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疑对诗人们的创作起着重要的作用。如果说中唐以前诗人们集子中大量的观妓诗常有逢场作戏、自作多情等成份，那么中唐时期出现的相当数量的“送妓”、“赠妓”、“别妓”、“怀妓”、“悼妓”诗则倾注过较为深挚的感情交流，其中不乏有血有肉的名篇佳作，比如白居易的《琵琶行》、杜牧的《张好好诗》等。
李煜像
杜牧一生风流自赏，问柳寻花，他几首有名的绝句，大半都是青楼妓女的歌咏。《张好好诗》、《赠别》是其代表作。杜牧于大和三年（829）在洪州江西观察使沈传师幕中任职时初识歌妓好好，七年后，他以监察御史分司东都，在洛阳重见好好。感旧伤怀，感慨万千，杜牧忍不住流下落襟热泪，写成了《张好好诗》这道短歌：
君为豫章姝，十三才有余；
翠茁凤生尾，丹叶莲含跗。
高阁倚天半，章江联碧虚；
此地试君唱，特使华筵铺。
主公顾四座，始讶来踟蹰。
吴娃起引赞，低徊映长裾。
双鬟可高下，才过青罗襦。
盼盼乍垂袖，一声雏凤呼。
繁弦迸关纽，塞管裂圆芦；
众音不能逐，袅袅穿云衢。
主公再三叹，谓言天下殊。
赠之天马锦，副以水犀梳。
龙沙看秋浪，明月游东湖。
自此每相见，三日已为疏。
玉质随月落，艳态逐春舒；
绛唇渐轻巧，云步转虚徐。
旌旆忽东下，笙歌随舳舻。
霜凋谢楼树，沙暖句溪蒲；
身外任尘土，樽前极欢娱。
飘然集仙客，讽赋欺相如。
聘之碧瑶佩，载以紫云车。
洞闭水声远，月高蟾影孤。
尔来未几岁，散尽高阳徒。
洛城重相见，绰绰为当垆。
怪我苦何事，少年垂白须。
朋游今在否？ 落拓更能无？
门馆恸哭后，水云秋景初。
斜日挂衰柳，凉风生座隅。
洒尽满衿泪，短歌聊一书。
诗的第一层，描写张好好早年以色、艺娱人的生活情景；第二层，写张好好被沈传师纳为妾；第三层，写洛阳重见张好好，感慨万千。全诗极其情真意婉，余韵不尽，虽不是巨制，也不失为言妓佳作。
青楼名妓与文学艺术的关系青楼名妓与宋词（1）
二青楼名妓与宋词
词是由诗发展而来的一种音乐文学，它上承于诗，下衍为曲，既有文学特征，又具音乐性，跟古代配乐的“乐府诗”可以歌唱是相类似的。所以词在宋代也曾被称为“乐府”，如苏轼的词集题名为《东坡乐府》、杨万里的词集题名为《诚斋乐府》等；而为了区别于古乐府，有时则称做“近体乐府”，如欧阳修的《欧阳文忠公集》中有词作三卷，题为“近体乐府”。另外，也有把词称为“乐章”的，如柳永的词集题名《乐章集》、洪适的词集题名为《盘洲乐章》等，从中可见它的音乐性质。
杨广像
关于词的起源，历来有种种说法，但词由民间转入士人手中，即被正式引入文坛，是经历了一个从所谓“俚俗”到“文雅”，从不多曲调到曲调繁多的过程的，其间青楼名妓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叶嘉莹《唐宋词十七讲》认为：词“本来是歌筵酒席之间，交给那些美丽的歌妓酒女去传唱的歌词，所写的是男女爱情相思离别的内容。”士人之作词，或应歌者之请，或为赠妓而作，且多以歌者作为词中抒情主人公，并由歌妓演唱士人赏听，从而完成整个创作演唱接受鉴赏的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歌妓具有充当中介的条件，因此在词乐结合、词的传播、词的创作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一）词乐结合的中介
