱国反日运动，一面利用张、吴的矛盾，使吴在军事上对张压迫。1920年初，直、皖两系的斗争更加尖锐化了。5月下旬吴佩孚带领他的部下由衡阳北上，经长沙去武汉。吴佩孚后退，原在湖南的谭延、赵恒惕就前进，是这样向张敬尧节节进逼。张敬尧的部队人虽多，但很腐败，没有战斗力，不战而溃。张敬尧知道自己站不住脚了，于6月11日从长沙仓猝逃走。不久以后，他的部队完全从湖南境内退出了。
这是湖南人民一个大胜利。反军阀和民主运动的胜利。它壮大了湖南人民的力量，同时给全国人民极大的兴奋。
毛泽东亲自指挥，筹划了这一次反军阀的运动。他认为这个斗争就是许久以来大家所宣传、发动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官僚强权、反对卖国政府的斗争；就是爱国运动和改造社会运动的一项实际行动，也是对付和改造当时湖南环境的一个必要的行动。
苏联政府于1919年7月25日发表第一次对华宣言，那里面声明，苏联政府“……宣言废止一切中俄及其昔日之联盟国所订之秘密条约……将俄皇政府自行掠取或与日本及联盟国共同侵夺者，概行交还中国人民……愿将中国中东铁路及租让之一切矿产、森林、金产及其他各种产业，由俄皇政府……等侵占得来者，一概无条件归还中国，毫不索偿……放弃庚子赔款之俄国部分……废弃一切特别权利，及在中国境内之俄国贸易区”。
“如中国人民愿取得自由，一若俄国人民之有今日，并愿免蹈使中国成为第二朝鲜或印度之……命运，则愿其了解，足以作为其在为国家自由而奋斗中之联盟与兄弟者，舍俄国工人农民及其赤军而莫属”。
这个宣言最初被反动派严格地封锁，但终于到达了中国人民的耳目，大受国人的欢迎。人们对十月革命，对新的俄国，同时对社会主义发生了巨大的兴趣。
毛泽东后来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里正确地也形象地指出了十月革命对中国人民最伟大的意义：“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19世纪40年代就已形成了的马克思主义，经过70多年之久，来到了中国。这是中国人民的福音。
当毛主席第二次来到北京的时候，热心地寻找和贪读了一切那时能找到的关于苏俄和马克思主义的书、报。他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这本共产主义的经典著作，和当时由外国文翻译成中文的“阶级斗争”，以及一本“社会主义史”几种书。这些读物的数量虽然很少，却给一贯好学、善于精读、勇于追求和承认真理的毛泽东以很大很深的影响。第一次在北京时毛泽东已经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现在更建立了他对这个伟大学说的完全的信仰。从这时起他就毫不犹豫地、大踏步地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大道。
照“留法勤工俭学”的办法，毛泽东这时非常热衷于留俄，写信给新民学会留在长沙的朋友们，计划组织“赴俄勤工俭学”……但他自己当时仍坚持暂不出国，愿意在国内自己研究各种学问，特别是对中国的情形加以实地的调查、研究，并以长沙为基地。
1920年4月，毛泽东同志由北京来到上海。除作驱张的工作及普遍的反军阀运动外，他和那时在上海发起组织马克思主义学会的人们密切地联系。这个学会于1920年5月成立，在上海设总会，在北京、湖南、广东……等地设分会。“新青年”杂志改为马克思主义学会的机关刊物。
在上海，毛泽东同志又特别研究了改造湖南和在湖南开展民主革命运动、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以及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等等问题。
1920年的夏天，这时在理论上和行动上已经成为了坚决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毛泽东回到了长沙。
第一部分第5节 萧三回忆“五四”（5）
在这时期毛泽东在长沙作革命活动的范围一天天更加扩大，更加多方面，更加深入了。
为了有一个立脚点，要有一个社会职业。毛泽东于是受聘作了湖南省立第一师范附属小学的主事（即校长）。同时他兼作第一师范校友会（包括已毕业的旧同学）的会长。不久以后他又破例地（师范毕业就教师范）被聘请作了第一师范一个班级兼任国文教员。
