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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推行新殖民主义方面，以美国最为积极，最为狡猾。美帝国主义用新殖民主义的武器，力图把其他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攫为己有，建立自己的世界霸权。
这种新的殖民主义，是更阴险、更毒辣的殖民主义。
请问苏共领导，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说消灭殖民主义已经进入“完成阶段”了呢？
苏共领导为了给自己的谎言辩护，竟然想从一九六○年声明中寻找帮助自己的借口。他们说，一九六○年声明不是说过殖民体系迅速瓦解吗？可是，声明指出的旧的殖民制度迅速瓦解的论点，并不能给苏共领导散布的殖民主义消失的论点帮什么忙。声明明确地揭露了：“美国是现代殖民主义的主要堡垒”，“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者，拚命用新的方法和新的形式，保持对原殖民地人民的殖民主义剥削”，他们“企图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把经济控制和政治影响的命脉保持在自己手里”。在这里，声明揭露的东西，恰恰是苏共领导力图掩饰的东西。
苏共领导还制造了一个“理论”，说什么民族解放运动进入了以所谓经济任务为中心的“新的阶段”。他们认为，“从前，斗争主要是在政治领域展开的”；现在，经济问题已经成了“中心任务”和“进一步发展革命的基本环节”。
民族解放运动是进入了新的阶段。但是，这个新阶段绝不是像苏共领导所说的那种“新阶段”。在这个新阶段中，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空前觉醒，革命运动空前高涨，迫切要求彻底肃清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在他们国家中的势力，争取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彻底独立。这些国家面临的第一位的和最迫切的任务，仍然是进一步开展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这个斗争，仍然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以及其他领域内剧烈地进行着。这些各个领域内的斗争，仍然集中表现为政治斗争，并且往往在帝国主义进行直接的或者间接的武装镇压的情况下，不可避免地发展成为武装斗争。新独立国家，发展独立的民族经济，是很重要的。但是，这个任务绝不能离开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
苏共领导的这种所谓“新阶段”论，同他们散布的所谓“殖民主义消失”论一样，分明是粉饰以美国为代表的新殖民主义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侵略和掠夺，掩盖帝国主义同被压迫民族的尖锐矛盾，企图麻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革命斗争。
按照苏共领导的“理论”，既然殖民主义已经接近消失了，既然现在民族解放运动的中心任务只是发展经济的问题了，那么，当然也就没有必要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了。这样一来，民族解放运动的任务，岂不是也就压根儿取消了吗？从这里人们可以懂得，苏共领导所说的以经济任务为中心的“新阶段”，原来就是不要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及其走狗的阶段，也就是不要民族解放运动的阶段。取消被压迫民族革命的药方
苏共领导根据他们的错误“理论”，给被压迫民族精心设计了一套包治百病的药方。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这套药方吧。
第一个药方，叫做和平共处和和平竞赛。
苏共领导经常把战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的一系列伟大胜利，都归功于他们所谓的“和平共处”和“和平竞赛”。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就是这样说的：“在和平共处的情况下，最近几年，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和各国人民争取民族自由的斗争都取得了新的重大胜利，世界革命进程顺利地发展着。”
他们还经常说，民族解放运动“是在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情况下，在两个对立的社会体系经济竞赛的情况下开展的”，和平共处和和平竞赛“促进各国人民摆脱外国垄断组织的经济统治的解放过程的发展”，能够对“全部资本主义关系”给予“毁灭性的打击”。
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实行列宁主义关于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的政策。但是，和平共处和和平竞赛，根本不能代替各国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所有殖民地和附属国要取得民族革命的胜利，首先必须依靠本国人民群众自己的革命斗争，而不能由任何别的国家来代替。
在苏共领导看来，民族解放革命的胜利，主要不是依靠各国人民群众自己的革命斗争，不是人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而是要在和平共处和和平竞赛中，等待帝国主义自然而然地垮台。这实际上是要被压迫民族永远忍受帝国主义的掠夺和奴役，不要起来反抗，不要起来革命。
第二个药方，叫做援助落后国家。
苏共领导把他们对新独立国家的经济援助的作用吹得天花乱坠。赫鲁晓夫同志说，这种援助可以使这些国家“避免新的奴役，推动它们的进步，促进内部过程的正常进行和加速，这些过程能够把这些国家引上通向社会主义的社会发展的康庄大道”。