词是伴随隋唐燕乐的发展而兴起的，是一种诗乐结合的新型诗体。“词在最初的阶段，本与音乐发生密切的联系。他是一种合乐的给人歌唱的辞句。后来经许多人的创作开拓，内容日广，体制日繁，虽也有许多完全离开音乐而成为一种只是文学的作品，而词的音乐性并没有损伤，大部分的词都是可歌的。柳永、周邦彦、秦观的作品，固不必说，就是欧阳修、苏东坡的词，可歌的也还不少”（刘大年《中国文学发展史》下卷，第71页，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两宋词集，或称“乐章”，或称“歌词”、“寓声乐府”、“近体乐府”、“歌曲”、“笛谱”等等，正可见它的音乐性质。因而，词的传播往往离不开好妓好歌喉的传唱。
歌妓也的确具有充当中介的条件，一是她们姿色出众，能够赏心悦目；二是她们歌舞娴熟，特别是对当时流行的燕乐新声的习练和掌握；三是她们与词人有着密切的关系，能够满足包括词人在内的士大夫所崇尚的生活情趣的需要。
（二）动态传播的主力
词的传播方式存在着两种基本的范式，即以书面文字为媒介的静态传播和以歌妓“唱词”为中介的动态传播。歌妓无疑是动态传播的主力，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即时传播，歌舞一体
宋代虽与外患相终始，但始终是沉溺于酣歌醉舞的氛围中，北宋的汴市，南宁的临安，为两个极度繁荣的大都市，在君臣上下奢侈淫靡的生活中，在文人学士挟妓唱词的浪漫中，在市民阶层享乐意识的盛行中，词的实用功能愈是广泛，词的动态传播愈是迅速，词人和作品也愈是增多了。
晏殊是宋初词坛的领袖。他的词，深思婉出，风韵绝传，一扫其台阁重臣的面孔，呈现着词人的真情本色。他有《珠玉词》一卷，约120余首。叶梦得《避暑录》说：
元献公性喜宾客，未尝一日不宴饮，每有嘉客必留。亦必以歌乐相佐，谈笑杂出。……稍阑，即罢遣歌乐，曰：汝曹呈艺已遍，吾当呈艺。乃具笔札，相与赋诗，率以为常。
他爱宾客，爱歌乐，他的珠玉一般的小词，就产生在这个酒后歌残的艺术浪漫的环境中。张先《碧牡丹》词曰：“步帐摇红绮。晓月堕，沈烟砌。缓拍香檀，唱彻伊家新制。”词中所写即是歌妓在晏珠招待张先的宴会上，歌唱晏殊新词的情景。
欧阳修在政事余暇，蓄妓听歌，宴饮游赏，享风流旖旎之乐，故创作亦多男女欢爱、春愁闺思，与花间词亦多相近。
北宋词人对花间词持欣赏态度，并积极模仿学习，加上晏殊、欧阳修等皆居朝廷要职，更扩大了花间词的传播范围和影响深度。它是通俗歌曲，曲辞俱美，加上歌妓的表情、动作、交际应变能力，还常以琵琶、笙、笛、拍板等乐器相伴，往往使“应酬”场合的唱词，歌舞一体，声情并茂，悦人耳目，接受者（受传者）得到感官上、精神上的享受。尹鹗《清平乐》词描写得便栩栩如生：
芳年妙妓，淡拂铅华翠，轻笑自然生百媚，争那尊前人意。酒倾琥珀杯时，更堪能唱新词，赠得王孙独处，断肠一搦腰肢。
听、观赏的传播方式，比之诵、读的传播方式，更具表现力和冲击力，更能感染观赏者，并可沟通作者和观赏者的感情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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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楼名妓与文学艺术的关系青楼名妓与宋词（2）
〈2〉依声填词，音律谐婉
