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阳如血-长征前后内幕大写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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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阳如血-长征前后内幕大写真- 第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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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罗明未加思索,开口就搬出了毛泽东。

“我们是按毛主席指示搞的。”见博古有些茫然,罗明赶忙解释:“就
是毛泽东同志的指示,省委开过会决定的。前敌委员会主要领导开展闽西的
游击战争。。”

“游击战争?”博古又皱了一下眉头,他显然不高兴听到这个词,更不
满连省一级领导干部都这么热衷于毛泽东的一套。临时中央早已推行新战争
原则,即进攻路线,下面却还这么津津乐道游击战争。

“你对中央新的指示精神有什么意见?”博古又问道。他没有具体指哪

一方面的新指示精神,以为这早已是尽人皆知了。
罗明有点摸不着头脑,支吾着:“新精神?。。还没有听到传
达。”
博古颇为不悦。堂堂一个省委书记竟然不知中央最新指示的精神。
“你对当前的斗争有什么看法,我们应该怎样领导这场斗争?”博古又

问了一个模棱两可的问题。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回答,即共产党与国
民党的斗争,或共产党内部两条路线的斗争。显而易见,博古是指后者。这
能检测一个人的政治嗅觉是否敏感,立场在哪个位置。

罗明未能领会年轻上级的真正含义,脱口道:“苏区的革命战争要和白
区的斗争结合起来,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革军委关于抗日、民主、停止进攻
苏区三个条件很明确。我们要同各党派、各军、地主要力量联合起来,共同
抗日。。”

“好了,好了。”博古摆摆手,很不耐烦:“不谈了,吃饭罢!”
罗明与中央总书记的第一次会晤,第一次谈话不欢而散。罗明给博古留
下了深刻的印象:太右!
不久,一道命令从瑞金传到福建省委,要罗明立即纠正错误,彻底改变

“退却主义”的游击战术,执行中央新原则的进攻路线。
福建省委和罗明未执行博古的进攻路线。
博古到瑞金后,正值第四次反“围剿”决战时刻,为了实行进攻路线,

变被动为主动,临时中央提出了“扩大百万红军”的口号。

命令如山倒。整个中央苏区扩红运动热火朝天。罗明领导的闽西苏区被
硬性分配了3000~5000 个扩红指标。由于时间紧迫,杭永岩地区被迫把各
县、区独立团、营、连,连人带枪编送到主力红军。

地方武装全给拉走了,一时来不及补充,敌人乘机大举进攻。闽西苏区
又被敌烧杀劫掠,损失惨重,群众产生了很大的恐慌情绪。闽西苏区干部群
众对这种改编地方武装,扩大主力红军的做法,意见很大。


针对闽西的实际情况,1933 年1 月21 日,罗明在新泉给省委写了一封
信,即《对工作的几点意见》。接着又写了《关于杭永岩情形给闽粤赣省委
的报告》,由省委转呈中央。

不约而同,闽西新泉县委书记杨文仲,也给省委写了封意见信。

罗、杨的报告,省委很快呈送给了中央。

罗明、杨文仲的报告认为:要在闽西扩大主力红军,完成中央:规定的
任务是困难的,而只能扩大游击队。因为群众要保家乡,愿意参加游击队,
不太愿意参加主力红军离开家乡。群众这种低落的情绪,必须靠我们很艺术
地组织胜利的武装斗争来提高。

罗明强调说:“如果不抓紧我们最弱的这一点,集中比较多的力量,很
好地配合起来,发展武装斗争,那就请我们最好的领袖毛主席、项主席、周
恩来同志、任弼时同志,或者到苏联去请斯大林同志或请列宁复活,一齐到
上下溪南,或者到其他地方去对群众大演说三天三夜,加强政治宣传,我想
也不能彻底转变群众的情绪。”

罗明在信中建议:“把长汀东部、连城南部和新泉县打成一片。其目的
一是配合江西苏区向北发展,打破敌人‘围剿’;二是防止龙岩敌十九路军
向连城、汀州和瑞金进攻;三是巩固这个后方,使杭永岩不致陷于孤立。”

罗明在信中说:“我拥护、传达和贯彻了毛泽东同志关于建立、巩固和
扩大农村革命根据地及反‘围剿’斗争的各项指示。实践证明,毛泽东向志
总结的三次反‘围剿’战争的经验和关于第四次反‘围剿’的指示——广泛
开展游击战争,配合主力红军的运动战,使主力红军能集中优势兵力,各个
击破敌人——是完全正确的。杭永岩在第二次反‘围剿’时,受‘左’倾冒
险主义的影响,采取分兵把守的战术,以致被迫退出虎岗,就是活生生的教
训。在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中,闽西苏区认真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部署
工作,取得了许多胜利。1933 年1 月下旬,连城群众的游击战争配合中央红

军主力的运动战,在湘口消灭了由漳州经龙岩向连城进犯的国民党十九
路军一个旅,这也充分证明了毛泽东同志指示的正确。

“我们总结了五个月来杭、永、岩地区开展游击战争的情况和胜利经验,
其中主要的是运用游击战争的十六字诀,取得了三次较大的胜利。”

所谓十六字决,即“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这
是毛泽东在井冈山时的创造。

罗明的报告是公开写给省委、中央的,在组织程序上是合法的;报告和
意见的内容,也是实事求是的。所以说,罗明尽了一个党员、下级的应尽之
职责。然而,这些意见却与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大唱反调。博古无论如何也
不能容忍。

看了罗明的意见信,博古十分恼怒,在中央会议上说:“这是对革命的
悲观失望,是机会主义、取消主义、逃跑退却路线。可以说,这是一条彻头
彻尾的罗明路线。这条路线的形成,有其悠久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省委
要在组织上开展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