从1920年夏天起毛泽东在长沙进行了一连串的社会的——政治的活动。
首先是恢复湖南学生联合会的公开活动。
接着就作湖南自治运动——将湖南造成一个较好的环境。
张敬尧被驱逐出湖南之后，湖南人民很希望和平，希望从此再不受北洋军阀的统治和蹂躏了，而由湖南人自己来管理自己的事情。谭延、赵恒惕利用这种民情，投机地宣布“湖南自治”，并且提出中国“联省自治”的主张。但这完全是统治阶级的一种欺骗政策。因此“湖南全体学生终止罢课宣言”里便警告人们说，湘局虽侥幸解决了，但将来的困难还很多，我们“当用自决的精神来创造一切环境……应有彻底的觉悟……凡事须靠自己，不再做无谓的周旋，向老虎嘴里讨食……”
为了一面组织和扩大人民的民主运动与革命力量，一面揭破统治者欺骗政策的本质，毛泽东约集了一些朋友和新闻界、教育界人士发起成立一个“湖南改造促成会”。这个会主张废督裁兵，建设民治，希望谭、赵“亦自认为平民之一，往后举措，一以三千万平民之公意为从违……钱不浪用，教育力图普及，三千万人都有言论出版之自由……”
毛泽东曾归纳这个运动的总的方针和口号是：“由湖南革命政府召集湖南人民宪法会议制定湖南宪法以建设新湖南。”
同时毛泽东继续他的新闻政论工作。他在长沙的一家报纸上一连发表了十篇文章，评论湖南自治运动。这些论文引导人民要求真正的民主，主张由人民（工人、农民、商人、学生……），自己来讨论和制定“省自治法”和“湖南宪法”。
中国古代有句名言：“坐而言，起而行。”毛泽东同志就正是又“言”又“行”的人。而且他的行动总是和群众密切联系的。这时期他除发表论文外，发动、组织湖南各界各人民团体集会讨论改造旧湖南、建设新湖南的问题。10月10日“国庆节”又举行了万人的游行示威，喊出“召集人民宪法会议”、“建设新湖南”的口号；扯下过时了的、军阀官僚的代表机关旧省议会的旗帜……
不久之后，赵恒惕推倒了谭延，取得了湖南政权，仍然在“湘人治湘”的口号下，制定什么“省宪”。
毛泽东还在“省宪法草案”发表时，就在报纸上写文章，公开批评它。他着重指出，这个“草案”的最大缺点之一是关于劳动的事项，如工人的工作时间、工钱、休假、教育、卫生等等以及组织工会的权利，根本没有规定。
他一面批评这个“省宪”，这种“自治”，一面又发动下层群众，利用统治阶级这个虚伪的、为自己谋利益的假幌子，作有益于劳苦人民大众的事，拿它作为进行合法斗争的工具。这正如古语说的、“以子之矛，刺子之盾”，使得统治者无话可说，不然就把他虚伪的面目完全揭破。
毛泽东刚从上海回到长沙后的一项有很大意义的活动，就是和一些同志共同发起，成立一个“文化书社”，在全省大量推销各种新的书报。他吸引一些名流参加这种事业。这个书社在推动新文化运动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工作上有过很大的作用。后来这书社成了共产党的一个机关。
与此同时，毛泽东同志组织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参加这个会的有新民学会的会员，湖南学联的干部，个别进步的教员。会员都读“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书，研究俄国革命、第三国际状况等等，经常开会讨论，并结合中国的湖南的革命实际。这样，毛泽东同志使得团结在他周围的人们认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无产阶级和其政党——共产党在革命中的领导作用。
8月间，毛泽东同志又联合一些同志和教育界的进步人士组织“俄罗斯研究会”，发起留俄勤工俭学运动。在这个运动的影响下，湖南的一些青年到苏联留学去了（其中有任弼时、肖劲光等同志）。
10月毛泽东同志在湖南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许多新民学会的会员入了团。此后新民学会便逐渐结束了。会员中间也起了分化；少数人落伍了，个别的后来且成了反革命者；但大部分始终前进的分子，在毛泽东同志的影响与领导下，从事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改革的活动，成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