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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发电厂对我们采取的完全不同的态度，正反映了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矛盾感。多年来的孤立和过去几十年来的经济浩劫，确实使中国人急切地想与其他国家取得联系，虽然他们很不愿意自己被置于这些国家的标准之下来衡量，尤其是那些富裕国家在富起来以前自己都不奉行的环境标准。这些情绪最好放在中国更大的背景下去理解：古代的荣耀，受制于西方的耻辱，20世纪为实现现代化而不顾一切进行的努力——中国历史的这些方面都以煤为显著特征。
大约5000年前，当黄河沿岸的早期中国人停下他们狩猎和采集的步伐，把他们新石器时代的工具砸入松软的泥土，并开始耕种时，世界上最早的文明之一就在这里扎下了根。在一千年里，中国人把农场开辟到了降雨量容许范围内的最北部；再往北，就只有未开化的游牧民族能生存了。就这样，气候限定了文明的北部边界；长城正是中国用来加固干燥和湿润、稳定和动荡之间天然界限的办法。
气候不仅划定了中国文明的边界，而且促成了它最显著的特征：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即使在长城以南，降雨量也是很不稳定的，因此中国总是在干旱和洪涝这对灾害的争斗中挣扎，数百万人为此付出了生命。在中国神话里，公元前2200年前后，有个人物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这种灾难，于是他建立了第一个朝代。大禹——半是神，半是水利工程师——在人类和水之间寻找到了平衡点，使得人们可以通过修筑水坝、运河和灌渠来进行耕种。（神话中说，还可以通过跳一种特殊的舞来控制洪水。）
几千年来，中国的现实君主们在建筑和维修大量水利工程方面负有重要的责任，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发动了大批大批的人力。对于皇帝来说，这是很大的赌注：如果不能控制洪水和干旱，他的统治权力就有可能失效，他的王朝也面临着灭亡的危险；如果能成功控制，那么就会有好的收成和源源不断的税收。而中国的君主们在这方面往往是成功的，因此中国以令西方咋舌的速度繁荣发展起来。
诚然，在大约14世纪，旅行家马可·波罗（Marco Polo）写了他那本著名的书，向他的欧洲同乡们描述中国的种种奇迹，但人们普遍认为他在撒谎。中世纪的欧洲还无法相信他所描述的中国庞大的城市、壮观的运河、无尽的财富，以及复杂的统治体系。在他描述的较小的奇异事物中，有这样一段：
在（中国北方的）这个省，到处都能看到一种黑色的石头，它们在山上呈叶脉状分布，人们把它们挖了出来。一旦被点燃，它就会像木炭一样燃烧，并且能比木材更好地保持火焰；因此，可以在晚上把它保存起来，第二天早上它仍然不会灭。这些石头不发光，只是在刚刚点亮时发出一点点微光，但是它们燃烧时能释放出相当多的热量。
这个国家确实不缺木材，但是大部分居民太讲究了，他们拥有无数火炉和浴室，而且不停地加热着，因此木材还是供不应求。几乎每个人都是一周至少洗三次温水澡，冬天则是每天洗一次，只要条件允许；不论地位高低、财富多少，每个人都在家里拥有自己专用的浴室。如此消费下去，不久木材就会出现短缺；但是这种石头却是充足的，而且价格更便宜。
在当时，煤已经出现在英国的工业中，但是来自意大利热那亚的马可·波罗，却显然对煤毫不知晓，并没有给这种神秘的石头起名字。
英国和中国用煤的历史有很多类似之处，但中国领先了好几个世纪。在6000年前的石器时代，中国东北部的人们就开始使用煤了。早期的中国人，就像后来入侵英国的罗马人一样，之所以珍视煤，不是因为它能帮他们度过寒冬，而是因为他们觉得它很漂亮。显然，他们忽略了色泽黯淡、更易燃的地上煤层，因而找出只是一些稀有且可雕刻的煤玉片。在中国一个历史悠久的地方，出土了一些削尖的物品，技艺纯熟，看上去很像黑色的小高尔夫球座，考古学家们认定它们是新石器时代“能发出刺耳声音的装饰物”。公元前3世纪，在中国大部分地方，煤玉雕刻都是一种繁荣的家庭手工业。
可能就是在那个时候，中国人首先开始燃煤。于是，他们悄悄地成了第一个用从远古时期就一直埋藏在地下的太阳能来满足日常需要的人类社会。这个复杂的社会及其经济给马可·波罗带来了强烈的震撼，而在它们发展和成熟的过程中，这种新能源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
在主要依靠木炭来大规模制铁方面，中国比西方早了不知多少年。一本公元前120年的中国课本就已经开始抱怨冶金术对森林的破坏，而英国直到17世纪才提起这个问题。（有趣的是，这本中国课本还哀叹古代质朴精神的沦落和工厂的过多涌现。）大约11世纪，当制铁厂鼓风炉周围的森林砍伐越来越严重时，中国采取了与后来英国相同的办法来解决这一问题：探索如何把煤的杂质烘烤出来，形成焦炭。于是，中国的鼓风炉从森林遭到破坏的山顶迁移到了煤田，从此，制铁工厂继续大肆扩张。