社会主义国家根据国际主义的原则，对新独立国家给予经济援助，是必要的，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但是，怎么也不能说，这些国家的民族独立和社会变革，主要不是依靠本国人民的革命斗争，而仅仅是依靠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援助。
而且，老实说，苏共领导近几年来对新独立国家援助的政策和目的，是值得怀疑的。苏共领导在援助新独立国家的问题上，往往采取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的态度，损害这些国家经济的和政治的利益，因而败坏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名誉。至于苏共领导对印度的援助，更是别有用心的。在苏联给新独立国家的援助中，印度占第一位。这种援助，显然是为了鼓励尼赫鲁政府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连美帝国主义者也说，苏联这种援助“同我们的利益是很符合的”。
苏共领导还公开主张同美帝国主义一道来“援助落后国家”。赫鲁晓夫一九五九年九月在美国的一次演说中这样说：“我们和你们的经济成就将受到全世界的欢迎，整个世界都在期待我们两大强国去帮助那些在经济发展方面落后了数世纪的人民更迅速地站起来。”
看，现代殖民主义的主要堡垒竟然能够帮助被压迫民族“迅速地站起来”！而苏共领导竟然甘心与新殖民主义者为伍，而且引以为荣，这实在令人惊讶。
第三个药方，叫做裁军。
赫鲁晓夫说：“裁军就意味着裁减战争的力量，消除军国主义，排除武装干涉任何国家内政，彻底和最后地消灭各种形式的殖民主义。”
赫鲁晓夫又说：“裁军会创造必要的条件来大大扩大对年轻的民族国家的援助。世界军费总数为一千二百亿美元，如果从中拨出百分之八到百分之十用于这个目的，那末在二十年内就可以消灭世界上贫困地区的饥馑、疾病和文盲状态。”
为了揭露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扩军备战，我们一贯主张进行争取普遍裁军的斗争。但是，绝不能说可以通过裁军来消灭殖民主义。
在这里，赫鲁晓夫简直像一个神父在说教：全世界受苦受难的人们啊，你们有福了！等待着吧，等待着帝国主义放下武器，自由就会降临在你们身上，等待着帝国主义大发慈悲，世界上的贫困地区就会变成流着奶和蜜的乐园了……。
这不仅是幻想，而且是麻醉人民的鸦片。
第四个药方，叫做通过联合国消灭殖民主义。
赫鲁晓夫认为：联合国如果采取措施彻底铲除殖民主义制度，“目前身受外国统治所造成的侮辱之苦的各国人民，就会有摆脱外国桎梏获得和平解放的光明近景”。
赫鲁晓夫在一九六○年九月的联合国大会上的演说中说：“不由联合国来消除殖民主义管理制度，又由谁来消除呢？”
这句话问得实在离奇！在赫鲁晓夫看来，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革命人民不应该也不可能消灭殖民主义，要消灭殖民主义，就得指望联合国。
赫鲁晓夫在这次联合国大会上还说：“我们向西方各国人民的明智和远见，向他们的政府和出席联合国这次崇高的会议的代表发出呼吁：让我们来协调旨在消灭殖民主义管理制度的步骤，从而加速这个合乎规律的历史进程。”可见，赫鲁晓夫所说的指望联合国帮助，无非是指望帝国主义帮助的代名词。事实证明，至今仍然操纵在帝国主义手中的联合国，只能维护和增强殖民主义的统治，而不能消灭任何殖民主义。
总归一句话，苏共领导给民族解放运动开的药方，就是要人们相信帝国主义可以放弃殖民主义，可以把自由解放恩赐给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因此，一切革命理论，一切革命主张，一切革命斗争，都过时了，都不需要了，都应当而且必须取消了。反对民族解放战争
苏共领导所以这样千方百计地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放弃革命斗争，这是因为，他们虽然口头上说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和民族解放战争，实际上他们在革命风暴面前吓得发抖。
苏共领导有一个著名的“理论”，认为“一个小小的火星也能够引起世界大战”，而一打起世界大战，就是热核战争，就是人类毁灭。因此，赫鲁晓夫大声疾呼“在当代，‘区域性战争’是很危险的事”，“我们要顽强地努力，扑灭可能燃起战火的小火星”。在这里，赫鲁晓夫根本不区别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背弃了共产党人必须支持正义战争的立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十八年历史证明，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依靠他们的刺刀进行残暴统治和对被压迫民族的革命进行武装镇压的情况下，民族解放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这些大大小小的、连绵不断的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革命战争，打击了帝国主义战争势力，加强了保卫世界和平的力量，有力地阻止了帝国主义发动世界战争的计划。赫鲁晓夫大喊大叫为了和平必须“扑灭”革命的星星之火，拆穿了说，是借维护和平之名，行反对革命之实。
正是从这样的错误观点和错误政策出发，苏共领导不但要求一切被压迫民族放弃争取解放的革命斗争，要求他们同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和平共处”，而且同帝国主义站在一起，采取种种手段扑灭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革命的星星之火。
就拿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民族解放战争来说，苏共领导不但长期不予支持，而且同法帝国主义站在一起。赫鲁晓夫就曾经把阿尔及利亚民族独立问题，当作是法国的“内政”。他在一九五五年十月三日谈到阿尔及利亚问题时说：“我考虑到的首先是：苏联不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他在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七日接见法国《费加罗报》记者时又说：“我们不希望法国削弱，而希望它巩固它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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