最初唐人绝句入乐，乃是先有诗，然后配以乐；而词的特点，却是“由乐定词”，即按照歌谱的长短、节奏来填上歌词。王安石就说：“古之歌者，先有词，后有声，故曰‘歌永言，声依永’。如今先撰腔子后填词，却是永依声也”（赵德麟《侯鲭录》卷七）。具体而言，要依乐段分片、依词腔押韵、依曲拍为句、审音用字、选声择调，其目的则是为了能够适合歌妓的歌唱。这就促使词人“倚声填词”时，不仅力求文辞优美，且更要兼顾音律谐婉，并主动去学习新的东西，以提高自己的音乐修养。柳永（约987—约1053），字耆卿，初名三变，福建崇安人。在宋词的发展中，柳永功不可没。如果说，晏珠、欧阳修等诸家所走的是歌词之逐渐诗化的历程，那么，柳永所走的却正是“词”之真正以歌曲性质为主的，与当时俗乐更密切结合着的，一种更为通俗更为真切也更为写实的途径。当晏、欧等贵族词人还在徘徊花间、流连樽前、醉心于典雅文华的小令创作的时候，沦落下层的浪子词人柳永便开始以慢词长调的体式另创俗词，别制俚曲了。关于“慢词”的起源，吴曾《能改斋漫录》云：
词自南唐以来，但有小令。其慢词起自仁宗朝。中原息兵，汴京繁庶，歌台舞榭，竞赌新声。耆卿失意无聊，流连坊曲，遂尽收俚俗语言，编入词中，以便伎人传唱……
慢词之兴始于柳永的说法，由此开始。其实不然，早在唐代的俗曲中，便已经有慢词的歌曲了。王灼在《鸡漫志》中就曾经说：“唐中叶渐有今体慢词。”后来敦煌所发现的《云谣集》中就有很多都是慢词长调的曲子。柳永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以歌词作为他与歌妓、市井文化联结的纽带。用铺陈的长调、通俗和坦率的语言，来叙写市井间歌妓舞女之现实的感情和生活；二是敢于采择俗曲的开放精神。在创作时大量吸取民间“新声”，“尽收俚俗语言编入词中，以便伎人传习”（宋翔凤《乐府馀论》）。因此，柳词声律谐美，极易上口，“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杨湜《古今词话》“柳永”条）；三是词牌调的开拓创新与层次上的铺叙之详。北宋初的词人，如晏殊、欧阳修等，只用《渔家傲》、《玉楼春》、《浣溪沙》、《破阵子》等少数几个牌调，而柳永《乐章集》中的牌调比任何人都丰富：《雪梅香》94字，《八声甘州》97字，《玉蝴蝶》99字，《雨霖铃》103字，《望海潮》107字，《夜半乐》144字，《戚氏》212字。
南宋犹存唱词之风。张炎《词源》记载其父张枢“每作一词，必使歌者按之，稍有不协，随即改正”。歌妓在其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妙在歌者上下纵横取协尔”（据《词品》卷一），协调字声关系、词乐关系，从而能促使歌词与音乐的完全相融。
〈3〉代歌妓言情，写女性心绪
陶慕宁在《青楼文学与中国文化》中说：“研究宋代士人的心态，单看诗文小说是难以窥其真相的。必须结合他们的词，了解他们同妓女的关系，才庶几可以触摸到深层的律动。”此话说得很有道理。词人与歌妓的交往，大多在秦楼楚馆、酒席宴上。创作的目的，是供歌妓歌唱之用的，所以，词人便以“男子而作闺音”（田同之《西圃词说》），以歌妓的身份、口吻、感受来写词，所表现的情感、心绪和灵魂私语，都是在模拟歌妓。从这些“代歌妓言”作品中，流露出的女儿声音并非是一种假像，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女性话语、市民意识和市井文化精神，这实在是文学创作的一种特殊现象。
柳永将词由上流社会带到市井勾栏，渗进了市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