当英国在18世纪开始用煤制造便宜的铁时，这个国家的城市化和工业化也开始加速。当美国在19世纪这样做时，东部各州的工业化开始起飞。当中国在11世纪这样做时，类似的事情也发生了：即使在那样一个离机械化还很遥远的时代，煤和铁仍然促进了工业的发展，那种发展的规模是世界上前所未有的，甚至在英国工业革命爆发之前都是无可匹敌的。11世纪中国的鼓风炉是由私营工厂主经营、由数百名工资劳动者操纵的；它们以焦炭为燃料，每年辛辛苦苦地生产出数千吨铁。当时，一个小地方的炼铁厂就能出产35000吨生铁，比英国18世纪早期的产量还高。一项大型任务需要雇用将近3000名工人，其中包括至少700名矿工。
中国工业出现这种空前的盛况，是在著名的北宋王朝，从960年到1125年，当时欧洲还处于蒙昧时代。北宋的都城是开封，一个非凡的城市，如今却已几乎被历史遗忘。用一位西方历史学家的话说，它是“一个多功能的中心城市，19世纪之前的任何一个大都市可能都赶不上它”。开封拥有上百万居民，包括至少15万人的军队。
北宋王朝在统一过程中使用了大量靠煤熔炼的铁。1084年，政府拿出了35000支剑、8000枚铁盾和1000根铁枪，所有这些都只是为了保卫一片领土。仅是两家兵工厂，每年就生产32000套铁甲，分三种型号标准。都城附近的弓箭厂每年生产超过1600万件弓、箭和钢铁箭头。朝廷还雇请100名工匠制造“斩马剑”，以防御不断入侵的北方游牧民族。
保证开封居民的供应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11世纪早期，开封人的燃料仍然是木炭，不过它已经越来越贵了。1013年，朝廷开始由政府半价供应木炭；据说，人们疯了似的涌去购买木炭，几乎挤出人命，政府不得不派出军队维持秩序。最后，开封的市民们也步工厂的后尘——开始燃煤。据说，12世纪早期，煤已经相当流行，没有人再烧木头。开封完成了比它小得多的伦敦在500年后才经历的进程。
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尽管不断有外敌入侵，但中国在科技方面依然非常繁盛。到了15世纪中期，正当西方国家准备探索并开发更广阔的世界时，中国却关起了国门，限制与外国通商和往来。由于集中力量抵御来自北方和西方的陆上侵略，中国强大的海军衰落了。与外国人做生意的商人，一经发现就会被处死，一时间，学习外语或者教外国人学汉语都成了违法的事。历史学家们往往认为，中国之所以失去这么多世纪以来具有的领先地位，就是因为这种闭关锁国的做法所导致的孤立。不论中国衰落的原因是什么，当西方人在17世纪再次光顾中国时，力量的均衡已经与马可·波罗时代完全不同了。
无疑，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比中国拥有更多的煤矿工人和煤矿。1996年，有5百万中国人开采煤矿，其实他们都是秘密地开采。在同一时代的美国，有大约90000名矿工，而他们的采煤总量与中国矿工相同。当然，之所以出现这种不等关系，是因为中国的矿井更多依赖的是廉价劳动力，而不是昂贵的机器。除了许多大矿井之外，中国还有数以万计的小矿井，每个小矿井只雇用很少的矿工。*这些小矿井比大矿井更致命，它们本身就很危险。1991年是最糟糕的一年，有10000名中国煤矿工人在事故中丧生。而美国，在最糟糕的1992年，死于矿井事故的矿工人数是51人。
在前往鄂尔多斯的一个中国小矿井时，我还不知道这些统计数字，但是那里显然不是个安全之地。简和我去参观的那天，裹挟着沙砾的风不停地刮着，我几乎睁不开眼睛，过了一会儿，只觉沙子在我嘴里咯咯作响。从远处看，那个矿井只是一个细长的平台，就像从山腰伸出的一个角。平台用粗略砍下的细原木建成，这些原木是从某个依然有树木生存的遥远的地方运来的，在这个平台的尽头，一面红旗在一根木杆上猎猎飘舞。平台顶端铺着两条金属轨道，一辆运煤车在轨道上移动，然后消失在矿井口里。
我们跟着轮班管理员走进矿井入口。隧道很矮，我们进去的时候不得不弓着身子；由于有很多沙子和煤灰，地面很滑，我们爬下去的时候得扶着点儿什么才行。我原想伸手抓住用木头不规则地排列而成的薄薄的天花板，但考虑到矿井上面的山的重量，我还是抠住了冰冷的石壁。隧道越来越窄，我们不得不在黑暗中小心翼翼，以免踩到缆索，它们就铺在我们脚踝旁边，有时在把煤车送到前面更低的隧道里时，它们会向左或向右拐个弯。这种煤车以及驱动它前进的简单发动机，是机械化的惟一痕迹，却也是一种潜在的威胁。当我们在隧道里时，如果煤车的运行信息出错，那么我们就无法使它停下，也无处躲避它。快要到井底的时候，我们的向导认为我们已经走得够远了，于是我们开始手脚并用地往上爬，向着那一小块光亮，也就是我们来时的出口。能在地面上而不是在地下采访矿工，让我感到很满足。
那天，后来矿工们陆续收工的时候，我们已经等候在那里。一些矿工虽已筋疲力尽，但出于对我的到来及我的兴趣的困惑，他们仍愿意向我描述他们的工作。我得知每一班大约有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