博古所指的“罗明路线”实质上是指“毛泽东路线”。慑于毛泽东的地
位、声望、影响和共产国际的态度,博古不便公开点毛泽东的名。

1933 年2 月,在博古的发动下,一场“反罗明路线”的斗争,在中央苏
区及邻近苏区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1933 年2 月15 日,中共苏区中央局作出了《关于闽粤赣省委的决定》。


《决定》指出:“省委是处在一种非常严重的状态中,在省委内的一小部分
同志中,显然形成了以罗明同志为首的机会主义路线。这条路线对于目前革
命形势的估计是悲观的,对于敌人的大举进攻表现了慌张失措。他们主张党
应该放弃这一苏区根据地,向着后方退却逃跑。这一路线甚至公开走向了取
消党,取消群众革命团体的取消主义道路。为此,中央局决定,在党内立即
开展反对以罗明同志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

2 月16 日,博古亲自到红军学校第四期毕业生党团员大会上作政治报
告,报告的题目为:《拥护党的布尔塞维克的进攻路线》。

博古宣称:“在我们党内(很可惜的,甚至在党的领导同志内),有一
部分动摇懦弱无气节的小资产阶级的分子,受着阶级敌人的影响,充分地暴
露了那种悲观失望,退却逃跑的情绪,以致形成他们自己的机会主义的取消
主义的逃跑退却路线,反抗党的进攻路线,妨害党的布尔塞维克的动员群众。
这个机会主义的退却路线最明显的代表者,便是福建省委的代理书记罗明同
志与新泉县委书记杨文仲同志。”

博古还号召:“每个中国的布尔塞维克应该团结在共产国际和党的进攻
路线的周围,用十倍努力,十倍坚定,十倍积极,勇取地去克服自己队伍中
的机会主义。。我们不仅是手拿枪支来保卫土地革命与发展苏维埃运动的战
士,而且是拥护党的进攻路线的坚决战士。今后我们将要更加坚决地更加积
极地为着党的路线而战

博占指责福建省委”‘是最有害的腐朽的自由主义”,“拥护党的路线
不彻底”,“完全成为机会主义退却路线的俘虏”,“多少感觉到罗明、杨
文仲等同志的错误,多少温和地批评了他们,东一点西一点,但是缺乏为拥
护党的路线而斗争的布尔塞维克的彻底性与坚定性,因此在实际工作中犯着
许多极严重的机会主义的错误。”

2 月20 日,少共苏区中央局也作出了《关于开展反对罗明路线斗争的决
议》,决定改组福建团省委,同时在苏区团系统内开展反罗明路线的斗争。

中央作决定,博古作报告,党中央机关刊物《斗争》登批判文漳,“反
罗明路线”轰轰烈烈、声势浩大,然而,作为这条路线“头头”的罗明,竟
然一点也不知道。发起这场斗争是突然的,中央没有人找罗明谈话。直至罗
明从新泉回到上杭,看到《斗争》上连篇累犊的文章,才大惊失色:党内开
展了一场批判自己的斗争。

接到通知,罗明匆匆赶回省委驻地汀州。

途中,恰巧遇到从汀州来的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张鼎丞。

罗明问:“鼎丞,我犯了什么错误,《斗争》都发表文章批判?”

“中央说我们犯了路线错误,说我们不扩大红军,只顾打游击战争。看
来,来势很凶,苏区中央局派人到了省委,说要亲自抓这场斗争。”张鼎丞
说。

罗明非常激愤。二人相对默然。罗明回到汀州,又得到通知,连夜赶往
瑞金进行检查。

罗明刚到瑞金,苏区中央局的几位负责人便找他谈话,批判他的“错误”。
罗明当然不服,据理力争,替自己和省委作了应有的申诉、辩解。

中央负责人洛甫(张闻天)找他谈话。洛甫说:“中央提出进攻路线,
你却唱反调,搞退却逃跑。”


“我没有逃跑。”罗明辩解道,“我提出成立前敌委员会,省委开会同
意的。我从汀州赶到最艰苦的边缘地区开展游击战争,怎么是退却逃跑呢?”

洛甫不容罗明分辩,说:“从路线上来说,就是退却逃跑。用辩证法的
观点看问题,过去打游击战争是需要的,现在再搞游击战争就是错误的了,
是地地道道的游击主义了。”

洛甫又把话题转到扩大红军上:“你说边缘县不能和中心区一样扩大红
军,这实际上是地方保守主义、狭隘经验论、富农路线。”

“这不是富农路线,这是我们永定县金沙乡贫农会议总结出来的,是贫
雇农血的教训。”罗明的声音有些激动,他不得不搬出列宁语录:“群众本
身的政治经验,这是一切大革命的基本规律。”

博古听说罗明居然搬出伟大导师列宁的语录来为自己辩解,非常恼怒:
“罗明懂什么马列主义!”

博古找到罗明,劈头就说:“你犯了路线错误,不深刻检讨,还

引用列宁语录来证明自己的正确!你读过多少马克思的书?读过多少列
宁的书?列宁是怎样论述富农的?这个道理你能说出来吗?”

博古接着说:“你们山沟里,有什么马列主义?马列主义,只能在大城
市无产阶级队伍中诞生。农村,只能产生小资产阶级,而小资产阶级与无产
阶级是格格不入的。你们的错误,就在这里。”说到这里,博古提高了嗓门:
“还有比你更高的领导干部,也犯了同样的错误!”

显而易见,博古指的是毛泽东。最不能令博古容忍的,就是罗明竟然将
毛泽东列为“最好的领袖”的头一位,并把毛泽东与斯大林甚至列宁相提并
论。

在博古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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